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北邊境地區(qū)中俄貿易

　　南開大學米鎮(zhèn)波副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近代中俄西北部邊境貿易和新疆經濟的發(fā)展》（批準號為02BZS030），最終成果為《清代西北邊境中俄貿易的演進及其結局：從道光朝到宣統朝》。課題組成員有：衣長春、張松、劉秉賢、楊煥云、許軍。

　　一、研究方法、結構安排和主要內容

　　清代中后期是中國社會經濟的一個轉型期，長期形成的自然經濟結構由于中國內部的和外部的原因，正在發(fā)生著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從中國所處的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講，已經面臨著列強搶占中國市場的局面，這同時也是一個新歷史時期的到來。從中俄關系的基本狀況來講，俄羅斯方面一直要把中國西北地區(qū)看作它的勢力范圍或者說是影響力范圍。加上中亞地區(qū)一直也是俄羅斯與英國角逐的地區(qū)，所以俄羅斯搶先一步，先于英國對該地區(qū)的民間自然貿易狀況加以調查分析，采取的國策是把該地區(qū)民間貿易變成政府間有協定的正式貿易，以便給俄羅斯的新型紡織工業(yè)找到更廣闊的市場。由于中俄兩國之間很早就存在著恰克圖貿易，俄國從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這是中俄兩國睦鄰關系的基礎之一，因此俄羅斯在開辟中俄西北部地區(qū)邊境貿易的時候，采取的是比較溫和謹慎的方式。而當時清王朝內部正在對西北地區(qū)加以治理。該成果研究的時間跨度為從道光朝至宣統朝，從道光經咸豐、同治、光緒到宣統，時間近百年。按照這個時間順序，課題組先做資料長編。做資料長編的原則是以時系事、事以類從。搜集史料的范圍集中在中俄雙方就開展邊境貿易所進行的交涉，交涉后所簽訂的條約，在這種條約中所體現出的清政府相關貿易政策的變化軌跡，在不同的時期雙方貿易的具體內容，特別是在光緒七年以后系新疆建省以后的貿易具體數字、貿易額、中國所損失的稅額，入超與出超的對比、雙方貿易的品種等等。凡同類的事務均按照類別歸入同一類，并以時間的先后加以系年。通過對史料的梳理，搞清了該地區(qū)中俄貿易發(fā)展的客觀歷史進程脈絡，包括背景、邊境貿易開展的復雜曲折過程、正式開展的標志和時間、貿易繁榮的真實情況、中國長期處在入超的不利地位、俄羅斯在該貿易中所獲取的利益和所處的有利地位、《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的不合理條款、清政府為改變在貿易中的不利地位所作的努力等。

　　道光皇帝時期在西北地區(qū)經過大規(guī)模的張格爾叛亂，所反映出來的地方官僚集團腐敗，民心離散，民生凋敝，經濟不景氣，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緊張，民族問題突出，導致了道光皇帝采取措施對西北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全面的治理，該成果對這些措施給予了全面地闡述，并給予了客觀的評價。該成果研究認為，這一切措施都體現了清政府的以民為本的邊政思想。雖然這些措施不是直接為了開展貿易，但這種民本的思想最終將成為開展邊境貿易、發(fā)展經濟、豐裕民生的基本思想。該成果研究認為，這一時期應該被看作是西北邊境貿易開展前的準備階段，也可以看作是背景。道光朝后期中國社會進入了近代社會，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對中國采取了用武力打開市場的炮艦政策，為了抗衡英國，維持恰克圖貿易開展以來俄羅斯商品在中國北方市場上的統治地位，1845年俄外交部亞洲司副司長柳比莫夫化裝成中亞商人，到我國西北邊境地區(qū)作了一次考察。該成果詳細披露了柳比莫夫考察報告的內容，和他給俄外交部的建議，即把彼地的民間自然形態(tài)的貿易，變成政府間有條約保障的正式貿易。此后俄方就此開展了積極的對華交涉。事實證明，中俄雙方當時在我國西北邊境地區(qū)所采取的政策和期望值、價值取向都是完全不一樣的。對開展邊境貿易的訴求，顯然俄羅斯方面更迫切。中國方面雖不迫切，其原因決不是自然經濟的結果，而是大規(guī)模治理的實際需求，是為了尋求一種穩(wěn)定的邊境局面，這是開展邊境貿易的首要條件。咸豐朝《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的簽訂是西北邊境中俄貿易有限度定點開展的標志，但仍然處在初級階段。在這個時期更重要的卻是《中俄路陸通商章程》的簽訂，它直接導致了恰克圖貿易的重新繁榮。俄羅斯在華貿易口岸的布局在《中俄伊塔通商章程》簽訂之后，并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改變。同治朝清西北邊境貿易呈現出時斷時續(xù)的基本特點，貿易還不具規(guī)模。光緒初年左宗棠受命帶兵收復新疆，該成果對此進行了深入地敘述和分析，特別關注左宗棠如何處理對俄羅斯的關系，南北疆收復后，清政府允準左宗棠的建議，即在伊犁收回之前清政府不同意開展西北邊境貿易。該成果對左宗棠受命帶兵收復新疆時期的地方上貿易的具體情況，作了較具體深入地闡述和分析，概括了這一時期貿易的特點。

　　該成果研究認為，1881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的簽訂是清代西北邊境貿易的正式開始，其具體標志則是新疆設省。該成果對光緒9年至18年的十年間，新疆伊塔道、鎮(zhèn)迪道、喀什噶爾道、阿克蘇道每年春夏秋冬季的進出口貿易狀況，列表作了細致具體的說明。內容包括商品的品種、價格、數量、進口額、出口額、貿易總額和出超或入超。事實證明，中國提供的主要是棉花、羊毛和駝毛等工業(yè)原料；俄國向中國西北地區(qū)出口的主要是棉紡和毛紡織品。

　　該成果指出了這種貿易的不健康性，對中國特別是新疆地區(qū)的嚴重損害，成果還對1881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的免稅條款對中國的損害作了深入地剖析。最后，本成果對宣統朝成立的新疆外交研究所、該所提出的修改1881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的免稅條款方案，清政府為此所作的努力等，均作了客觀公正的分析，結論令人信服。

　　二、主要研究結論

　　第一，清代西北邊境中俄貿易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經歷了五個演進階段，即道光朝的客觀準備階段；咸豐朝的有限定點開展階段；同治朝和光緒初年的停滯階段；光緒七年《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簽訂，特別是新疆建省是正式開展的標志，隨之有一個大的發(fā)展；光緒末到宣統朝清政府決心治理，與俄國談判以失敗告終的階段。

　　第二，新疆需要與俄羅斯開展貿易、需要開放。但是從本課題所考察的近一百年中來看，西北邊境的中俄貿易是不健康的。對西北邊境地區(qū)有極大地損害，特別是中國新疆地區(qū)作為后發(fā)展地區(qū)，它已經成了俄羅斯的紡織品市場和原料供應地�？偟膩砜矗�中國是處在貿易中的弱勢和屈辱地位。但是作為政府并不是不能有所作為的，充分利用外交手段和加大對國內商業(yè)政策的調整，都可以使該貿易逐漸走上健康發(fā)展的軌道。

　　第三，這種弱勢和屈辱地位的形成和《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簽訂有直接關系。該條約中的暫不納稅條款，不僅造成了中國稅收的流逝，也造成了中國的長期入超。

　　第四，對新疆在行政版圖上的轄制，與在該地區(qū)經濟和貿易管理上的不力，這種矛盾現象自新疆建省以來變得更加突出，造成了新疆地區(qū)的局勢長期不穩(wěn)和新疆市場與中國內地市場割裂。在今天的西部大開發(fā)中，這一歷史教訓值得注意。要在開放中永遠保持新疆市場和中國內地廣大市場的完整性。

　　三、研究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該成果遵從“以時系事、事以類從”的治史方法，輔之以對史料的比勘，征引了大量未發(fā)表過的檔案史料，作為立論的基礎，也成為該成果的最大特色；對求歷史之真和面向現實這兩者關系處理得較好，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在完整、真實、清晰地梳理了清代西北邊境貿易發(fā)展的歷史脈絡的同時，將與之有關的各種問題，如清政府西北地區(qū)開放政策的沿革、中俄之間就貿易問題的一系列條約及其作用、中俄西北地區(qū)貿易與恰克圖貿易的比較、中俄邊境貿易對雙方的不同影響等進行了較為深入分析，并把宏觀的審視和微觀的探求有機地結合起來，學術視野得到拓展，增強了歷史感和學術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