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

　　遼寧大學趙彥昌副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項目批準號為09FTQ002），最終成果為同名專著。課題組成員有：張會超、黃娜、李國華、姚迪、盧芳、王紅娟。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義

　　該成果研究目的主要是為了系統(tǒng)、深入研究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豐富檔案學研究體系的內(nèi)容，促進檔案學研究的深入進展。

　　該成果的研究意義在于深化中國檔案史這一薄弱研究方向，也為《中國檔案史》教材的重新編寫提供最新、最權威的基礎研究成果。

　　二、研究成果的主要內(nèi)容和重要觀點

　　該成果主要分上下兩編，上編為通史編，研究自商至清的檔案管理制度，體現(xiàn)一個“貫通”之意，不但具體闡述歷朝歷代檔案管理制度的共同之處（一脈相承），又研究各朝檔案管理制度的特色之處。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可以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文檔一體化”管理制度，對于我們研究現(xiàn)代檔案學基礎理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下編為專題編，研究中國古代專題檔案管理制度，體現(xiàn)一個“專精”，共分八大專題對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進行專門性研究。

　　上編 通史編

　　1.商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商代在檔案事業(yè)方面作出了很多突出的貢獻，甲骨檔案被視為中國目前保存最古老的檔案，并為我們研究商代的檔案和檔案工作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第一手文獻，并在收集、保管、利用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2.西周檔案管理制度研究：我國古代社會的各項制度，很多都淵源于西周，都是對西周各項制度合乎邏輯的繼承和發(fā)展，檔案管理制度也是西周制度建設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西周統(tǒng)治階級為了維護統(tǒng)治，非常重視檔案管理工作的建設，并建立了檔案收集、檔案分類制度、副本制度、檔案呈報與檢查制度、金匱制度等等一系列的檔案管理制度。

　　3.漢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漢代統(tǒng)治者注重對文書檔案的收集和保管，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建立了完整的文書處理和檔案管理制度。公文書的運行也就是各種指令、情報的流動，在這個信息流動的網(wǎng)絡中占據(jù)了關節(jié)點的位置，也就等于占有了一種權力、進而是一種政治地位。兩漢對檔案進行充分的利用，主要用于施政參考、形成文化學術、查閱利用等方面。

　　4.唐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為輝煌燦爛的時期，在唐代檔案管理制度的發(fā)展與完善中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作者從兩個階段詳細闡述唐代的各種檔案管理制度，具體分為兩個階段:一為文書處理階段，包括四禁制度、避諱制度、貼黃制度、用紙制度等等；二為歸檔管理階段，包括歸檔制度、保密制度、勾檢制度、利用制度等等。

　　5.宋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這一時期文化昌盛，宋在全國廣設架閣庫，在中央和地方檔案管理制度數(shù)量非常多、層次很全，尤其是《慶元條法事類·文書門》對宋代文書檔案管理制度做了很詳細的規(guī)定，也有學者對宋代的檔案管理制度進行過零散的研究并取得可喜成果，作者在前人的基礎上對宋代檔案管理制度從文書處理階段和歸檔管理階段兩個方面展開全面的研究。

　　6.元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元朝在檔案管理制度上大多沿用了宋代的管理制度，但元代在文書工作和檔案工作上已經(jīng)有了明顯的區(qū)別，所以在加強文書工作的同時，也非常重視對檔案的收藏，并在文書工作制度的基礎上制定了一套檔案管理制度。作者從兩個階段來闡述元代的檔案管理制度：一是文書處理階段，包括文卷登記和勾銷制度，行移公事程限和催辦制度，圓僉文書制度等等；二為檔案管理階段，包括架閣管理制度，區(qū)分文字分別架閣制度，當面交卷制度等等。

　　7.明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明代是中國檔案事業(yè)的大發(fā)展時期，這一時期的制度主要有文書繕寫制度、用紙制度、用印制度、票擬批紅貼黃制度、文件郵驛制度、文件保密制度、行移勘合制度、照刷磨勘制度等等，并通過大明律以法律形式頒布施行，成為明政府處理各種政事的依據(jù)和基礎。

　　8.清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清代是我國又一個由少數(shù)民族發(fā)展起來的國家，也是我國歷史上留存檔案最多最多的一個朝代，清代統(tǒng)治者對于檔案的管理極為重視，不斷地在管理制度上推陳創(chuàng)新，對文書、檔案工作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整頓，在文書的種類上繼承了前朝，又有所變通，在文書檔案的管理上也有所加強，清朝統(tǒng)治者在文書的形成、文書的處理、檔案的收集、整理、保管、銷毀以及利用方面都進行了完善。

　　下編：制度編

　　1. 簡牘文書制度研究

　　簡牘是我國先秦、秦漢乃至魏晉時期承載文字、文獻、簿籍的基本形式，也是研究中國先秦史、秦漢魏晉史的最重要、可靠的原始資料。自1901年文赫定、斯坦因在今新疆漢晉遺址中發(fā)現(xiàn)簡牘以來，簡牘與甲骨文、敦煌學一樣，歷年來迅速形成了世界性學科。它從歷史學、考古學、文字學、文獻學等多角度，為東方的歷史文化學術研究開辟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對于簡牘文書制度，作者從材料制作制度、運行制度、保管制度等三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2.中國古代公文郵驛制度研究

　　公文是政府信息傳遞的一個重要工具。在我國古代，封建政府要保持統(tǒng)治的穩(wěn)固，必須要首先要保證政令的暢通，也就是要保證公文傳遞的通暢和快速。作者運用史料分析的方法，對我國古代公文郵驛制度作一個系統(tǒng)的整理和闡述：前八部分研究自先秦至明清的公文；第九部分是對中國古代整個公文郵驛制度作一個系統(tǒng)的評析。

　　3.架閣庫制度研究

　　架閣庫，這個中國檔案史上的一個專業(yè)術語，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充分運用歷史學、檔案學等學科理論和方法，對我國宋元明清時期的架閣庫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的探索。

　　4.副本制度研究

　　副本制度是我國古代一種非常重要的檔案管理制度，直到今天對于我們現(xiàn)行公文和檔案管理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作者論述了副本制度的起源、副本制度的發(fā)展歷程、檔案副本形成的四種方式、副本制度在歷史上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并分析了副本制度在當代社會的借鑒意義。

　　5.奏折制度研究

　　奏折是清朝一種文書，“因用折疊的紙張繕寫而得名。”對奏折的處理，是清皇朝中央文書檔案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奏折就是清朝出現(xiàn)的一種全新的文種，自順治朝出現(xiàn)，只是適用于少部分親信，“到康熙末年奏折的使用范圍不斷的擴大”，雍正繼位后，認為這種形式非常有利于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而大力提倡和推廣，將有資格進行密奏的官員人數(shù)從康熙時的一百余人擴大到一千一百多人，最終形成一種獨特的奏折制度，奏折制度亦是清朝的一種獨有的章奏制度。

　　6.奏本制度研究

　　奏本是明、清時期臣工向皇帝上奏的文書之一，明初定制，臣民具疏上于朝廷者為奏本。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改革后，題、奏并行，官員公事用題，私事用奏。清因明制，然僅限于官員使用。凡官員至任、升轉(zhuǎn)、加級、記錄、寬免、降罰，或降革留任，或特荷賚謝恩，或代所屬官員謝恩等事，概用奏本。乾隆十三年（1748年）下令廢止奏本。作者主要論述了奏本自秦至清的發(fā)展歷程和清代奏本的格式以及處理程序。

　　7.題本制度研究

　　題本是古代奏議文書的一種，一直到明朝才有了以題本為名稱的上行文書，但是歷朝歷代都有著雖然名稱不同、但是卻發(fā)揮著同樣作用的文種存在。而題本作為一種上行文書，就是在朝代不斷更替、歷史不斷演進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需要而逐漸產(chǎn)生的。作者從題本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歷程、題本的規(guī)格體式以及題本的處理和運轉(zhuǎn)流程等三個方面對題本制度進行系統(tǒng)探討。

　　8.票擬批紅制度研究

　　票擬指對中央、地方衙門以及臣僚呈送皇帝的題本章奏，不直接送往皇帝處，由皇帝直接辦理，而是先送往內(nèi)閣，由內(nèi)閣根據(jù)有關法規(guī)和典章律例，參照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和具體情況代擬初步處理意見，以備皇帝裁決時參考。如果參考意見得到皇帝首肯，則可轉(zhuǎn)到批紅環(huán)節(jié)，然后下發(fā)執(zhí)行，若皇帝不同意擬辦意見，需要重新打回內(nèi)閣，另起決策，直到票擬出皇帝滿意的處理意見為止�！芭�紅”，則是在票擬的基礎之上，由皇帝用紅字在章奏上做的批示，亦稱“批朱”。作者從票擬批紅制度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票擬批紅制度的辦理流程、內(nèi)容及體式要求、票擬批紅制度產(chǎn)生的影響以及對現(xiàn)代文書工作的影響等四個方面進行闡述。

　　三、成果的學術價值及社會影響

　　該成果的現(xiàn)實價值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

　　第一，豐富了《中國檔案史》課程的內(nèi)容。《中國檔案史》是檔案學專業(yè)九門主干課程之一，但是檔案學界長期以來對于中國檔案史的研究重視不夠，在很多方面都留下了很多空白，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該研究豐富、深化了《中國檔案史》課程的內(nèi)容，為我國檔案學教育的發(fā)展提供了有益的補充。

　　第二，通過對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為今天的檔案機構、圖書機構、文博部門等文化部門提供必要的有益的借鑒。比如：通過掌握歷史上的檔案管理制度的情況對于我們現(xiàn)在國內(nèi)檔案管理體制的完善具有重大意義；古代檔案與圖書是一體化管理，檔案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先秦兩漢時期與圖書管理制度是相通的。

　　該成果的理論價值體現(xiàn)在以下兩點：

　　第一，在檔案學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中國檔案史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從中國檔案史的研究角度講，它大大推動了中國檔案史研究的豐富與發(fā)展，為中國檔案史這一檔案學弱勢方向注入新鮮的血液。

　　第二，通過對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研究，對于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填補空白的作用，并對目前我國的政治制度的完善具有重大的現(xiàn)實意義。尤其是中國古代公文郵驛制度研究、奏折制度研究、題本制度研究等等，都是中國古代治理國家的重要政治制度。

　　該成果從中國檔案史、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角度講，可以較全面、具體、深入地為中國古代檔案管理制度的研究提供各方面的指南，并推動人們提高對中國古代檔案事業(yè)的認識，而且它本身也是中國古代檔案史的一項填補空白的研究成果。該成果對我國檔案學學術研究尤其是中國檔案史研究的發(fā)展提供了積極有益的借鑒與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