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漢文小說整理與研究

　　上海師范大學孫遜教授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域外漢文小說整理與研究》（批準號為02BZW024），最終成果為《越南漢文小說集成》、《韓國漢文小說集成》、《日本漢文小說集成》、《越南漢文小說研究》、《韓國漢文小說研究》和《日本漢文小說研究》。課題組成員有：孫菊園、趙維國、朱旭強、孫虎堂、汪燕崗、任明華、陳慶浩、崔溶澈、張孝鉉、鄭克孟、阮文原、王三慶、陳益源、王國良。

　　近年來，歷史上以漢字為載體的東亞國家的漢文文學作品開始受到國際和國內學術界的關注。這些國家主要有韓國、越南和日本，作品則包括詩文、小說和其它漢籍，國內學術界一般習慣稱為“域外漢文文學”或“域外漢籍”，當?shù)貒鴮W者則習慣用“東亞”或徑直以國名指稱。嚴格地說，在所謂“域外漢籍”中，主要包括了三方面內容：一是流傳到國外的中國古代典籍；二是國外整理刊刻的中國古代典籍；三是歷史上由國外作家和漢學家用漢文書寫的文學作品，及其它哲學、歷史文獻。其中一、二部分應視為中國古代文學和典籍，第三部分則是當?shù)貒�文學的一部分，也正是該課題所研究的對象。

　　在東亞漢文文學中，漢文小說是極其重要的一塊。如上所述，東亞漢文小說就其國家和民族屬性來說，它是當?shù)貒�文學的一部分：韓國漢文小說是韓國文學的一部分，越南漢文小說是越南文學的一部分，日本漢文小說是日本文學的一部分，但由于這些作品都是用漢文寫成，因而它們又是漢文文學的一部分，加之它們和中國古代小說之間密切的血緣關系，它們同時又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所以，該成果將為國際、國內學術界拓展出一片嶄新的領域，為韓國、越南和日本文學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提供新的視野和資料。

　　該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兩部分內容：

　　一是東亞三國漢文小說集成。具體包括《越南漢文小說集成》、《韓國漢文小說集成》和《日本漢文小說集成》。每套叢書按國別分類，每個國家中大致按文體和時代排列。每部（本）作品前均先有“總序”，主要交代本課題緣起、東亞各國漢文小說總體存在狀況、本課題所遵循的學術規(guī)范，以及課題分工情況；然后是當?shù)貒鴮W者撰寫的“序言”（或“題解”），主要介紹作家生平、作品思想藝術價值和特色、該作家作品在所在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以及該作品和中國古代小說的關系等；以及校點者撰寫的“�？闭f明”，主要介紹所存版本情況、本書的校勘原則和體例等；作品后則有簡明的“校記”，對每一處重要的改動都寫明版本依據(jù)；通過以上一系列學術工作，為研究者提供一套可靠的文本和較完整的資料。

　　二是東亞三國漢文小說研究。具體包括《越南漢文小說研究》、《韓國漢文小說研究》和《日本漢文小說研究》。三本專著分別系統(tǒng)而全面地梳理了三個國家漢文小說的歷史演進軌跡，以時代為經，以作品為緯，分別論述了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其中包括：每個時代的歷史文化背景、作家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作品的思想藝術價值和特色、這些作家作品的歷史地位和影響，以及它（他）們和中國古代小說與小說家之間密切的血緣關系。三本專著在“緒論”部分還對目前國內外有關研究現(xiàn)狀作了簡要的綜述，并在“附錄”中搜羅整理了有關研究資料，以使研究者及時了解和掌握目前的學術前沿信息。由于迄今尚未有研究者對此作出系統(tǒng)和全面的研究，因而這三本著作都具有重要的開拓性和創(chuàng)新性意義。其主要內容包括：

　　《越南漢文小說研究》大致分四個時期展開論述。

　　第一個時期：陳朝――漢文小說的出現(xiàn)。陳朝時，越南漢文小說目前所知僅有《粵甸幽靈集》一種，也是現(xiàn)存最早的漢文小說。此書記錄了中國和安南古代歷史人物的事跡，大多轉抄自中國古代史著，較真實可信。后來，越南作家不斷增補篇目，并對人物事跡進行想象虛構和編造，不僅產生了眾多版本，還對《嶺南摭怪》等小說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二個時期：后黎朝的漢文小說。后黎朝的360多年間，政治格局較為復雜，既有穩(wěn)定、繁榮發(fā)展的時期，也有南北對峙和紛爭的階段。這一時期，中越文化交流頻繁。越南學習中國的歷史、天文、歷法、建筑等，還派人入清學習儒學，購《大藏經》和《律論》千余部置于寺院。很多中國小說也傳入越南。受此影響，漢文小說取得了極大的發(fā)展，筆記、神怪、傳奇和歷史演義都深受作家的鐘愛，出現(xiàn)了近30種作品。尤其是《公余捷記》、《嶺南摭怪列傳》和《傳奇漫錄》，思想、藝術成就突出，基本代表了越南漢文小說的最高水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出現(xiàn)了10多種據(jù)《公余捷記》選錄、增補而成的小說集，10多種續(xù)補、增編的《嶺南摭怪列傳》，《傳奇漫錄》則掀起傳奇創(chuàng)作的風氣。

　　第三個時期：阮朝前期的漢文小說。阮朝建國后，中越之間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關系，都進入了一個新時期。90多年間，出現(xiàn)了歷史演義、傳奇、筆記、志怪約30部漢文小說。其中歷史演義和傳奇小說，都是作者原創(chuàng)，成就較高。余者，有許多書的故事內容基本相同，還出現(xiàn)了不少小說選本。小說編者互相抄襲、選錄，表明漢文小說原創(chuàng)力的減弱。

　　第四個時期：法屬殖民地時期的漢文小說。短短的62年間，出現(xiàn)了約20部漢文小說，呈現(xiàn)出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原創(chuàng)作品少，只有《皇越龍興志》等寥寥數(shù)部，其他多為輯錄前人之作，甚至選錄、篡改中國的小說以成書；二是隨著法國殖民統(tǒng)治的加強，及越南民族民主革命的興起與高漲，人們將越南歷史上的名人英雄等輯錄成書，藉以宣傳民族意識和尊嚴，激發(fā)越南人民的反抗斗志，如《南國偉人傳》、《南國佳事》等，甚至創(chuàng)作英雄傳奇小說以宣傳革命思想，如潘佩珠的《后陳逸史》。盡管多是舊作重輯重刊，卻賦予了強烈的時代性，這也是越南漢文小說的最后一抹微光。

　　《韓國漢文小說研究》同樣以時間為經，分七章進行論述。

　　第一章“新羅高麗時期的漢文小說”。首先論述了新羅時代的著名作家崔致遠及其小說集《新羅殊異傳》，重點是《竹筒美女》等志怪小說及傳奇體作品《雙女墳記》，并指出韓國成熟小說的開端應該是《新羅殊異傳》，而非某些學者認為的《金鰲新話》。高麗時期出現(xiàn)的《三國史記》與《三國遺事》雖然通常被認為是歷史類著作，但其中的一些作品，如《類利王傳記》、《溫達傳》、《都彌傳》不妨稱為“準小說”；此外，高麗時期涌現(xiàn)的假傳體小說，其文本形式也來源于中國，但在韓國特別發(fā)達，林椿、李奎報等人的作品有很高的成就。

　　第二章“李朝前朝的漢文小說”。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無疑是金時習的傳奇體小說集《金鰲新話》，這部深受明初瞿佑《剪燈新話》影響的作品，早已被稱為中國文學在異域流傳與影響的范例。申光漢的《企齋記異》雖然藝術成就不及《金螯新話》，但該書創(chuàng)作于1520年至1553年間，距前者僅有半個世紀，因此成為《金鰲新話》與17世紀傳奇體小說繁榮之間的一道橋梁。這段時期涌現(xiàn)了一批筆記體笑話集，如徐居正的《太平閑話滑稽集》、姜希孟的《村談解頤》及宋世琳的《御眠集》。

　　第三、四章是“李朝中期的漢文小說”。這個時期，韓國人民是在壬辰倭亂與丙子胡亂的煎熬和戰(zhàn)后的陰影中度過的，戰(zhàn)爭給大家?guī)�來了物質和心靈的創(chuàng)傷，也激發(fā)起了廣泛的愛國熱情和民族意識，文學有了很大的發(fā)展。戰(zhàn)爭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人們的悲歡離合，都成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素材；此外，大量中國小說作品的東移，也刺激了人們的創(chuàng)作靈感。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漢文小說逐步走向興盛，傳奇體小說大量涌現(xiàn)，如《周生傳》、《云英傳》、《英英傳》、《崔陟傳》、《金華寺夢游錄》、《達川夢游錄》等等，絕大部分與兩亂有關，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中長篇小說也開始出現(xiàn)，涌現(xiàn)出金萬重、趙圣期等許多重要作家，他們的作品《九云夢》、《謝氏南征記》以及《倡善感義錄》對后世的小說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五至七章是“李朝后期的漢文小說”。這段時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極為活躍，短篇小說方面，出現(xiàn)了李鈺、樸趾源等大家，特別是樸趾源的作品，短小精悍，在思想上已達到了韓國小說的最高峰。傳記體小說雖然有所衰落，但《芝峰傳》、《鐘玉傳》、《烏有蘭傳》諸篇，對人物心理及人性的刻畫都有不俗的成就。中長篇小說的創(chuàng)作達到了鼎盛時期，出現(xiàn)了《帷幄龜鑒》、《六美堂記》、《玉麟記》、《玉樓春》等一系列作品，在藝術上達到了韓國漢文小說的最高水平。這段時期的中長篇小說，不少是受到中國小說與李朝中期漢文小說的雙重影響，在某些結構形式方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如以主人公天上——地界——天上的循環(huán)模式來展開故事情節(jié)的仙人謫降類小說就非常普遍。

　　《日本漢文小說研究》則結合日本的實際，按文體分類展開論述。

　　第一章“筆記體漢文小說”，首先對“筆記體小說”的概念做了界定，在此概念規(guī)范下，把《大東世語》、《譯準開口新語》、《大東閨語》、《啜茗談柄》等十四部作品分為軼事、諧談、艷情花柳與異聞四類題材，分別論證。該文體創(chuàng)作時代主要分布在江戶中期至明治中期，其中江戶后期與明治前期比較集中。

　　第二章“傳奇體日本漢文小說”，本章按照題材特征，將《浦島子傳》、《阿姑麻傳》、《含餳紀事》、《枕藏史》、《奇文觀止本朝虞初新志》、《夜窗鬼談》等十二部（篇）作品分為民間傳說、世情、民間故事、艷情、雜俎與鬼怪六類，分別論證。就整體而言，傳奇體日本漢文小說在文體上雖然有受中國同類小說影響的痕跡，但文體的外在與內在要素存在一些變異，顯示出日本本土敘事傳統(tǒng)的影響與日本文人在模仿創(chuàng)作過程中對文體所做的改造。中日傳奇體小說在題材類型具備一定的相通性，但后者在具體故事素材層面上有著鮮明的本土色彩，反映了跨文化語境中日本漢文小說與生俱來的雙重屬性。

　　第三章“話本體日本漢文小說”，把《和漢奇談》、《本朝小說》、《春臠拆甲》和《春風帖》四部（篇）分為世情和艷情兩類，分別論證。話本體日本漢文小說受同類中國小說的影響，在題材方面要比在文體方面更為明顯，而且，中國話本體小說在題材上對日本和文小說的影響要比對漢文小說的影響更深刻、更鮮明。話本體漢文小說描寫市民生活的世情、艷情題材既源自江戶時代的町人現(xiàn)實生活，又與假名草子、讀本等和文小說一道，受到了東傳中國話本體小說題材類型的深刻影響；在文體上，它們和中國話本小說的文體形式差別較大，體現(xiàn)出日本作者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模仿與改造相結合的痕跡�？梢哉f，它們在題材、文體以及主題等方面與東傳中國的艷情小說、本土特定時代的文藝語境聯(lián)系都很緊密，日本漢文小說與生俱來的雙重屬性在它們身上體現(xiàn)得最為鮮明。

　　第四章“章回體日本漢文小說”，把《太平記演義》、《海外異傳》、《西征快心編》、《新橋八景佳話》、《警醒鐵鞭》、《譯準綺語》六部作品分為歷史演義、才子佳人、神魔與英雄俠義四類，分別論證。中國章回體小說在江戶時代大量傳入日本，而以歷史演義、才子佳人和英雄俠義題材最盛，它們是章回體漢文小說產生的誘因。章回體日本漢文小說受東傳同類中國小說直接影響的痕跡最為鮮明，不僅題材具有相通性，而且文體變異也不大，總體上形成一種以中國章回體小說之“瓶”裝日本本土題材之“酒”的特征。

　　三、成果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該成果一是為廣大研究者提供了東亞三國漢文小說比較完備的文本資料，應用面寬，同時為韓國、越南和日本文學研究者、中國古代小說研究者，以及比較文學研究者所需要；二是梳理了東亞三國漢文小說的淵源和流變，以及它和中國古代小說之間的密切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