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的社會整合功能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上海大學周哲瑋教授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體育的社會整合功能與和諧社會的構建》（項目批準號為05BTY007），最終成果為同名研究報告。課題組成員有：陸小聰、董國禮、耿敬、陶倩、郭長剛、吳德勤、翁定軍、張江華。

　　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在新世紀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過程中所提出的新的發(fā)展目標。所謂“和諧社會”，就是一個社會系統(tǒng)中的各個部分、各種要素處于一種良性運行和相互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狀態(tài)。在我國當前所處的社會轉型背景下，探索適應社會發(fā)展變化特征的新的社會整合機制，以重建人們在社會結構中的有效聯(lián)結途徑與方式，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

　　體育在創(chuàng)造和激發(fā)國家與民族情感，加強國家、民族乃至地方認同，以及釋放社會壓力、宣泄社會情緒方面所發(fā)揮的作用已有目共睹，這些作用對于有效的社會整合過程無疑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因此，這項成果以體育的社會整合功能的分析作為切入點，論證體育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及其機制問題，旨在為當代中國的社會整合研究提供新的學術積累和經(jīng)驗素材，并為當代的中國和諧社會的實踐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同時通過這一研究，有助于全面地理解與把握體育的社會功能及其作用機制。

　　西方學者的研究已經(jīng)關注到了體育在構建民族國家中的象征意義以及培育民族自豪感等話題。國內(nèi)學者對體育增強社會凝聚力等問題也有了一定的研究積累，但對體育的社會整合功能及其在和諧社會構建問題的專門研究仍未得到展開。這項成果主要運用文獻研究的方法，從社會學、人類學、體育學、心理學以及政策研究等學科視角，以體育的社會整合功能的分析作為切入點，論證體育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及其機制問題。

　　根據(jù)社會學對于社會整合的基本定義，這項成果分別對體育在認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以及功能性整合所具有的功能及其作用機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研究內(nèi)容上，側重于在認同性整合功能的分析上，并著重于體育這一文化符號在民族精神層面所具有的凝聚力的分析。同時，儀式的象征意義對于民族認同所具有的特殊功能也是重要的分析內(nèi)容。此外，奧運會作為一種特殊的儀式活動，其所涉及到的國家、人群、種族和影響范圍，是現(xiàn)代世界任何體育活動都難以比擬的。因此，選擇以奧運會為例來分析儀式的象征意義對于現(xiàn)代社會所具有的整合作用。

　　在制度性整合方面，這項成果并沒有將分析的重點放在傳統(tǒng)性的體育習俗、慣例和道德所具有的整合意義上，而是著重于在現(xiàn)代社會或國家處于主導性的政策制定與制度設置方面。尤其是在現(xiàn)代體育的形成、發(fā)展與民族國家建立之間存在著密切關聯(lián)的背景下，將體育政策制度的變化與國家目標轉換聯(lián)系起來加以深入的分析，從而探討體育政策制度的制定和實施對于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或重構具有怎樣的意義。這項成果以現(xiàn)代中國體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為例來展開這一問題的分析。

　　在功能性整合方面，成果將體育看成是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中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互動模式，通過對這一互動模式的分析，試圖理清人們是如何從中獲得性格的養(yǎng)成，如何調(diào)節(jié)內(nèi)心壓力及各種緊張關系的。

　　通過研究，這項成果得出如下基本觀點和主要結論：

　　·國家不僅是指一個行政性的系統(tǒng)或地理學意義上的邊界，它還包含了諸多文化同質性的因素，如符號、儀式、歷史和話語等文化內(nèi)容，而這些共同的文化認同構成了國家認同的基礎。認同是區(qū)分“我們”和“他們”的過程，界定自我是通過他人來實現(xiàn)的。體育競賽經(jīng)常是建構“我們”和“他人”邊界的理想道具，正因為有對手的存在，才強化了我們是這一方的意識，從而在心理上形成歸屬感，同一群體的人之間產(chǎn)生連帶意識，達到互相之間的認同。為獲勝者舉行的升國旗儀式，對獎牌的認同背后是民族、國家、文化的自豪感，從中深刻地感受到國家共同體的存在，因而對人類文化的個性及民族國家的建構和認同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

　　·民族精神是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包括以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為主要內(nèi)容的民族情感，以及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和政治歸屬感。體育對于塑造民族精神具有特定的作用。通過體育活動可以促進民族情感得到激發(fā)，增強文化認同，從而提升人們的政治歸屬。同時，政治歸屬也反過來強化一個民族對其文化的認同，并進而影響一個民族的社會心理層面的民族情感與社會風氣。

　　·儀式是一種社會性質的行動，任何人只要參與了一個聯(lián)合的公開行動，就表示參與者接受了共同的社會道德秩序，這種秩序超越了他們個人的地位并對他們的情感與觀念的形成產(chǎn)生影響。作為社會文化現(xiàn)象的體育活動具有明顯的儀式性，能夠起到連接個人與群體紐帶關系的作用。制度化的競技體育就是一種典型的儀式化活動，通過參與這一活動，人們產(chǎn)生出緊密的群體精神，形成強大的社會凝聚力和群體歸屬感。

　　·體育的社會意義是一個不斷被建構的過程，它所依賴的不是其自身的物質性，而是它所有的符號意義及其象征性特點。象征意味著對既存的事物賦予新的意義，正是各種文化的、語言的符號建構了體育的豐富內(nèi)涵。在制度化的競技體育中，其象征意義主要反映在國家的展現(xiàn)和對于國家的認同上。體育競技場是國家符號充分展示的場所，成為國家利益、民族精神展開競技角逐的場所。而對于大眾體育而言，其象征意義則使得人們的個性得到釋放、達到自我價值的實現(xiàn)。同時，大眾體育具有符號消費的象征意義，即不同階層的人們通過選擇不同的體育運動方式，作為消費符號來顯示其階層的特征。

　　·奧林匹克運動自產(chǎn)生之日起，即在促進或推動民族認同方面發(fā)揮著重大的作用。作為全人類水平最高、規(guī)模最大的體育盛會，奧運會對于增進國家、種族認同有著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各個民族、國家的高度參與，以及在全球的巨大宣傳影響效應，奧運會成為一個各個民族、國家進行展演、交流的巨型舞臺。從開幕式的進場、比賽、領獎等一系列的過程中，國家和種族的象征、文化得到充分的展示，這些都構成了國家與種族的認同的重要契機。人們通過國旗、語言、文化、代表隊來區(qū)別彼此來獲得自己的國家認同；同樣，以膚色、語言、習俗等方面的差別來獲取自己的種族認同。

　　作為一種社會事實的體育文化，必然蘊含于宏觀的社會結構變遷過程之中。在建國初期，我國將體育視為提高全民身體素質的手段，通過大力提倡“國民體育”，普及群眾性體育運動，以增強國民的體質，提高勞動生產(chǎn)力和國防力。20世紀80代以后，隨著國際交往的增多，體育在國際賽事中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符號和國家象征意義的作用日益體現(xiàn)，體育政策逐漸轉向于優(yōu)先發(fā)展競技體育。在國際體育舞臺上中國運動員的優(yōu)異成績?yōu)槿�體國民的國家認同意識的提高、促進宏觀意義上社會整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也是體育的“舉國體制”能夠不斷得到發(fā)展的社會基礎。

　　·體育運動作為一種社會設置，能夠在不同層次上、不同范圍內(nèi)對社會壓力和緊張具有緩解、釋放的功能，這種功能不僅體現(xiàn)在個體身上，也體現(xiàn)在社會關系之中。然而，體育運動的這種功能仍在很大程度上表現(xiàn)出其所具有的模糊性，甚至其二律背反性。因此，體育運動的這種功能仍只是有限的、相對的，仍是需要在與其它社會設置的互動過程中產(chǎn)生影響。

　　這項成果對體育整合功能的分析不再停留在表層，而是從日常生活、政策制度、象征意義、文化認同等多層次地展開分析，并且從體育社會整合的三種路徑分別展開探討，避免了以往研究的單一視角，使問題的研究更具整體性，也更加全面。同時，將體育的社會整合與和諧社會的構建聯(lián)系起來，從而使所研究的問題更具有現(xiàn)實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