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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楚辭》研究的一部力作——讀《楚辭與簡帛文獻》

趙敏俐  2012年03月08日09:3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當今《楚辭》研究的一部力作——讀《楚辭與簡帛文獻》


  黃靈庚教授新著《楚辭與簡帛文獻》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2011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一部廣泛運用出土文獻,“試圖破解前人所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之作。該書最顯著的特征是,征引書證多為出土文獻,如上博簡、包山簡、新蔡葛陵簡等,幾乎包括近二三十年以來全部出土材料。細讀黃著,深感內(nèi)容豐富、新見迭出、方法獨特,為當今《楚辭》文獻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現(xiàn)僅就黃著利用新出清華簡材料,以探討《楚辭》、楚文化淵源相關論題歸納為五點,以見全書之創(chuàng)獲。
  其一,對楚文化淵源的探討。楚文化向來有“西來說”、“東來說”之爭。前輩學者依據(jù)文字通轉(zhuǎn)原理,考證“蜀”、“若”、“!钡鹊孛冢狈χ苯幼C據(jù)。而黃著據(jù)清華簡《楚居》一段楚國先祖季連氏的記載,直接涉及楚文化的來源,季連受聘于盤庚之女,居于盤河之裔,生浧伯、遠仲二子。說明季連是盤庚的贅婿。又經(jīng)黃氏所考,季連所經(jīng)之地如“方山”、“盤”等,均在殷商輿地之內(nèi),這也正是楚文化的淵源所在。所以,楚國宗法制度別于姬周,而與殷商像。楚文化源于商文化,從出土文獻里直接找到了依據(jù),這對于深入研究楚國文化,認識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具有重要的意義。作者由此綜合考古學、文化學、文字學等諸科知識,討論屈原《離騷》、《天問》、《九歌》等與楚文化的關系,較以往的研究尤有充分的說服力。
  其二,對“夜祭”習俗的發(fā)微和補正。黃著據(jù)《楚居》記載楚人先祖熊繹在遷徙夷屯之時,困窮之極,曾有偷鄀人之牛用于夜晚室內(nèi)祭祖之事。自此以后,楚人祭祖必在室內(nèi)夜間舉行,所以祭名為“”。黃氏以為,“”是個形聲字,從亦聲。亦、夜在楚簡里通用。楚國后世念先祖創(chuàng)業(yè)之艱辛,以熊繹竊牛夜祭之事定為一國祭神祭祖之禮制,思以激勵后世子孫感奮,有所作為。故楚人祭鬼神、享祖宗皆在夜間舉行,且一代一代承傳下來,成為典式。黃著又據(jù)楚簡記載,夏歷正月,楚稱“荊”,大概因正月夜祭而名。荊,是楚之別稱。荊,是“楚祭”名。又稱夏正四月為“夏”,同為孟夏之時夜祭名!峨x騷》“巫咸之夕降兮”,猶存“夜祭”之禮!毒鸥琛分幸灿忻黠@的印記,如云神之降,“爛昭昭兮未央”。這些發(fā)人深省之論,不僅探索了楚國“夜祭”來歷,而且對于探討先秦禮俗起因、形成也很有借鑒意義。
  其三,探索屈氏始封到底在何時。司馬遷《史記》只說屈、景、昭三氏與楚同姓,沒有記載屈氏始封之祖是誰。所以研究者無不引證東漢王逸《離騷經(jīng)訂注》。王逸說:“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币詾榍鲜甲媸谴呵飼r期屈瑕。殊不知“客卿”之名,始于戰(zhàn)國,與諸侯宗族為別姓者稱“客卿”;黃著據(jù)清華簡《楚居》有名“屈紃”的人,且與始封之君“熊繹”同時,于楚國開創(chuàng)之世為有功之臣。出土文獻說明屈氏并不始于春秋武王時期的屈瑕,即在西周之初,楚族已有屈氏了。至于屈紃是否為屈氏先祖,現(xiàn)在還無法定讞。但是,利用出土新材料對千年沿習舊說的疏誤加以糾正,顯得尤為重要。
  其四,探究“楚”之所以名“楚”的疑難。楚人為什么以“楚”、“荊”為其國名?古今學者可謂莫衷一是。黃著據(jù)清華簡《楚居》記載熊麗出生,“穴熊遲徙于京宗,爰得妣湛,逆流載水,厥狀聶耳,乃妻之,生侸叔、麗季。麗不從行,潰自脅出,妣湛賓于天,巫刑刻其脅以楚,氐今曰楚人”,認為“楚”之所以名“楚”者,緣自熊麗之“刑刻其脅以楚”而生。熊麗出生是剖腹產(chǎn),而剖腹的工具(手術刀)是刺之翹長的楚。楚族后世裔孫以先祖熊麗之生為神異之事,而視“楚”為奇異之物,所以其國以“楚”為名。以荊、楚本是一木,故又稱“荊”。此說立論有據(jù),實為卓見。
  其五,關于郢都、鄢郢等楚都地望的研究。黃著據(jù)清華簡《楚居》記載,自季連以來,楚人建都凡二十六處,庶幾每王必遷,像楚莊王遷都四次,而未曾居于江陵郢都,以至都無定處,為傳世文獻所缺載。這恐怕是楚人承傳殷商文化的遺習。楚王所建之都像夷屯、焚、鄀郢等多在汝南、淮上陳蔡之地。凡內(nèi)亂之起,即遷于淮上,說明楚國當時活動中心在淮上。黃著又據(jù)楚簡載,江陵楚都之紀郢稱“彊郢”,為楚武王所建,非建于楚文王。說“至武王熊達自宵徙居免,焉始囗囗囗囗囗福。眾不容於免,乃為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氐今曰郢”。楚武王都疆郢,只是借造堤陂而劃了個都城的范圍,能容納更多人而已。黃著還以為楚人國都所以名“郢”,是受義于“浧”字。浧,古“盈滿”之“盈”字,楚簡“盈滿”字均作“浧”。盈,本有“圓滿無缺損”之義。其都城足以容納眾多之人而圓滿無匱乏者,所以稱之為“郢”。沒有楚簡這些記載,這些千年不解之謎,真不知何年何日得以大白于后世。
  《楚辭》里有許多千年遺留而未能解決的難題,出土簡帛文獻對于破解《楚辭》疑難問題提供了全新證據(jù)。王國維先生早就說過,“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見”,而利用地下新發(fā)現(xiàn)全面研究《楚辭》,并且緊密追蹤當代考古新成果者,黃著無疑是較為系統(tǒng)的一部,作者廣泛吸收近年來的出土文獻材料,結合傳世文獻,考辨翔實,多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實為當今《楚辭》研究中一部難得的力作。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教授)

(責編:秦華、張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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