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對盛唐詩人個體的研究已很充分，但對盛唐“詩壇”進行總體的考察還有待深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對詩人的研究多以現(xiàn)實性、人民性為標準。80年代以后，在資料考證、藝術研究、詩人傳記、作品鑒賞等方面成績顯著，但對盛唐詩壇與政治的關系還缺乏足夠的研究。在袁行霈先生的帶領下，我和袁先生合作完成的“盛唐詩壇研究”項目把詩歌創(chuàng)作放到當時的政治和文化的語境中，注重考察詩人的政治地位、政治生涯、政治品格，以及詩壇與政局的相互糾葛，進而揭示詩人們創(chuàng)作的沖動，考察其得失。

　　早在1993年，袁先生在給研究生授課時即擬定了“盛唐詩壇研究” 的講課提綱。當時我正在北大做訪問學者，跟隨袁先生從事研究。在北大期間，我根據(jù)這份提綱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并寫出數(shù)萬字的初稿。10年后，我們又舊事重提，對“盛唐詩壇”重新展開研究，并成功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袁先生結(jié)合學術界的新動態(tài)，調(diào)整思路、修正觀點、確定題目，我則據(jù)此搜集資料、撰寫初稿，但課題的思路、章節(jié)題目、基本內(nèi)容大都以原擬的提綱為基礎。其間，我們共同對文章進行反復推敲，整部成果修改六七遍，有的內(nèi)容修改多達11次。在多年的合作研究中，我們體會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快樂，師生之間達到了學術的默契。

　　在這項課題中，我們盡可能窮盡資料，文史結(jié)合、以論為主、以考為輔。比如我們考證玉真公主的生年、“姚崇十事”的真實性、唐玄宗召李白進宮的道教背景等，都有一定學術創(chuàng)新，又都是為全書的論述服務的。我們始終把握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從資料出發(fā)，實事求是，不故作驚人之語、高深之論，盡可能接近盛唐詩壇的真實面貌。從詩文作品和基本史實出發(fā)，結(jié)合政書、方志、碑刻等材料，同時注意吸收前賢時彥的研究成果，加以綜合、排比、分析，從中得出較為符合當時詩壇狀況的結(jié)論。我們一方面重視文獻及海內(nèi)外研究成果的運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對兩《唐書》、《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唐文》等常見材料的分析、解讀與利用。我們還注意從唐人筆記小說中尋找有用的資料。這些當朝人撰寫的野史可能是正史的原始出處，細加甄別、合理運用，可以較大程度地豐富成果的資料來源。

　　從總體上研究一個時期的詩壇，以若干人物作為紐帶，將詩壇與政壇聯(lián)系起來加以考察，是我們所作的一點嘗試。學術界常將盛唐詩人分成山水田園和邊塞兩大詩派。這種劃分并不能準確概括盛唐詩壇的全貌，于是我們在研究中轉(zhuǎn)換角度，以詩人的身份、地位、主要生活經(jīng)歷為依據(jù)，將詩人分為宮廷中的詩人、擔任地方官的詩人和在野詩人三大類。這不僅可以將盛唐詩人囊括殆盡，并且具有層次感。在研究中我們還發(fā)現(xiàn)，存詩數(shù)量居于前50位的盛唐詩人中進士及第者就有33人，可見科舉是詩人進入政壇的主要途徑。

　　通過多年的努力耕耘，我們的成果在鑒定時得到了學界同行的肯定。清華大學傅璇琮教授這樣評價：“項目以盛唐時期政治與詩歌創(chuàng)作的關系作為主要命題進行探討，同時又著重運用文化學視角，將政治與經(jīng)濟、文化及文人生活結(jié)合，作整體且具體的探索，對盛唐詩歌研究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武漢大學王兆鵬教授認為，“成果標志著新世紀的唐詩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高度，為唐詩研究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具有操作性的新范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價值”。在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評選中，這項成果順利入選，即將由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統(tǒng)一出版。能獲得同行的認可，我們深感欣慰，但也自知研究還有許多不足之處，應繼續(xù)努力，以新的成果報答學術界的期待。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盛唐詩壇研究” 主要參研人員、安徽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