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記憶在捍衛(wèi)以色列中的戰(zhàn)略性運用 

項目組按：本文系項目組成員汪舒明撰寫的中文論文，題目為“大屠殺記憶在捍衛(wèi)以色列中的戰(zhàn)略性運用”，發(fā)表在《世界民族》上。

大屠殺記憶在捍衛(wèi)以色列中的戰(zhàn)略性運用

汪舒明

內容提要：大屠殺影響了猶太民族認同的塑造，并帶來了基督教和猶太人之間道義資本重新分配。大屠殺記憶由此在國際政治話語斗爭中有了戰(zhàn)略性意義。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以大屠殺劫難為由，將以色列和猶太民族描繪成“受害者”，要求獲得特殊對待。對于來自阿拉伯或穆斯林世界政治對手，則通過將之“指認”為“納粹”或“法西斯主義”，來加以妖魔化，并否定其合理的政治訴求。對于那些以色列占領政策的批評者，則往往將之貼上“反猶主義”標簽，施加輿論壓力。即使在猶太民族內部，對于沉迷和濫用大屠殺記憶的傾向也存在著許多擔憂和批判。

關 鍵 詞：大屠殺記憶、以色列、戰(zhàn)略性運用

集體記憶（尤其創(chuàng)傷性的記憶）廣泛地滲入群體認同和社會規(guī)范的塑造進程，也影響著群體間道義與合法性的重新分配，從而成為廣泛影響社會政治進程的重要因素。由此，集體記憶的塑造和展現(xiàn)就有了戰(zhàn)略性的意義，成為政治話語斗爭中的常用武器。在20世紀所有的創(chuàng)傷性記憶中，納粹大屠殺（Holocaust，以下簡稱“大屠殺”）因其本身慘絕人寰的特性，施害者與受害者在道義和力量方面徹底的不平衡性以及美國猶太人強大的輿論塑造和傳播能力，而成為西方社會記憶文化熱中的關鍵組成部分。大屠殺記憶帶來的群體認同效應，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因大屠殺而形成的道義資本新分配，及其在西方社會成為一種衡量善惡的強有力的標準和象征，使得大屠殺足以成為一種可資利用的戰(zhàn)略性武器，在政治辯論中的用以意義架構、政治動員，以及打擊或抹黑政治敵手。支持和捍衛(wèi)以色列，就是運用大屠殺記憶最重要的社會政治功能之一。本文嘗試評析以色列及其美國國內的支持者運用大屠殺記憶以支持和捍衛(wèi)以色列的話語政治實踐。

一、“受害者”的國家

大屠殺帶給猶太民族的劫難、幸存者的悲慘命運拷問了西方世界的良知，為錫安主義事業(yè)贏得了廣泛同情。大屠殺所展現(xiàn)的無權狀態(tài)的悲劇性命運也為以色列建國提供了道義上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大屠殺悲劇與以色列的建立、生存之間確實存在關聯(lián)，甚至是一對“孿生兄弟”。這種關聯(lián)通過國家紀念、教育、媒體、文藝、公眾人物的話語等方式廣泛體現(xiàn)在以色列的主流社會政治文化中，以色列本身的國家身份的界定也在很大程度上通過界定其與大屠殺的關系而建構。早在1951年，以色列議會通過了一項紀念大屠殺的決議，確定了以色列的大屠殺紀念日（Yom Ha-Shoah）日期，該日期先于以色列獨立日（Yom Ha-Atsma-ut）一周。這樣一種時間選擇使得大屠殺受難與民族重生前后相繼，形成邏輯和情感上的關聯(lián)：“以色列的再生正是出自大屠殺的灰燼，這是希望對絕望的象征，也是拯救對毀滅的一種象征 ”。 同年，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等人就支持一項動議，要給予大屠殺受難者以色列榮譽公民身份 。

錫安主義運動以及以色列領導人也經(jīng)常通過喚起大屠殺記憶來為以色列獲取同情和支持，并為以色列的政策辯護。本-古里安積極推動審判艾希曼 就鮮明體現(xiàn)了以色列早期領導人對大屠殺記憶的政治化利用。對艾希曼漫長的審判過程，一方面全面展現(xiàn)了歐洲猶太人在無權狀態(tài)下的徹底無助狀態(tài)；另一方面成為以色列人體驗和確認主權和權力的象征。以色列萬里緝捕納粹兇犯，并在以色列的法院加以公審，這一事件本身宣布了猶太人的血再也不會毫無抵抗地白流，屠殺者不論多么強大，都將被捕并受猶太人的審判。 本-古里安給其國民以及國際社會上了一堂目標精心設計的歷史課。他要人們接受的主要教訓，就是以色列獲取并運用權力的合法性。在審判前夕以色列獨立日的一次廣播講話中，他將以色列與古代以來的猶太民族的英雄主義相關聯(lián)。而審判后，以色列國防軍的地位明顯提升，國民的安全意識和軍國主義精神也大為提升。正如下文將要論及的，這一審判的另一重目的是證明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與納粹之間的關聯(lián)。1963年初他給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的一封長信也運用了大屠殺記憶。當時，以色列秘密發(fā)展核武器的舉動引起了美國方面的關注和擔憂。在信中，本-古里安寫道，“……我記得，四十年前，希特勒曾向世界宣告，他的目標之一就是毀滅整個猶太民族。而歐洲和美洲的文明世界，對這一宣言報以冷漠和平靜。結果就是人類歷史上無可比擬的大屠殺�！彼�還認為，巴勒斯坦建國必將導致以色列人的徹底毀滅。

立場相對溫和務實的工黨領導人尚且如此，右翼的以色列領導人在對大屠殺記憶進行政治運用上就顯得更加明顯了。以色列首任右翼總理貝京的整個政治生涯就染上了濃厚的大屠殺色彩，以至于被視為有典型的“大屠殺綜合癥” 。一旦涉及以色列的安全問題，或者需要為以色列咄咄逼人大棒政策辯護，他的發(fā)言通常會提及大屠殺。1978年，為推動阿以和平進程，埃及總統(tǒng)薩達特訪問以色列。貝京陪同他參觀了大屠殺紀念博物館，并向薩達特講述了以色列標準的大屠殺教訓：“沒有人會來救我們，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因此，我們這經(jīng)歷了滅絕和重生的一代人發(fā)誓：將我們的國家置于險境的情況將永不再演，我們也絕不會再任由我們的敵人將我們的婦女和孩童置于死亡之火�！� 1982年，以色列因入侵黎巴嫩而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批評。而貝京則不斷重復其前任一再提及的論調進行回應：大屠殺之后，國際社會已經(jīng)失去要求以色列回應其行為的權利。

2009年9月24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聯(lián)合國大會的發(fā)言也同樣體現(xiàn)出以色列政府運用大屠殺記憶為以色列辯護的努力。近年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地區(qū)的占領以及過度使用武力受到了國際社會的道義抨擊，而致力于發(fā)展核技術的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則一再宣稱的大屠殺歷史是個謊言、以色列應該從地圖上抹去等激進話語。針對以色列在國際社會中面臨的不利環(huán)境，內塔尼亞胡在發(fā)言中先闡明聯(lián)合國的中心使命為防止世界大戰(zhàn)和大屠殺等令人恐怖的事件再次發(fā)生，而伊朗領導人否定大屠殺歷史的言論挑戰(zhàn)了聯(lián)合國的這一使命。他用很長的篇幅反駁了伊朗領導人對于大屠殺歷史的否定，并贊揚那些反對伊朗領導人極端言論的國家堅持了道義立場，指責那些聽取這些言論者可恥。接著，他將伊朗政權描繪成一個仍處于9世紀野蠻專制狀態(tài)的國家，其與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結合將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威脅。他這樣說道，“如果這種最原始的狂熱主義能獲得最致命的武器，歷史的進程就可能在某一時刻逆轉。就像對納粹姍姍來遲的勝利一樣，進步和自由的力量只有在人類付出可怕的鮮血和財富的代價后，才能獲得勝利�！�…（聯(lián)合國）最緊迫的挑戰(zhàn)就是防止德黑蘭獨裁者獲得核武器。”接著，他又抨擊聯(lián)合國對哈馬斯長期用火箭彈襲擊以色列無動于衷，并將這種襲擊與納粹德國在二戰(zhàn)期間用火箭彈襲擊英國做了類比�！跋蛞粐�的平民發(fā)射數(shù)以千計的火箭彈，歷史上只有一個先例。這發(fā)生在二戰(zhàn)期間，納粹德國向英國的城市發(fā)射了火箭彈”。 這一篇演講將伊朗政府和哈馬斯與納粹德國相提并論，從而將之描繪成專制、暴虐、危險的力量，將以色列描繪成和平、文明的國家。他要求國際社會要盡快起來反對前者，否則，歷史的悲劇將會重演，人類將付出慘重代價。

在美國的一些右翼猶太組織中，通過喚起大屠殺記憶進行招募或動員也成了一種有效的策略。最為典型的是正統(tǒng)派拉比梅爾?卡漢（Meir Kahane）模仿黑人民族主義者建立的“猶太防衛(wèi)聯(lián)盟(The Jewish Defense League)” ，該組織70年代初的一份介紹其目標的宣傳單封面上，印著一名猶太孩童在納粹的槍口下舉著雙手戰(zhàn)戰(zhàn)兢兢前行的圖片，封面標題為“永不重演” 。這幅廣為傳播、眾所周知的圖片正是猶太人在大屠殺中任人宰割的典型象征，而“永不重演”的口號則象征著猶太人擁有權力以自衛(wèi)的決心。

對于以色列政治化運用大屠殺記憶為自己的政策和行為辯護的做法，“主要猶太組織主席聯(lián)合會”和“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等領導的以色列游說集團也是支持的。在這些組織看來，由于大屠殺，以色列應該受到特殊對待，其所有行為也應被允許。 運用大屠殺記憶為以色列獲取道義資本的做法，在美國猶太人中也是常有的事。1978年，《大屠殺》系列電視片在美國的播出選擇了貝京即將訪美，而美以兩國此時正因美國向沙特軍售問題鬧得不可開交，限于低谷。 為阻止美國向沙特出售戰(zhàn)機，“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向每一個國會議員送了一盤《大屠殺》系列片的錄像。這一行為隱藏著這樣一個歷史類比，即向沙特軍售將危及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以色列將因此可能面臨新的大屠殺�！胺凑u謗聯(lián)盟”（ADL）也向致力于基督教和猶太教對話的“基督教和猶太人全國大會”建議，要求該組織關于大屠殺的活動與猶太人當下的立場（尤其以色列）建立起聯(lián)系 。在20世紀70—80年代，美國行政部門數(shù)度提出要“重估”美以關系，但一提“重估”，大屠殺話語就會滾滾而來 。

美國大屠殺幸存者的聚會和大屠殺紀念活動，也經(jīng)常成為表達強烈支持以色列的時機，而幸存者也經(jīng)常成為美猶之間就美以關系進行溝通的中介。1983年，里根在為建造大屠殺紀念博物館而移交地產(chǎn)的儀式上向當時在場的幸存者宣布，“你們在這里和在以色列的安全天堂將永不受損”。 有影響力的幸存者也經(jīng)常通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向美國政要施加壓力。2010年5月4日，奧巴馬為推動巴以和談，在白宮宴請著名的大屠殺幸存者埃利?威瑟爾（Elie Wiesel）。而威瑟爾則向奧巴馬大談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對猶太民族的重要性，他反對奧巴馬在定居點問題上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他說，“在我們存在的每一分鐘里，我們都承載著我們的記憶”。當他向奧巴馬指出以色列不能再次經(jīng)受劫難時，奧巴馬向他重申美國對以色列安全承擔完全的責任。 在2008年的大屠殺紀念日活動上，伊朗核危機成了高度關注的問題。以色列駐美大使將伊朗核危機與納粹主義相比擬。他將伊朗領導人描繪成充滿邪惡的獨裁者，并稱：“如果這兒（大屠殺歷史）有一個教訓，那就是當我們漠不關心時，一個嗜血成性的獨裁者就可以制造大規(guī)模殺戮，壓制自由并使整個世界置于危境”。

這種以大屠殺歷史為以色列辯護，并要求以色列可以獲得特殊對待的立場，其理由就是猶太民族因大屠殺劫難而必須給予補償。正如著名學者丹尼爾?古德哈根（Daniel J. Goldhagen）向基督教、尤其天主教所提出的政治補償要求：

“政治補償之債因某些國家、機構和個人對猶太人施加的政治損害而明顯形成，也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因需要向政治上脆弱的猶太人提供政治援助的道義責任而產(chǎn)生。損害或者摧毀猶太人的政治能力和地位的國家和機構有責任去加以修補。道義和政治之債作為一種原則，是顯而易見而無可辯駁的�！�。

而他具體所指的政治補償就是要求支持以色列。在他看來，基督教會的行為若削弱了以色列國的根基，并使其公民的生命及其本身的生存受到威脅，那就是違背了這種政治責任。另一名著名的猶太裔法學家艾蘭?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則進一步提出猶太人應該獲得類似于非裔那樣的“肯定性行動” 以作為歷史補償。在他看來，整個世界都欠奴隸、大屠殺以及其他人為的種族滅絕的受害者某種特殊形式的“肯定性行動”。 實際上，這種“補償論”在基督教內部也獲得了不少支持者。

二、指認“納粹”和“法西斯主義”

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巨大災禍，使國際社會對之深惡痛絕，談之色變。經(jīng)歷了損失空前的世界大戰(zhàn)，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已經(jīng)成為極端、邪惡、憎恨、暴力、專制和恐怖的代名詞，而在國際社會完全喪失了道義和政治合法性�！懊裰鳌獙Ｖ啤钡亩�元對立，也從此成為西方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重要范式。在法西斯主義一度泛濫的歐洲大陸，歐洲身份認同重構的新方向就是與這一黑暗的過去決裂，將歐洲建成一個基于基督教理想和啟蒙精神的“規(guī)范性權力”。美國的政治學界和輿論界則發(fā)展出了一套關于“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話語，用以指稱納粹—法西斯主義、共產(chǎn)主義等這些最讓其厭憎、恐懼的意識形態(tài)敵手，將所有這些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運動視為“非美”（Un-American）的異端。

戰(zhàn)后世界政治中的這一變化，使得相互指認“納粹”和“法西斯主義”也成了阿以沖突中的雙方支持者在輿論戰(zhàn)中常用的意義架構工具。通過“揭露”對方的所言所行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關聯(lián)，或將兩者進行歷史比附，可以抹黑對手，并將自己描繪成納粹—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

作為大屠殺最大的受害者，猶太民族自然傾向于運用這種歷史類比和關聯(lián)，來為自己爭得道義支持。在艾希曼審判中，以色列官方就努力想向世界證明和展示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與納粹德國的關聯(lián)。審判前，以色列警方還建立了一支特別分隊，以調查二戰(zhàn)期間耶路撒冷穆夫提（Mufti） 胡塞尼（El-Husseini）與納粹德國的往來以及他對納粹滅絕猶太人政策的推動。媒體也對此積極報道，甚至有媒體宣稱，大規(guī)模滅絕歐洲猶太人實際上受到了穆夫提的鼓勵，而且，他本人是艾希曼最重要的協(xié)作者。負責審判艾希曼的以色列法官也投入大量時間以盤問穆夫提所扮演的角色。 在《持久的和平》一書中，內塔尼亞胡全面地描繪了穆夫提與納粹高層的交往，合作，支持并在阿拉伯人中廣泛傳播納粹思想，積極推動納粹屠殺機器的運轉，到處抗議德國某些官員試圖讓一些猶太人逃離的計劃。在戰(zhàn)后，阿拉伯世界還將納粹分子視為英雄，為他們提供政治避難，甚至請他們做顧問。他還揭示了其他許多宗教和政治領導人對納粹主義的欣賞和支持 。

1967年夏，在阿以危機再次升溫時，以色列左翼大報《國土報》發(fā)表的文章將埃及總統(tǒng)納賽爾與希特勒相提并論，并將時任以色列總理的艾西科爾比作（對納粹實行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該報還連續(xù)發(fā)文提醒以色列人，納賽爾的意圖其實跟希特勒一樣，都要滅絕猶太人，以色列再次面臨大屠殺的危險。還有評論家甚至直接宣稱，“對于我們而言，納賽爾就是希特勒”。 在內塔尼亞胡看來，阿拉法特的巴解組織也“貪婪地繼續(xù)著穆夫提的傳統(tǒng)，始終如一地與新老納粹分子合作，這些納粹分子很自然地發(fā)現(xiàn)自己的目標和方法還很得人心” 。

這些關于阿拉伯民族主義領導人的看法在以色列幾乎人所共知。這種描述實際上使阿以之間爭奪巴勒斯坦主權的民族斗爭轉化成了猶太人與納粹主義斗爭的延續(xù)。不斷提及這種看法，也就不斷提醒以色列人，敵人不會放棄滅絕猶太人的邪惡意圖，以色列始終面臨著大屠殺的危險，盡其所能地去消滅這樣的敵人也就顯得非常正當了。由此，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國的人就很可能被視為“奧斯維辛的死亡天使”。

這種對阿拉伯和穆斯林領導人的描述和看法，即使在美國猶太人中也很普遍�！胺凑u謗聯(lián)盟”主席福克斯曼在《永不再演》一書中，同樣也描述了納粹主義影響中東的圖景。甚至特意提及了希特勒所著的《我的奮斗》一書自1963年以來在阿拉伯世界一再重印再版。 最近關于這種關聯(lián)的一項重要成果是杰弗瑞?赫夫（Jeffrey Herf）所著的《納粹對阿拉伯世界的宣傳》。該書對二戰(zhàn)期間美國駐開羅大使館收集的納粹的阿拉伯語短波頻道的廣播內容進行了概括整理。該書指出，納粹的宣傳在阿拉伯世界受眾很廣，“實際上所有有收音機的阿拉伯人都聽來自柏林的廣播”，納粹的反猶宣傳在中東引起了廣泛共鳴，并深受阿拉伯領導人的贊賞 。在他看來，納粹與其穆斯林世界的合作者在價值觀上相同，而納粹的宣傳則進一步推動了納粹主義與政治伊斯蘭的進一步融合。盡管納粹的阿語頻道歷時只有短短數(shù)年，但卻是政治伊斯蘭發(fā)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最近幾年經(jīng)常被比作希特勒的伊斯蘭國家領導人就是伊朗總統(tǒng)內賈德。他推動伊朗核項目，發(fā)表反猶反以激進言論，以及召開大屠殺否定者國際研討會等做法都明顯挑戰(zhàn)了二戰(zhàn)以來西方塑造的關于大屠殺和納粹主義的歷史觀，也在猶太人中間重新激起大屠殺的記憶和想象。一位學者就此評論道，“就像希特勒致力于通過屠殺猶太人‘解放’人類那樣，內賈德相信，他也可以通過用武力摧毀以色列而‘解放’人類”。 另外，伊朗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也屢屢被比作希特勒。如2011年3月25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莫斯科會晤俄羅斯總統(tǒng)梅德維杰夫前這樣說，“希特勒先開始征服世界，而后開始研制核武器。哈梅內伊的順序是與之相反的”。

“9?11事件”發(fā)生后，美國國內對伊斯蘭教的恐懼和偏見高漲。一些保守派學者和評論家進一步將伊斯蘭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新保守派元老諾曼?波德霍雷茨就將西方與伊斯蘭主義之間的沖突定義為第四次世界大戰(zhàn)，并將伊斯蘭主義化約為一種新型法西斯主義，即伊斯蘭法西斯主義（Islamofascism）。赫夫也認為激進伊斯蘭主義與納粹主義一樣，是一種反動的現(xiàn)代主義，代表了現(xiàn)代世界歷史上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第三個變種 。

將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及其領導人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其后果就是全然否定巴勒斯坦人正當、合法的民族權利，也導致在美國和以色列進行關于巴勒斯坦問題理性探討變得非常困難。任何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進行合理辯護，或者與之接觸溝通的行為，即使來自猶太社團內部，都很可能會被視為與魔鬼共謀，很可能導致來自猶太右翼的激烈反應和抵觸。

當然，這一記憶武器并非猶太人獨有和獨享。阿拉伯世界在明了無法在軍事上戰(zhàn)勝以色列后，就轉向輿論戰(zhàn)。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和行為，也經(jīng)常被巴勒斯坦人比附作法西斯行徑。以色列軍隊過度使用武力的行為，甚至在一些充滿普世人道主義情懷的左翼猶太人中間也飽受詬病。他們看到了一種可怕的角色顛倒的圖景：大屠殺苦難的合法繼承人自己轉化成了“德國人”，而據(jù)說為納粹轉世的阿拉伯平民則完全變成了此種暴行的受害者 。

三、“反猶主義”標簽的重壓

由于反猶主義與大屠殺的滔天罪行關聯(lián)，而且西方基督教世界為此對猶太民族帶有深刻的同情、愧疚、補償?shù)男睦�，絕大多數(shù)基督教徒因此都很擔心被貼上“反猶”、“排猶”的標簽。在另一方面，出于對反猶主義的厭憎和恐懼，一旦發(fā)現(xiàn)公開的反猶主義，猶太人就可能對之群起而攻之。由此，反猶主義標簽就成了一種捍衛(wèi)以色列非常有效的武器。在現(xiàn)實主義者關于以色列游說集團的著作中，亂扣反猶主義帽子都被視為以色列游說集團常用的最強有力、最可怕的武器。有學者就此評論，“反猶主義的指控是一個人在美國攻擊某個人最強有力的侮辱性言詞之一，而且沒有一個值得尊敬的人要讓自己被這樣的言詞抹黑。毫無疑問，對被稱為“反猶分子”的恐懼，使許多人缺乏勇氣對以色列的行為或美國對其支持的價值持保留意見。 ”

在何種程度上批評以色列的政策應該歸入反猶主義，這在美國的猶太人/非猶太人、保守派/自由派之間存在明顯不同的界定。自由派非猶太人或現(xiàn)實主義者并不認為錫安主義以及以色列的任何政策或行為可以免于道義批判。而且，評判以色列的某些政策和行為并不等于否定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主流的基督教會一方面確認以色列地對猶太民族的中心性和重要性，同時也堅持巴勒斯坦人有權利在他們自己的民族家園中和平安全地生活。 對于他們來說，巴勒斯坦人集體生存權利以及“圣地”對于三大宗教的神圣性都應當獲得尊重。許多國際人權組織對以色列過度使用武力以及非人道的占領政策也越來越持批評態(tài)度。西方的類似批評在米爾斯海默這樣的現(xiàn)實主義者看來是一種許多以色列人也會認可的合法批評 。但是，即使這些富有人道關懷的主流教會組織也非常擔心被指為反猶主義。如“全國基督教協(xié)進會”（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所屬的專門致力于推進基督教徒與猶太人之間合作與了解的“基督教—猶太人關系委員會”，其領導人對這一問題就十分敏感謹慎，怕別人指責其活動與出版物有反以色列內容或對猶太人的關切無動于衷 。

而猶太人總體上將以色列看作猶太民族集體存續(xù)的主要標志，因此，傾向于將更廣泛的批判以色列的言行視為對猶太民族集體生存的否定，而其中的民族主義者則對此種批判更加敏感。古德哈根就認為，任何對猶太人有自己民族國家的權利的否定就是反猶分子，任何致力于對猶太民族進行政治補償?shù)臋C構和民族都不應進行“削弱以色列根基，使之存在及其許多公民生命受威脅”的舉措 。但問題在于，一些以捍衛(wèi)以色列不受批判為己任的民族主義分子，故意混淆批評以色列政策和否定以色列合法生存權利之間的區(qū)別。20世紀后期以來，猶太“防衛(wèi)”組織對于何為反猶主義的界定有一個重要變化，就是將對以色列和錫安主義的批評視為敵視和憎恨猶太人的偽裝，是“新反猶主義”的主要特征 。在他們看來，通過否定大屠殺來否定錫安主義和以色列本身的合法性，這當然也是新反猶主義的組成部分，因為“任何否定大屠殺都隱含了重演大屠殺的期許，即消滅以色列” 。否定大屠殺、反對錫安主義、毀滅以色列這三者因此構成了新反猶主義的鐵三角。當然，猶太人中的溫和派，尤其那些自由派或左派，并不贊同這種將反以和反猶混為一談的傾向。如美國學者威廉?布魯斯坦就認為，“反對錫安主義和以色列國的政策并不一定導致反猶” 。

即使美國社會中偶爾出現(xiàn)對以色列政策進行大膽質疑和批評的“勇敢者”，也很可能遭到以色列支持者的施壓和圍攻，而且很可能孤立無援。1957年春，艾森豪威爾在電視講話中尖銳抨擊以色列對聯(lián)合國決議的抵制。結果來自支持以色列的電報和信件潮水般涌向白宮，大多數(shù)來自猶太人。國務卿杜勒斯抱怨，“我們簡直招架不住了，因為本國的新教徒毫無支持的表示，我們接到的全是猶太人的猛烈攻擊”。 近年來最為典型的是前總統(tǒng)卡特和著名國際關系學者米爾斯海默等人的遭遇。2006年，卡特出版了《巴勒斯坦：要和平不要隔離》（Palestine Peace not Apartheid，中文版書名為《牢墻內的巴勒斯坦》）一書�？ㄌ卦跀�(shù)次訪問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后，為以色列占領下的巴勒斯坦人的悲慘命運深感震驚。他在書中指出，“……以色列繼續(xù)控制巴勒斯坦土地，將之變成殖民地，一直是謀求圣地全面和平協(xié)定的主要障礙。以色列軍隊剝奪了巴勒斯坦不甘愿被統(tǒng)治的人民基本人權�！� 他還指出，沙龍政府修建的“防衛(wèi)墻”，實際上成為對巴勒斯坦人實行種族隔離的“牢墻”。該書剛一出版，民主黨領袖佩洛西（天主教徒）未曾閱讀就同卡特劃清了界限，說卡特的觀點不代表民主黨。其后，親以勢力對卡特進行抹黑和攻訐，指責他“撒謊”、“偏執(zhí)”、“反猶”。反誹謗聯(lián)盟在報章上大登廣告，指責卡特“歪曲事實”“污蔑猶太人”和“反以色列”。小布什的副國家安全顧問，新保守派重要成員埃利奧特?阿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也專門在《華盛頓郵報》撰文，指責卡特不顧巴勒斯坦人生活改善的事實，無視巴勒斯坦恐怖活動對以色列的威脅，故意妖魔化以色列。 親以色列游說團體還策動卡特中心的14名猶太裔顧問集體辭職抗議。 另外，卡特中心收到的捐款也明顯減少。而且，卡特本人與猶太組織為此糾葛不斷。

幾乎同一時期，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在英國《倫敦書評》以及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網(wǎng)站上發(fā)表了關于以色列游說集團和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和報告。該報告和文章指出，以“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為核心的以色列游說集團擁有無與倫比的力量，操控著美國的政治體系。它塑造了美以親密關系，使美國的中東政策嚴重偏離美國國家利益而向以色列傾斜，同時卻宣稱美以兩國利益根本上一致。報告發(fā)表后，以色列的支持者指控兩位作者為反猶分子�！胺凑u謗聯(lián)盟”抨擊該報告為“典型的反猶分子的猶太陰謀論的分析”，將引起關于猶太人權力和控制的謠傳 。該組織還專門致信《倫敦書評》編輯部指控兩位作者。而新保守派重要成員、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教授埃利奧特?科亨（Eliot A. Cohen）則在《華盛頓郵報》發(fā)表文章直接將該文定性為反猶，并以自己的兒子正在伊拉克前線為例表明自己忠于美國 。羅斯?維斯（Ruth R. Wisse）認為該報告與1878年在德國流傳的反猶傳單《猶太人對德國的勝利》無異，并且是對美國公眾的攻擊 。阿倫?德肖維茨則認為作者動機可疑地影射美國猶太人雙重忠誠甚至更忠于以色列。還有人提出，猶太人在這場辯論中成了替罪羊。肯尼迪學院的重要捐助者羅伯特?貝爾福（Robert Belfer）還要求禁止沃爾特使用他所捐助的講席的頭銜和資金。卡特在美國德高望重，美國主流媒體中還能見到不少卡特本人及其支持者的辯護文章。兩位學者就沒有那么幸運了。由于擔心被指認為公然討論猶太陰謀論，擔心被指認為反對以色列，擔心縱容了反猶主義言論，美國主流媒體在開始時基本選擇了沉默。

批評以色列者一旦被定為反猶分子，所受到的絕不僅僅是口誅筆伐。批評以色列的媒體會受到抗議，承受巨大的壓力。批評者的公共活動將受到阻擾，其學術、政治生涯，甚至商務活動都可能遇到巨大困難。遍布全國各地社區(qū)和校園的親以組織還會將他列入“敵人名單”，長期關注，窮追不舍。這些策略在政治上非常有效，保羅?芬德利就此總結道：

“你只要連續(xù)幾次批評以色列的政策，就會遭到沉痛和殘酷的報復，由于某一部分或幾部分以色列院外活動集團的壓力，你甚至會喪失掉生計。各屆總統(tǒng)害怕它。議會遵照其旨意辦事。有聲望的高等學府極力避免它所反對的學術項目和獎學金。新聞界的大亨和軍界首領也在它的壓力下俯首折腰” 。

結 語

無論在美國還是以色列，以色列的支持者通過大屠殺記憶構建和強化了一種我們/他們，善/惡，受害者/施害者，追索權利/歷史罪責的區(qū)分和話語，通過喚起恐懼、同情和愧疚，維系和動員起美國社會對以色列的政治支持；還以“反猶主義”這一標簽壓制著美國國內對這一信條公開或潛在的挑戰(zhàn)者。

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都難以從過往歷史的創(chuàng)傷經(jīng)歷中全然超脫出來，而且，創(chuàng)傷記憶經(jīng)常被政治行為體用作理解、闡釋當下處境的棱鏡，或為當下的某種政策和立場提供合法性基礎。但是，沉迷、煽動或濫用某種創(chuàng)傷記憶，以至于形成“歷史禁錮想象”或“過分通則化”現(xiàn)象，則并非健康有益的社會政治實踐。

即使在猶太民族內部，對于沉迷和濫用大屠殺記憶也存在著多種批判和反對的觀點。其中受到最多批評的是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煽動集體悲情，毒化民族心靈。197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伊扎克?B.辛格一方面譴責納粹暴行，另一方面又拒絕煽揚集體悲情，拒絕將大屠殺記憶當作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政治和道德資本。在短片小說《旅游巴士》中，他描寫了一位猶太幸存者，動輒用“反猶分子”、“納粹”、“集中營”譴責包括其丈夫（基督徒）在內的其他人，引起一同出游的所有同伴的不滿。對于此種言行，辛格在小說中以第一人稱“我”責難道：“夫人，您的所作所為對猶太人的傷害，超過了所有反猶主義。 ”

第二、導致猶太人迷信和濫用權力，產(chǎn)生新的非正義。大屠殺記憶留下的心靈創(chuàng)傷使猶太民族習慣性地恐懼和過度警惕，使之傾向于以絕對優(yōu)勢的權力追求“絕對安全”。在著名猶太神學家和大屠殺學者邁克爾?布倫鮑姆（Michael Berenbaum）看來，權力并不帶來絕對安全，也不能真正消除猶太人的脆弱感，而且權力使受壓迫者變成壓迫者。 還有學者批評受害者意識使以色列右翼自我正義感膨脹，導致其不顧責任，在巴以沖突中過度使用武力；也導致以色列不顧國際社會的批評，變得難以與周圍世界理性對話。如自由派學者托尼?朱迪（Tony Judt）就抨擊以色列對待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像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是種族主義�！缎鹿埠汀肺淖志庉嬂装�?維瑟爾迪亞（Leon Wieseltier）也發(fā)表題為“希特勒死了：反對部族悲情”的文章，嚴厲抨擊以大屠殺來闡釋和解讀本質上為土地爭議的巴以沖突。 一些猶太學者出于對濫用權力之危險性的認識，抨擊過度渲染大屠殺歷史悲情的做法。一種典型的表述就是：“記憶在群體意識中的角色必須慎重考慮。……如果我們通過將大屠殺變成猶太人標記性的體驗，恭敬地接納關于我們自身為受厭憎的賤民的定義，那將成為希特勒死后更大的勝利”。

第三、擠出其他記憶和遺產(chǎn)。一些猶太學者對美國猶太社團在大屠殺教育中投入過多的資源深為不滿，在他們看來，這種做法排擠了猶太民族歷史上的其他方面，導致了民族記憶受到壓縮。猶太教正統(tǒng)派尤其反對將大屠殺記憶作為猶太歷史和傳統(tǒng)的焦點，甚至使之轉化成某種宗教象征，從而擠占宗教在猶太認同中的空間。另一方面，正統(tǒng)派還擔心大屠殺記憶的擴展還將導致對上帝和猶太教信仰的懷疑主義泛濫。 無獨有偶，著名的左派政論家雷昂納德?費恩（Leonard Fein）則指出，過度強調大屠殺記憶，必將使猶太認同的其他成分受到排斥�！按笸罋⒓炔皇仟q太生活的起點，也不是終點。奧斯威辛不是我們的中轉站，……既不是最重要，也不是最有趣的事�！�…西奈……才是。 ”

第四、商業(yè)化利用。在《大屠殺產(chǎn)業(yè)》一書中，激進左派學者諾曼?芬克爾斯坦除了揭示了大屠殺記憶所隱含的意識形態(tài)性及其為美國和以色列強權服務的特性外，還猛烈抨擊了少數(shù)猶太組織將之用作牟利的工具，從歐洲國家獲得數(shù)額龐大的賠償。他甚至將一些負責向德國和瑞士等國索賠的美國猶太組織視為敲詐團伙。

（汪舒明，助理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猶太研究中心，郵編：200020）

Strategic Usages of Holocaust Memory in Defending Israel

Wang Shuming

Abstract: Holocaust influenced Jewish people in reshaping their identity, and resulted in a re-contribution of moral capital between Christian and Jewish people. Thus, Holocaust memory was bestowe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tussle. Israel and her supports depicted Israel and Jewish people as “victim” by the suffering during the Holocaust, and claimed a special treatment. Those political adversaries, from Arabic or Muslim world, would be identified as ‘Nazi’ or ‘Fascist’ to demonization, and their reasonable political appeals denied. Those critics of Israeli’s occupation policy, would be frequently labeled as ‘Anti-Semite’ and bear on public pressure. Much uneasiness and dissidence to the obsessing and misusing of the Holocaust memory presented even among the Jewish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