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文化自覺與價值重建

【簡介】張煉紅，浦東川沙人，華東師范大學文學博士�，F為上海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戲曲、文化研究，主持完成中國大眾文藝改造運動專題研究等國家與市級哲學社科項目，試圖通過聚焦中國現代轉型中的社會生活變遷和本土文化實踐，探討植根于民眾生活世界的情感結構、文化認同、主體自覺中可參與價值重建的資源，并嘗試在今天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實踐的問題情境中賦形、取意、傳神，使之成為可接受、可延續(xù)、可發(fā)展的思想與實踐資源，從而能以更貼近歷史和實感經驗的方式，回真向俗。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主體，歸根到底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主體。而生活世界作為普通民眾社會實踐的意義本源，關注民眾生活世界，也就意味著關注中國最具根本性的政治問題、文化問題和價值問題。那么，立足人文思考，關鍵或許還得從普通人的生命意義、尊嚴、價值入手，通過更為低調持續(xù)的思想實踐和社會實踐，逐漸撐開并突破全球化背景下資本邏輯的強勢籠罩，重建生活世界，重啟生活政治。

近年來影視劇也著意潛入民眾歷史的常與變，無論是追憶戰(zhàn)爭歲月的《沂蒙》、《我的團長我的團》，還是刻畫底層命運的《鋼的琴》。種種努力，就是想從溶于吾土吾民生活世界的情義和智慧出發(fā)，深刻體認“蚌病成珠”的生活倫理及其日常實踐，用心理解社會共同生活的涵養(yǎng)生息之功，平心辨證民眾日常實踐的堅忍維系之力，以及其間蘊蓄的不同于激進政治的“細膩革命”。希望藉此潛在于生活世界的實踐性能量，重新確認普通民眾安身立命和主體自覺的意義，重塑社會生活方式與感覺結構，重啟更富于日常根基與社會脈絡的生活政治、情感政治和文化政治，以達致人心所向的政治復蘇、文化創(chuàng)造與價值重建。

對于當下中國和中國人而言，歷史性的價值低迷期，恰恰也是生發(fā)新的歷史轉機的醞釀期。中國之真正崛起，終究取決于中國人民能否崛起，中華文明能否再崛起。因此，所謂中國問題、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既在具體社會實踐層面，自然有其歷史延續(xù)性；但也亟需在文化思想與精神層面有所照亮，以期開顯出“中國之道”，真正體現吾土吾民的歷練與擔當。

一、“蚌病成珠”

生活世界，何以生，何以活，何以讓人活出人樣來？尤其是日常的繁瑣與艱辛，持久如宿命般的身心苦痛，如何在共同生活實踐中，涵容化育出普通人的生命意義和尊嚴？

想想我們生命中最親近的女性，奶奶、外婆和媽媽，她們大多不是戶口本上的戶主，實際上卻是家里當之無愧的靈魂。日月流年，朝夕勞作，她們與各自分定的角色身份和生活方式，與周遭環(huán)境和人群免不了日久生情，不知不覺就會對情感倫理啊道德規(guī)范啊產生某種依賴性、認同度和歸屬感，由此而獲得內心深處最踏實可靠的精神寄托。長期置身于這種歷史性、社會性、且已內在化的倫理秩序中，女性通常會以其身心最直接的感受力、平衡力和忍耐力，在事無巨細的日常操持中體現各自的情義承擔、倫理承擔和道德承擔。于是，在歲月的艱辛和虧欠中，在忍耐和堅持中，慢慢歷練出中國女性更細膩、柔韌也更結實的情感道德與倫理特質，居于幽暗，而能暗暗有光。

從有形之勞到無形之力，從無形之力到內在之光，如同“蚌病成珠”，這里就有個體生命與生活世界長久依存化合而來的“共命感”。特別是普通勞動婦女、職業(yè)婦女，終年忙碌于家庭內外各種社會生產結構中，身心負擔更重，痛感也更深切。然而，被眾多社會角色所建構的沉重壓抑的性別身份，恰恰成為既令她備感痛苦、又能從中得到慰藉的意義和價值來源。這里就有一種只能靠生活本身來鑄就的人與人、人與生活世界“相依為命”的力量，這種力量重重疊疊指向了日常實踐中具有整體性、連續(xù)性、共存性的倫理結構，這一切往往又體現于人際交流與情感回饋，隨時隨地感受到彼此的需要、理解和尊重。俗話說“原湯化原食”，正是在長期共同生活的相依為命中，艱辛贏得尊嚴，痛感化作慰藉；而在真實個體的被動與主動之間，壓迫性與共命感恰是日常境遇的一體之兩面，或隱或顯，默默給力。仔細體會此種生命歷練與擔當，或許更能領悟蚌病成珠、珠病相隨的那份深意，那股心氣和心力？

但這里還有些問題，看似簡單卻不易回答的問題，比如何謂“生活世界”？而在記憶、實踐和理論之間，怎么才能用更清晰貼切的語言，說出日常實踐的意義本源？如果某些生活方式、文化樣態(tài)及精神傳統的存在，不是以現成可書寫、可明示的形式來傳遞，那我們怎么去理解和確認？而人世間的是非善惡與功過，義利之辯，情理之爭，往往也沒有明確的界限可言，得理且饒人，欺人別太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來我往之中就有了某種整體性、結構性、動態(tài)性的倫理和諧與平衡。正如宋代《呂氏鄉(xiāng)約》所倡導的，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禮俗相交，患難相恤。此種因應著農業(yè)社會鄉(xiāng)土經濟與宗法制度而來的，具有群體性和連帶感的中國傳統經濟、政治、文化與生活共同體，長久以來起著穩(wěn)定社會秩序、調節(jié)個體身心之功效。而生活世界作為意義寄托之地，多側面多層次地給人以理解和創(chuàng)造生命意義的歷史與現實情境。只要習得了溶于生活倫理的情義和智慧，哪怕不識字不讀書的人也會知情達理，也能有文化，因為文化最具體切實的表現就在于社會生活方式中。

畢竟，普通人投身于生活世界及其常態(tài)實踐的意義和價值，并非像精英文化那樣，憑借著向世人公開宣示的顯性書寫方式來確立和傳播。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這不知之知，莫名之名，常常就是以不同于主流書寫的別樣確認方式，默默存活并傳遞著。那么，立足生活世界，我們能否從根本上從整體上，領會和肯定那些存在于主流認知與傳播系統之外的，中國人在緊貼著自身歷史現實的思想與社會實踐中所開顯的文化精神傳統？特別是，對普通民眾在曲折中艱難創(chuàng)生并持守的，更為堅實牢靠的價值理念和生命意志，能否通過文化思想與社會實踐的賦形、取意、傳神，使之成為當下情境中可接受、可延續(xù)、可發(fā)展的實踐性能量？

二、“細膩革命”

這里的關鍵在于，我們怎么才能更大限度地發(fā)掘出，歷史與現實境遇所框定的“共命/壓迫”結構中潛在的民眾實踐性能量，并設法提煉出更多的正面性和價值感？這一切未必要在社會支配性文化之外，也許就在其中，或多或少利用著現有的各種形式，通過人們更為用心用力的日常實踐而有所撐開、有所突破，遂使新質悄然萌發(fā)于舊胎？而我們既然已經置身于現實困境中，何不索性沉住氣，放開眼量，從長計議；同時能否落實功夫，就在細水長流的日常實踐中，展開不同于激進政治的“細膩革命”？

與此相關，群己人我之間，更為持久、穩(wěn)定而深往的互動關聯如何可能？回頭想想各種意義上的被壓迫被損害者，他們在忍耐中堅守著什么，克服了什么，維系著什么，保存了什么？事實上，當人們在忍耐中有所堅守維系之時，個體與群體意義上想要改變不合理現狀的革命性，也就在將來未來之際具有了日益切近的可能性。因為在全力操持的過程中，你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來積蓄和保存有限的力量，既非抗爭對決，也不順勢妥協，直到迎來真正革命性的歷史時刻。而這種堅忍維系的過程，也就成為“細膩革命”的構成要素，穩(wěn)如基石。

那么，我們如何在記憶、實踐和理論的不斷碰撞往復中，當真用心來觸摸生活世界中潛移默化的種種可能性？能否真切感應，能否敏銳發(fā)現，能否將日常實踐中看似無法表述也就無從積累的實感經驗，無中生有地概括和提煉，不斷賦形、取意、傳神？特別是置身于當下問題情境中，我們能否深入而淺出，重新講述中國人的故事，講出那個比正在崛起的中國形象更扎扎實實、深入人心的“中國”到底從哪來，如今又該往哪去？講出那些活得更真實、更堅韌也更有尊嚴的中國人是什么樣的，尤其在危難中，在困厄中，那些咬緊牙關臥薪嘗膽的中國人究竟何所思、何所求、何所為？--這里的中國氣息、中國情感、中國倫理，慢慢慢慢也就在追憶和講述中魂兮歸來。

其間，對于那些曾被主流政治、精英文化拆解質疑的生活倫理及情義傳統，諸如忠誠、孝悌、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我們還能否通過細膩的記憶追溯、理論闡釋和實踐把握，重新使之翻轉出來，翻出那些長期掩埋在概念底下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價值感，來支撐普通人更富于韌性的日常實踐？事實上，越是被邊緣化、底層化的生活實踐，越是被壓抑、被磨礪的生命愿望，就越像是幽暗里發(fā)出的光，地底下開出的花，那就越有強勁的生命力，靜默中震撼人心。其間銘心刻骨的情感體驗，最直接地激發(fā)整合起人們的感性認知和應對能力，久而久之成為生活世界中最能維系和充實倫理平衡的主體性構成要素，常常能在機緣遇合中化被動為主動，及時擴充行動主體的精神能量，隨之轉化為更持久飽滿的實踐力度。

這正是生活世界無窮展開中源源不斷提供的社會內容和形式，需要我們以格外的誠意和耐心去發(fā)掘、去闡釋、去實踐，還要有足夠的勇氣把日常實踐概括提升為思想和理論，藉此探討中國現代轉型、民眾生活變遷和文化發(fā)展進程的歷史梳理、當代闡釋與理論創(chuàng)建，特別是植根生活世界的情感結構、文化認同、主體自覺與價值重建等問題，以期回應我們今天的時代課題與生命困境。在此意義上說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人民創(chuàng)造歷史，也就不光是一種史詩般的表達，更是民眾生活世界及其常態(tài)實踐的史詩性特征。而作為意義寄托之地的生活世界，特別是普通人看似如草如芥、無聲無息的生命實踐，決不只是鄉(xiāng)愁，供人緬懷；還要從歷史與現實幽暗中開鑿出更具親和力的希望之光，薪盡火傳，繼續(xù)照亮我們日常實踐的道路。

三、“螺螄殼里做道場”

生活在中國，意味著腳踏實地，就地生根。如果最基本的自我理解和現實認知都得從外部獲得概念與框架，處處榫卯不合，那我們還是無力從意義價值層面來維系好生活世界，切實切己，發(fā)愿發(fā)力，使之成為一個健康有機的整體。而時至今日，任何人為打造的總體性、普遍性計劃都不可能再有現實生路，但這并不意味著，基于生命實踐多元互動而來的文化思想與精神層面的共通性也將喪失殆盡。那么，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所導致的種種危機，我們還能以怎樣的視野、胸量與格局，來想象世界，想象中國和中國人？還能在想象中寄托多少人生理想、社會理想和政治理想，來調整我們的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狀態(tài)，重建更為健康、合理而有尊嚴的生命形式？

家國之勢，譬如一身。國家，社會，時代，如果也有生命、有性情、有意志，那在特定時期社會轉型發(fā)展所突顯的政治、經濟動機之下，究竟還蘊含著哪些更為細致而深沉的文化精神要素？

我還是想說說梁漱溟先生始終秉持和踐行的文化觀，也是其歷史觀與世界觀。梁先生認為，人類文化中如工具技術、組織制度等等分量雖重卻只居從屬地位，居中心而主導性的則是寓于一切文化間的人生態(tài)度和價值判斷。因此他把創(chuàng)造維系文化生命的人心視為歷史發(fā)展動力，心有自覺就是持守其內在的價值感和超越性，超于利害之上才可能處理好利害得失。他提煉中華民族之精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且有平靜通達、清明安和之理性。而中國文化之要義，倫理本位、情義充沛，就在于以價值為核心，以人生向上為鵠的，以情誼來組織協調人際關系，義務觀念先于權利觀念，互以對方為重而反求諸己，相安共處。梁先生還結合自身對新中國開國氣象的體認，指出統一穩(wěn)定的國家要有秩序才能保全和生息，并通過教育來促進團體生活，形成公共生活，以此修正中國人缺乏公共觀念、紀律習慣、法治精神、組織能力等問題。倘若人們在社會實踐中相聯相通，心開智開，一切力量也會隨之透出來，而人類文化越能讓人生命活力得到舒展就越是進步。梁先生此番識見，再度打開了中國人對于健康合理社會的想象力，其能量之核心，就在于最廣大的人心對于中國文化和倫理的普遍自覺，而價值重建則是其靈魂。

捫心自問，我們還能否憑借著文化心靈的光照，抖擻精神，重新進入當下的時代情境和日常實踐，在人與人更真摯而持久的聯系中萌生更清明的文化認同和倫理自覺？與此同時，能否從中國人淪肌浹髓的記憶之流中汲取文化精神能量，感發(fā)并激活內心深處的意義與價值體認，藉此投入共同的價值重建，重建中國社會肌理密實的民眾生活世界？

回頭再想想，所謂“細膩革命”，不妨說是一種看似并非日常而習見的精神信念與政治理念，如何能以常態(tài)方式體現在普通民眾堅持不懈的生命實踐中？誠即不懈，懈即不誠，此種誠意也需時刻印證于中國歷史和當下的社會生活本身。因此，只有在正視并承擔現實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徐徐圖變，才可能將整體性、全局性、超越性的視野和理念，逐步溶解到具體社會實踐中。正所謂“螺螄殼里做道場”，看似迫于客觀情勢的不得不然，長遠說來也是民眾身心所系的歷史具體性的應然與實然。這樣我們才能重新確認日常實踐中的生活智慧和心靈意志，努力發(fā)掘包蘊其間的精神含量與主體自覺，并加以格外的珍視和護持，以期在社會實踐中彼此呼應、凝聚、壯大，從抽象理念直到融入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感覺結構。而真正造福民眾的好的政治，事實上，不就是那種既能從普通人息息相關的生活世界中汲取能量，又能以低調持續(xù)的日常實踐來推動社會進步的愿望和行動？

以民眾心為心，以民族魂為魂；以生活之理為理，以實踐之道為道。這就是我理解的中國文化自覺與價值重建的現實路徑。與此相應，中國人文社科學者的研究視角，也正在回真向俗，向著歷史與現實的縱深處開放并落地。心往高處想，人往低處走，為的就是要腳踏實地，接一接中國的“地氣”。歸根到底，唯有充分感知和體貼理解到民眾生活世界的常與變，才能切實發(fā)揮中國人民久經磨礪的主體性和能動性，更從容地揚棄整合古今中外的文化、精神與情感資源，并于普通人的日常實踐中有所積發(fā)、突破與創(chuàng)造，共同召喚并迎來偉大中華文明的再崛起。

（《文匯報》2011年9月19日，“文匯學人·每周講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