國家社科基金作為我國目前唯一的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資助項目,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近日,我們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黃長著研究員,請他談談相關方面的問題。

　　記者:您主持過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重點課題和委托課題,結合您的經歷,請首先談談國家社科基金對學科發(fā)展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黃:由于國家社科基金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其立項課題和研究成果對學科和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著重要作用。西部項目和后期資助項目的實施,進一步拓展了資助的范圍,推動了學科和事業(yè)的發(fā)展。

　　以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學科為例,在1993年以前,由于沒有建立學科評審組,也沒有課題指南,各省市很少受理圖書館學情報學學科的項目申請。因此,在1987-1992這6年間,一共才立項12個課題,1992年連一項都沒有。但自從1993年建立學科評審組以后,項目申請數和立項數呈逐年穩(wěn)步上升的態(tài)勢。進入21世紀以后,我們這個“小”學科受惠于整個國家社科基金事業(yè)的發(fā)展,也獲得了相應的發(fā)展。特別是近年來,無論是申報數還是立項數都在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23個學科中排在中間偏前的位置。其成果對推動學科和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影響。

　　記者:能否根據您自己多年來參加國家社科基金課題評審的一些體會,談談填報項目申請書應注意的一些問題。

　　黃:首先要仔細閱讀當年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公布的課題指南。論證前注意做一些預備性工作,如相關領域研究現狀的國內外文獻調研;不要為申請而申請,一定要選擇自己有學術積累、有前期研究成果、熟悉該領域國內外研究進展,且自己最擅長和最有可能研究好的題目,不必扎堆兒去研究熱點問題;盡量與指南題目結合起來,萬一從指南中選不出合適題目,也不排斥自選課題,我們每年都留有一定的選擇空間,使那些學有專攻的學者的研究也有機會獲得資助;有些個人已完成或接近完成的研究成果,如果質量好,還可按規(guī)定申請后期資助。

　　認真論證是很重要的,應嚴格按申請表要求填寫,在論述研究現狀及自己的創(chuàng)新之處時,注意不要為了抬高自己而貶低前人或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確定完成的時間要留有一定余地,既要抓緊,又不可定得過死,以免到時完不成而不斷申請延期;要組織好研究團隊,注意知識結構和學科結構的合理性,跨地區(qū)的團隊不宜跨得過多、過大,以免增加組織工作的難度和工作量;應用對策性研究課題一定要重視實證性和可操作性,要重事實、重實踐,絕不能偽造數據,這是學者應有的學術良心和基本品質,不能違背,否則,研究的結果不僅不會有價值,嚴重的還會誤國誤民。

　　還要處理好大題目與小題目之間的關系。選擇題目不宜過大,要自己能夠駕馭。作為國家一級的基金,大題目和宏觀性的研究不能沒有,但似應控制在一個很小的范圍,比如重點或重大課題。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到90年代初,我曾經有機會與老一輩知名學者如季羨林先生、許國璋先生、王佐良先生、王宗炎先生等一起評審國家社科基金的外國語言文學項目,他們幾乎是無一例外地對那些大而無當的題目持否定態(tài)度。著名老一輩語言學家丁聲樹先生提倡的“雄獅搏兔”的精神,說的也是這個道理。我們在申請課題時是不是也應堅持呢?

　　記者:作為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圖書館·情報與文獻學學科規(guī)劃評審組組長,您對于評審工作有何希望和建議?

　　黃:從評審專家這方面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秉持公正原則,堅持學術自覺。對那些與自己學術觀點不一致的申請,更不要輕易否定,在學術上要有容納不同觀點的思想境界。這一點在通訊評審中尤其顯得重要,因為評審專家無法與其他專家交換意見,大筆一揮,就有可能左右申請人的成敗。

　　關于評審工作,目前初評采用匿名通訊評審(盲評)的辦法其實是一種利弊互見的辦法,總體上是好的,也是國際上采用的一種通行的評審方法。它的最大優(yōu)點是可以減少評審中的人為因素,從而增加評審的客觀性。但經過幾年的實踐,我們發(fā)現它也有一些缺陷,比如可參照的要素很少(團隊的結構和研究力量強弱不清楚;研究基礎如何不清楚,等等),不利于做出綜合判斷�，F在增加了一些要素,但又容易從匿名走向半匿名甚至公開,因為有專家告訴我,只要按某些要素在網上一搜索,就能基本準確地知道誰是申請人,圈內專家甚至不上網搜索也能猜出幾分,真是兩難!

　　更重要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時選擇真正的同行專家很困難,于是不能完全排除非同行專家評真正的專家的可能。如果五個專家中有兩三個人都是這種情況,那就可能出現好項目被埋沒的現象。這是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建議可否適當增加上會復審的項目數量,以使復評時選擇的余地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