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大學高丹盈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原文化發(fā)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研究》（項目號05&ZD038），最終成果為多卷本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劉成紀、楊云香、王保國、史鴻文、談新敏、王慶梅、高代英、張敏等。

　　在中國文化的諸區(qū)域構成中，中原文化占有獨特的位置。這種特殊性表現在它與中國文化建立的直接關聯。按照傳統史家勾勒的上古史系統及三代至唐宋歷史的實然狀況，中華5000年文明史，基本上是圍繞中原逐步展開的歷史，傳統形態(tài)的中國文化基本上可視為從中原出發(fā)的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近代以來，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和現代史觀的形成，傳統的“中原中心論”一度成為學界反思或質疑的對象，但中原文化對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支撐和奠基作用卻仍然無法否認�；�于這種狀況，從中原出發(fā)研究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形成和現代發(fā)展，是該成果的重要方向，也是重建民族史觀的一次重要嘗試。同時，自近世以來，中原文化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南移北轉而逐漸衰弱，尤其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現代文明的侵入及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更使基于傳統農業(yè)文明的中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種背景下，中原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精神的關系，已經不再是孕育與被孕育的關系，而是反向哺育和重新塑造的關系。據此，該成果認為，從現代形態(tài)的中國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中找到新的精神支撐，是中原文化的現代轉換，甚至中國中部地區(qū)崛起的關鍵所在。

　　一、成果的主要內容

　　從中原文化研究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歷史形成，以中華民族精神反觀中原文化的現代轉型之路，是此項成果的基本思路。圍繞這一思路，該成果分為五部分：

　　1、探討中原文化的定位和理論邊界問題。中原文化是以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為中心的歷史文化形態(tài)。在中國歷史上，由于這里自上古至唐宋一直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謂中原文化，在某種程度上就代表著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文化研究中，它之所以長期沒有像荊楚、吳越、嶺南文化一樣被作為地域文化看待，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與中國傳統文化具有表意的重疊性。但是，就目前國內文化研究的態(tài)勢及中原地區(q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占據的位置看，它的地域特性明顯壓倒了作為國家文化的特性：首先，與傳統的單一文明起源觀不同，20世紀的考古發(fā)現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是多地域的。這種多元文明觀是對傳統中原文明一元論的解構，也為中原文化從國家意識形態(tài)向地域文化的下降提供了實證的依據。其次，中原文化是一個具有空間限定的概念，它只在一定地理范圍內有效。在中國歷史上，雖然它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但它從來不是中華民族的單一文化，而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比如，在漢民族內部，在某些歷史階段存在著與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的并置甚至對立；在漢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之間，它與北方草原文化等更是不可相互替代。第三，中國社會自北宋以來，政治文化中心徹底遠離了黃河流域，這一地區(qū)失去了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影響力。生活在現代中原地區(qū)的人民，一方面延續(xù)了中原文化的精神傳統，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中為其增加了新內容。這種現代意義上的中原文化，基本擺脫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重負，成為一個真正意義的地域命題。　2　、探討中原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系。該成果認為，中原文化雖然屬于地域文化，但其地域性明顯又與其他地域文化不同。它最值得重視的特點就是與中國文化形成的直接關聯。由于黃河泥沙的淤積和氣候等諸多便利的自然條件，我國中原地區(qū)自上古時期就形成了發(fā)達的農業(yè)文明，在諸地域中最先跨過了“文明的門檻”。由這種文明衍生的文化，為后世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文化禮儀典章提供了基本的范本。同時，中原文化之所以在中國文化的整體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還在于它強大的輻射力。在中國歷史上，它依托于先進的生產方式、軍事的擴張、甚至中央政權崩解導致的移民外遷，向四方傳播，直至蔓延為中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態(tài)。這種傳播可分為主動與被動兩種：所謂主動，即中華帝國的版圖擴展到哪里，中原制度文化及價值觀念就在哪里扎根；所謂被動，是指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變亂，必伴隨著中原人口的大量外流，甚至政權的整體遷移。魏晉以降，中原文化的南向發(fā)展大抵脫不了這種被動傳播的帶動和影響。

　　3、探討中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精神的內在關聯。該成果認為，中原文化的擴張或傳播，雖然表現為政治權力、典章制度、禮儀風俗等向異域的蔓延，但在其深層，卻是其基本價值觀念得到了更廣大地區(qū)人民的認同。該成果將中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念歸納為十點，即：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觀念，和諧共存的自然觀念，和諧共處的社會觀念，反分重合的國家觀念，以人為本的人學觀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觀念，有所作為的人生觀念，重德守信的倫理觀念，尚儉節(jié)用的經濟觀念，開放包容的文化觀念。該成果認為，雖然中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念產生于傳統農業(yè)文明的土壤，但卻觸及到了人類社會的普遍關懷和人性的深層欲求。像它的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思想，對于今天正確處理人與環(huán)境的關系仍是有啟發(fā)意義的。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傳統中原農業(yè)社會以家族和村落為基本單位，重視血緣和鄰里之愛。這種愛后來被儒家不斷放大，即由“親親”逐步推及到“四海之內皆兄弟”。當代社會所講的社會和諧，依然是以這種不斷“推己及人”的大愛為前提的和諧。同時，中原文化的重人傳統在當代的延續(xù)就是以人為本，有所作為就是提倡奮發(fā)有為、積極進取；重德守信就是在人與人交往中重然諾、守氣節(jié)；尚儉節(jié)用就是勤儉持家、艱苦奮斗；開放包容就是對外來文明成果抱有接納、融會的胸襟。這些價值觀及行為原則，明顯具有普適性和跨越時代性，對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和公民社會建設依然具有重要價值。另外，愛國主義是中原文化留給中華民族的重要遺產。在中國歷史上，愛國主義與“恢復中原”是密不可分的。中原作為士人精神的原鄉(xiāng)或國家的象征，成為其表達愛國情感和復國理想的主要對象。在當代視野中，這種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愛國主義可能有其狹隘性，但就促進海內外華人團結、增強民族凝聚力而言，卻仍然是值得珍視的精神遺產。　4　、探討中原文化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轉型問題。中原文化在宋代發(fā)展成最成熟的形態(tài)，此后便走向衰落。這和元明以后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轉移有關，更和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的強勢入侵有關。尤其“五四”以后，異質文化的介入使中國傳統文化成為批判反省的對象，而這種批判和反省的根本指向則是中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觀。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建基于傳統農業(yè)生產方式的中原文化日益顯露出局限性。該成果認為，中國社會自近代以來向現代文明的艱難轉型，與今天中原農業(yè)生產方式向現代轉型時遭遇的諸多困難是一致的。從這點看，中原地區(qū)作為中國傳統產生方式和文化特性保持得最“頑固”的地區(qū)之一，它的向現代轉型，將對評價中國社會的整體現代之路，具有標志性意義�；蛘哒f，理解中原文化的現代命運為理解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提供了一個范本，也對如何理解傳統地域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關系富有啟發(fā)性。

　　5、探討中原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現代互動問題。該成果認為，中原文化在中國各地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研究中原文化發(fā)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的關系，開辟了中華民族精神研究的一個新領域。其中，地域文化如何支撐中華民族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如何重塑地域文化是該部分關注的重點。從文化表現看，中原歷史上的愚公移山精神，精衛(wèi)填海、夸父逐日的精神，岳飛的愛國精神等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的焦裕祿精神、紅旗渠精神以及常香玉、任長霞、謝延信等先進典型，則一方面來自中華民族精神的孕育，另一方面也為中華民族精神不斷賦予了時代性的內容。據此，中原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系，既是一種歷史的孕育關系，更是現代的反哺關系。中原文化的現代發(fā)展離不開中華民族精神的反向哺育。這種互動，使地域文化與國家文化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二、成果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

　　1、該成果的理論意義。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首先，對中原文化涵蓋的地理區(qū)間進行了新界定。自近代以來，中原文化涵蓋的地理范圍長期莫衷一是。該成果認為，中原文化是一個中心清晰而邊緣模糊的概念，其清晰的中心就是以河洛為中心的河南大部，模糊的邊緣就是以河南為中心向周邊地區(qū)的蔓延和放大。這種彈性與確定性并存的界定，為從中原文化出發(fā)理解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提供了可能。其次，中原文化在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形成中的主導地位，使中原文化研究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研究的奠基性工作。這種奠基性意味著，可以通過中原文化研究，為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發(fā)展提供一個歷史和邏輯的闡明。第三，中原文化是一個不斷形成的概念，它的發(fā)展為理解中國文化的歷史提供了一個簡潔的范式和線索。這一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炎黃兩大部族的沖突和融合，后有殷周兩種文化的沖突，戰(zhàn)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東漢以降佛教的東傳以及逐漸本土化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原文化史就是一部簡寫的中國文化史，對這一文化的研究有助于更深體認中國傳統文化一元主導、多元發(fā)展的特性。第四，研究中原文化有利于更深入了解中國文化的現代命運和重倡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如上所言，中原文化在宋代發(fā)展成最成熟的形態(tài)，此后便走向衰落。近代以來，其優(yōu)勢更是喪失殆盡。它能否成功與現代文明對接，將對評價中國社會的整體現代之路，具有標志性意義。第五，中原文化在中國各地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研究中原文化發(fā)展與中華民族精神建設的關系，開辟了中華民族精神研究的一個新領域。

　　2、成果的現實意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深入了解中原文化的歷史遺產，有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當代經濟、文化日益全球化的時代，對本土文化價值的認同，是凝聚民族精神、抵御西方文化霸權的重要手段。但是，離開具體的歷史和地理區(qū)域，文化價值和民族精神就會成為抽象的概念，民族精神教育也會陷于空洞。從中原文化據于中國文化正脈、源遠流長的歷史以及大量的歷史遺存看，它能以顯在的方式喚起人們關于中國人精神故鄉(xiāng)的記憶，從而使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其次，中原文化是團結海內外華人，促進中國早日統一的重要精神力量。在港臺和海外學者的相關論述中，中國文化往往被更具體地稱為中原文化，華人則習慣于將河洛視為先祖居地，中國80%以上的姓氏也都源于中原。這種情況，使中原成為各種文化追思及祭祖、尋根活動最密集的區(qū)域。這種由歷史記憶喚起的文化認同，是使中華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寶貴財富，對促進國家統一將發(fā)揮重要作用。第三，中原文化是促進中國中部地區(qū)崛起的重要精神資源。2004年，中央政府提出了促進中部地區(qū)崛起的戰(zhàn)略構想，自此，中國中部地區(qū)的發(fā)展問題開始引起廣泛注意。比較言之，我國東部地區(qū)具有明顯的區(qū)位優(yōu)勢，西部地區(qū)具有明顯的資源優(yōu)勢，中部的優(yōu)勢則在其厚重的歷史文化。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文化，由它形成的精神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成為促進中國中部地區(qū)經濟發(fā)展的重要力量。

　　除理論成果外，該項目還附帶完成了中原文化資源的調查整理工作，即《中原文化資源調查與價值評估》，目的在于為理論研究提供支撐。它包括《物質文化遺產卷》、《非物質文化遺產卷》、《典籍卷》三部分，共計250余萬字。此成果涉及范圍廣，內容豐富，分類科學，體例清晰，基本展示了中原文化的歷史和現實面貌，可作為中原文化研究的工具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