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多位學者向記者表示,“學術包工頭”現(xiàn)象在高校的流行不僅僅是導師個人品質的問題,現(xiàn)行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學術制度和整個社會風氣都是重要原因。
“打工”、“老板”、“包工頭”,這些看似與做學問跨行隔山的詞語,近年來卻成了一些媒體描述學界的“時髦詞”。這當然不能令人愉快,一方面如今的學術體制機制日漸完善,科研環(huán)境不斷改善,學術成果逐年增多,這樣的描述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課題制下,確實存在有些學者利用手中資源和人脈包攬課題,再層層轉包給研究生,導師與學生之間形成為“老板”和“打工仔”的關系,研究機構異化為“學術工廠”的現(xiàn)象。對于這樣一種局面,學者表示,要激濁揚清,扶正祛邪,采取綜合措施整肅不良學風,以良好的學風推動學術創(chuàng)新。
怪現(xiàn)狀
象牙塔中的“學術包工頭”
廉價的學生勞動力
近日,記者走訪了北京多所高校。據(jù)了解,理工科已經成為“學術打工”的重災區(qū)。對于一些研究方法以做實驗為主的理工科學生來說,工作時間長、體力消耗大、工作內容簡單重復已經成為研究生生活的共同特質。
一位周六仍然在實驗室做實驗的某高校藥學系學生告訴記者,他們每周只放一天假,法定節(jié)假日也不得休息。她向記者抱怨說:“我‘老板’科研能力不強,卻總是要求學生來做博士點課題,不寫就用種種手段控制我們,甚至不讓按期畢業(yè)。她根本不考慮學生的學術興趣和發(fā)展前途,只把學生當成做課題的工具!”另一位數(shù)學系學生告訴記者,他的導師總是把課題中大量繁瑣的基礎性計算工作交給研究生,一位學姐為其辛苦工作了三年,科研能力基本沒有得到提升,畢業(yè)時根據(jù)導師的課題敷衍了一篇論文,居然也順利通過了。
在人文社科領域,“學術打工”的現(xiàn)象也不少見。一位學者告訴記者,國內某知名民俗學學者對學生非常嚴苛,她的學生自入學起,就要承擔極為繁重的“打字”工作,很難有時間開展自己的研究。三年下來,即使是資質很高的學生也可能一事無成。
高速運轉的論文生產機器
記者了解到,在某些高校,一些資源多、能力強的導師以自己為軸心組建了極為高效的學術“生產”團隊,形成了較為成熟的社會化學術“生產”機制。
一位學者告訴記者,某管理學教授是國內知名專家,其科研團隊像一個高速作業(yè)的論文生產機器,導師是其中的引擎,靠名聲申請到很多課題,他的研究生是不停運轉的機器零件,其等級、分工極為明確。低年級學生在進入時會由高年級博士生對其進行培訓,告知團隊規(guī)矩、“老板”習慣,以及定期開會的時間,隨后會被劃入某一領域,在高年級學生帶領下完成任務。這種管理談不上粗暴,老師為學生樹立“典范”,比如告訴他們,只有多發(fā)文章,發(fā)好文章,才能進入好學校,找到好工作。學生在這種邏輯下跟著老師狂飆,“生產”效率非常高。他們有共享的知識庫,只要有理論和數(shù)據(jù),就立即整理成一篇可以發(fā)表的文章,傳到共有平臺上,老師要用的時候就可以立即去取。
此種學術團隊已經高度社會化、功利化,團隊里大部分學生很少能夠獨立選題,基本是由老師指定,否則,不僅得不到老師資金和智力上的幫助,還有可能延期至五年畢業(yè)。在這種生產模式下,學生必須依照老師的理念和方法工作,獨立思考是不被提倡的。而且團隊中的大部分學生已經在潛移默化中認同了這樣的團隊文化。
無從質疑的學術霸權
記者在走訪中發(fā)現(xiàn),即使學生在導師的命令下苦不堪言,大多數(shù)人還是惟命是從,只有極個別的學生選擇反抗。
一位新聞學在職博士告訴記者,他的導師是業(yè)界知名學者,不僅有縱向課題,也常常與有關機構、媒體合作,一些課題的數(shù)據(jù)和分析沒法自己完成,就分給自己的研究生或其他青年學者做。該同學在跟著老師做了一兩年基礎小工后,開始籌劃寫自己的題目,可每次只要是發(fā)郵件溝通論文的事,就得不到任何回音。實際上,老師已經計劃讓他寫自己課題中的一個題目。這位同學向研究生院申請更換導師,在提交了翔實證據(jù)的情況下,仍未能如愿。最后,此事以研究生院勸和收場,他讓步寫了導師的題目,從此相安無事。
反思
是什么造就了“學術包工頭”
多位學者向記者表示,“學術包工頭”現(xiàn)象在高校的流行不僅僅是導師個人品質的問題,現(xiàn)行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學術制度和整個社會風氣都是重要原因。
課題主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建立起與市場機制相適應的合同、招標、評估等科研管理形式,課題制日益成為科研運行和組織管理的基本制度。
隨著學術項目和課題審批不斷增多,學術成果市場化的步伐不斷加快,種種不良現(xiàn)象也由此衍生。記者在走訪中發(fā)現(xiàn),學科與政府、社會掛鉤越緊密,科研成果市場化程度越高,“學術打工”現(xiàn)象也越普遍,一些高校的理工科院系已經儼然成為“學術工廠”,快速、高效、低成本地生產出大量學術產品。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王延中曾對科研項目課題制的利弊做過分析。他認為,科研項目課題制由于其市場化運行和管理機制,逐步形成了科學研究的“工業(yè)化”投入產出方式,其突出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根據(jù)合同要求按時生產出“足夠數(shù)量”和“一定質量”的科研成果。這種市場化的獎賞機制、工業(yè)化的產品管理流程,不太利于科學研究尤其是創(chuàng)造性的科學研究工作。
課題制對于多出成果、快出成果有很大的促進作用。然而,如果罔顧學術創(chuàng)新,完全以課題為軸心就會引發(fā)問題。“一些學者是為了課題而課題,課題本身在學術上并無太大意義! 湖南理工學院教授余三定告訴記者。
資源掛帥
“有些時候,真正做研究的人申請不到經費,而一些跑得勤、資源多、人脈廣的‘社會活動家’如魚得水。資金被壟斷,得不到合理發(fā)放!畬W術包工頭’現(xiàn)象愈演愈烈,大學行政化是重要原因!北本⿴煼洞髮W文學院教授王向遠認為。
多位學者指出,由各級政府指定科研行政單位立項的縱向課題,以及地方政府、企事業(yè)單位主導的橫向課題,已經成為決定學者題目來源和科研經費的生命線。在此種體制下,擁有行政資源和較高學術地位的教授申請項目往往如魚得水,他們將手中的課題層層轉包給資歷尚淺的老師和研究生,自己則忙于應酬,以獲取更多資源。
余三定表示,最近幾年來,甚至出現(xiàn)了專門負責跑課題的“學術掮客”,他們通過跑關系取得課題,再轉包給其他研究者!氨热缒戏侥掣咝#嗄甓忌暾埐坏绞裁粗卮笳n題,近來卻突然申請到十幾個課題!
“接單”者名利雙收,“打工”者獲取資源,他們日益成為一種牟取學術資源和經濟利益的緊密共同體。
缺乏約束
在現(xiàn)有的研究生培養(yǎng)模式中,變異的師生關系也是“學術包工頭”出現(xiàn)的重要原因。由于導師掌握了重要科研資源,把持著學生畢業(yè)的重重關口,學生對導師呈現(xiàn)明顯的依附關系。在這樣的培養(yǎng)模式下,學生亦步亦趨地跟隨導師指引是較為“明智”的選擇,這是順利畢業(yè)的基本條件,也是借助導師力量獲得更多資源的有效方式。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院長蔡禾告訴記者,導師、學生的權利與義務缺乏明確的制度性約束。他說:“在國外,導師和學生之間的權責關系更加明確,自費的學生可以自由選擇題目,申請到獎學金的學生就要擔任導師的研究助理,而這種助理工作也是有限的,有清晰的工時規(guī)定。導師通過申請課題經費給學生獎學金作為工資,從而同學生建立一種比較穩(wěn)定的契約關系。而我國教育在這方面缺乏明確的制度規(guī)定與指引,現(xiàn)實中研究生參與導師的課題研究又很普遍!
缺乏制度指引導致的后果是,導師可以無限制地將學生作為廉價勞動力來使用,而學生則因“打工”的付出與收益不成正比而感到不平衡。在學術生產過程中,學生成為一種獨特的廉價勞動力,不需要負擔太多的社會成本,在急功近利的導師那里,他們很容易被轉換為大批量學術生產以牟取科研經費的工具。
出路
以學術創(chuàng)新為首要目標
學者普遍認為,在浮躁、功利的學術環(huán)境中,學者應端正治學態(tài)度,坐得住“冷板凳”,破除“官本位”思想,將學術創(chuàng)新作為研究的第一目標。
在制度層面,應當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浮躁的“學術包工頭”現(xiàn)象。余三定認為,科研機制應當有所創(chuàng)新,學術計劃審批機制或應有所改變。
多位教授從研究生培養(yǎng)制度角度指出,制約導師權力是關鍵。應當建立畢業(yè)論文匿名評審機制,導師回避學生的論文答辯;建立學術仲裁委員會,學術不端現(xiàn)象發(fā)生時,學生可以將情況提交委員會,由委員會成員共同鑒定責任人,并負責協(xié)調導師和學生之間的關系;同時,學生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權益委員會,共同為維護自己的權益而努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施愛東認為,完善制度的關鍵是出臺更多細則,比如對招收研究生的導師進行考核,如果導師遭學生投訴并經核查屬實,應對其進行相應處罰,進行舉報的學生有權更換導師。這些規(guī)定應當更多地由處于弱勢的學生會等學生組織參與制定,學術仲裁委員會也應當有學生參與。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郁建興認為,學生參與導師課題需要具有旨趣上的一致性、相關性,學生參與導師課題應當以實現(xiàn)理論創(chuàng)新為取向。(記者 孫妙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