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語文獻中的上海（1843-1949）”中期檢查報告

課題總體執(zhí)行情況

本課題獲立項后，于2011年12月15日舉行開題論證會。復旦大學中外現(xiàn)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姜義華教授、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汪朝光研究員、浙江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兼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陳紅民教授、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院長蘇智良教授、上海大學歷史系陶飛亞教授和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主任榮躍明研究員應邀出席開題論證會。課題組負責人、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歷史所所長熊月之研究員與各子課題負責人及部分課題組成員參加會議。開題報告會由姜義華教授主持。

在此次論證會上，本課題總負責人熊月之教授匯報課題實施計劃。之后，各位與會專家從研究框架、實施步驟、內容編排、專題比重、史料分類和數(shù)據(jù)庫規(guī)劃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和建議，對課題組成員的研究思路頗具啟發(fā)性。之后，子課題負責人汪之成、馬學強、王維江和王敏教授就各自領域的的研究重點、難點及研究進度安排等問題進行了詳細說明，并結合專家組的意見與建議對原計劃中的相關部分進行重新思考，提出改進方案。在此次報告會上，與會專家和課題組負責人、子課題負責人、課題組成員與各位專家開誠布公，對許多重要問題和操作細節(jié)展開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討，富于針對性和實效性。

2012年2月24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外語文獻中的上�！氛n題組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會議室召開第一次工作會議。會議由課題負責人熊月之主持，子課題負責人及核心成員馬學強、王敏、王維江、葛濤、葉斌等參加。

此次會議的議題主要是在參考去年底課題開題報告會各位專家提出的各項建議和意見的基礎上，結合本項課題內容實際情況，初步討論課題的研究框架、實施步驟、內容編排、專題比重、選譯篇目和各項子課題成員構成等各項內容，并取得初步共識。會議結束后，各子課題負責人各自與本組核心成員商定選譯篇目，制定分工計劃和時間節(jié)點，然后交由課題秘書備案和編制總目，最后由課題組負責人召集課題組成員最終確定各子課題分目及具體的編譯和研究計劃。

作為此項課題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本課題組著手編寫詳細的《上海外語文獻目錄》，在此前印永清等人編寫的《海外上海研究書目》基礎上，廣泛排查了國內、國外相關大學、圖書館、檔案館收藏的上海史資料目錄。此書現(xiàn)已基本編就，作為內部參考資料使用。待進一步充實、編輯以后，即可正式出版。

至2013年7月底，各子課題已經(jīng)大部分編譯任務完成，目前進入校對階段，爭取先推出6卷，年底出版。

各子課題研究執(zhí)行情況

“英語文獻”子課題：本項子課題的編研范圍主要包括有關上海的英文文獻包括檔案、書籍、報刊等。

目前課題組成員已排查掌握的情況：檔案主要有英國外交文書、美國駐滬領事檔案中有關上海的內容，以及上海檔案館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這部分資料數(shù)量相當龐大。其中英國外交文書中與上海相關的內容已單獨影印出版，書名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2008年在英國倫敦出版，共18卷。主要包括英國外交部與駐華公使和駐滬領事之間與上海相關的往來公文、電報等，關于上海公共租界經(jīng)濟、貿易、市政管理機構的設立與發(fā)展、外僑概況以及自上海開埠至1943年租界收回期間對上海租界發(fā)展有影響的重要政治、社會事件等均有相當翔實的文獻資料，史料價值極高。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是學界公認的上海史研究最權威、最翔實的第一手資料，有相當多的學者在研究中非常注重挖掘這些資料。但是這部分檔案資料卷帙浩繁，仍有很大的進一步開發(fā)的空間。相比較而言, 美國駐滬領事檔案的使用最不充分，原因之一是這部分資料尚未公開發(fā)表，也未電子化，特別是對國內學者而言，使用相當不便。

目前課題組成員收集有關上海史的英文書籍至少有五十部，包括回憶錄、游記、日記等，作者多為外僑， 他們或者長期生活在上海，,或者來中國游歷、考察等。這些書相當一部分成書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內容涉及早期上海市政、外僑社會等諸多方面，因此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諸如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上海社會), 《租界三十年生活憶舊》, 《遠東的回憶》等。

現(xiàn)課題組已初步收集到部分英文文獻。其中書籍近40部，檔案資料匯編1部（即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共18卷）。書籍有15部已開始著手翻譯，如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1881; 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1894 ; 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1903; Shanghai hygiene; Rambles round Shanghai; My holiday in China;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English life in China; Life in far east;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等。其中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一書翻譯的初稿已完成。資料匯編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一書中也已選定部分內容開始翻譯，如關于費唐報告的檔案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納稅人會議記錄等。目前已完成已高中文字數(shù)近四十萬。

“日語文獻”子課題：本子課題目前研究工作主要是對“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與上海相關日語圖書進行的整理與分析。

截至目前，經(jīng)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予以數(shù)碼化整理、并在互連網(wǎng)上公開發(fā)布的近代上海關聯(lián)日語圖書共計1382部。根據(jù)內容，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公開的上述圖書分為10大類：綜合、哲學、歷史、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產(chǎn)業(yè)、藝術、語言，以及文學。每一大類中又細分為若干小類。

綜上所述，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的上海相關日語圖書在內容上被歸為10大類、58小類。在10大類1382部圖書中，位居前三位者依次為社會科學、歷史、產(chǎn)業(yè)，其中社會科學類圖書約占全部圖書的48%，歷史類圖書約占16%，產(chǎn)業(yè)類圖書約占15%；以上三類共占79%。數(shù)量最少者依次為藝術、哲學、語言，共39種，約占全部圖書的3%。58小類中，數(shù)量最多的前五位依次為經(jīng)濟、政治、地理?地志?紀行、商業(yè)、社會科學；其中經(jīng)濟、政治、社會科學屬于社會科學類，地理?地志?紀行屬于歷史類，商業(yè)屬于產(chǎn)業(yè)類。心理學、宗教、佛教、化學工業(yè)、林業(yè)、英語、文學、中國文學?其他東洋文學、英美文學9類圖書，每類均僅有一種，并列58類中數(shù)量最寡者。

由是觀之，近代之際，日本相關機構、人士透過圖書所表達的對上海的關注點，以及研究重心，集中于社會科學、歷史、產(chǎn)業(yè)方面。進而言之，側重點在于近代上海城市社會現(xiàn)狀，及其當時焦點問題。

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圖書著者的身份情況，又是如何呢？大而言之，可分為個人與機構兩類。就圖書著者的整體情況而言，機構著者與個人著者在數(shù)量上大致旗鼓相當，這個情況反映了近代日本在上海研究方面的一些特征。

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所整理、公開之上海關聯(lián)圖書的出版年份情況，大致如下：1869至1899年間出版的計84部，其中最早為1869年由柏悅堂出版的『東洋記事 卷之一』，石橋雨窗、立知靜譯述，其中有關于上海的部分“上海記事”。1900至1949年間出版的計1295部。1950至1979年間出版的1部，系由青森縣經(jīng)濟部于1952年出版的『青森縣蘋果史料 第5集』“明治時代青森蘋果海外銷售史”，內中包括“浦鹽?馬尼拉?香港?上海市場調查報告書”、“關于上海的蘋果”兩部分關于上海的內容。另有兩部出版年份不明:一、由海軍省編著、出版的『海上里程表』，其中涉及上海的部分為“從上海至香港的寄港航路”；二、陶山直良編、積玉圃出版的『通俗文章』，內有“從本邦商社派遣至上海分社之文”。但可以確定的是：上述兩部圖書均出版于1945年之前。上述圖書出版年份的情況，與近代日本在上海進行活動的盛衰軌跡亦相吻合。

以上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圖書的概況分析，亦為一年來近代上海日語文獻工作的主要進展。

“法語文獻”子課題：本子課題目前的研究重點是翻譯法語文獻，即從法語文獻檔案中翻譯相關資料，現(xiàn)已匯編譯稿：一、《法語文獻中的上海》（第一輯），具體內容如下：1、“東方巴黎”的營建：法租界公董局公報、年報中的記載（15篇），重要章程、城市規(guī)劃、城市建設、管理體制等；2、法租界警務處報告選（1937-1941年）；3、法語文獻中的上海天主教會（20篇）；4、與法語教育有關的近代上海學校（8篇）；徐匯公學、震旦大學、中法工學院、中法學校等；5、法租界醫(yī)療體系構建與公共衛(wèi)生管理（8篇）；6、法語文獻記載的法國僑民（20位人物）。第一輯譯稿約35萬字，精選50幅圖片。二、《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會會議錄》（1910年1月20日--1913年1月27日）與《上海法租界公董局關于公共道路、下水道和糞便處理的城市衛(wèi)生工作報告》（1849－1940s）資料翻譯，計25萬字。

課題組成員編研同步推進，利用法語文獻進行上海城市史、上海法租界史等相關方面的研究，作為課題中期成果。論文主要有《權力、空間與近代街區(qū)內部構造：上海法租界馬斯南路街區(qū)研究》（馬學強）、《上海法租界之地籍研究（1849-1943）》（牟振宇），發(fā)表于《史林》2012年第5期。利用法法語文獻出版研究專著有牟振宇著《從葦荻漁歌到東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間過程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7月版；馬學強等著《閱讀思南公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

此外課題組主要成員還承擔相關的橫向課題，“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廨研究”（與上海黃浦區(qū)合作），內中涉及大量法文資料，擬于2013年5月出版。

“德語文獻”子課題：在接受本子課題之前，課題組成員已有相關成果的積累，包括兩個方面：一是1840-1911年德語文獻的搜集和整理，已搜集到的書籍兩百余種，從這些書籍中已選取十二本比較好的內容，翻譯出版，書名為《另眼相看——晚清德語文獻中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二是對這一時期書目的進一步完善，對書籍作者、時代背景做更細致的考察，以便更準確、更深入地把握書籍的內容，為后續(xù)的研究打好基礎。在此基礎之上，不斷發(fā)現(xiàn)新的書籍，并選擇其中部分好的內容，進行翻譯整理。

2012年度的工作重點有二：一是對1912-1949年的德語文獻進行全面的搜集，通過網(wǎng)上圖書館目錄的搜索，整理出的書目有一百五十本左右。由于這些書籍都是委托德國學者代為借閱、掃描和制作成PDF版本，花費了很長時間，剛剛獲得了這一書目中六十三本的PDF版本書籍。目前正在緊張瀏覽這些書籍，編寫書目提要，預計本月底可以完成這一工作。

二是對國內所存德語文獻的搜集和整理，自1840年以來，德國人的活動中心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廣州、青島、漢口等地，留下了大量的文獻資料，由于經(jīng)費有限，目前的搜集還只是在上海本地進行，主要在上海圖書館的徐家匯藏書樓所庋藏的德語文獻進行查閱，與以往主要整理的是游記、日記、回憶錄和書信不同，徐家匯藏書樓存有1886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德文報紙《德文新報》（Der Ostasiatische Lloyd），它是亞洲最古老的德文報紙，德國學者稱該報也是“在中國的最好的報紙”，徐家匯藏書樓擁有1896-1906年的《德文新報》，彌足珍貴。

目前已查閱完畢1896年的《德文新報》，其內容之豐富，已超過同時期的英文報紙，因為它比英文報紙的容量大，雖然商業(yè)性不弱，但其文化性和社區(qū)性亦很強，故德僑在上海的商業(yè)活動和生活狀況都有較完整的報道，如德國駐滬總領事館、德國俱樂部、德國教堂、威廉學校等在滬主要社團的活動都在該報的到完整呈現(xiàn)。另外，德國在滬的“中國通”們也時常在該報發(fā)表文章，談論對中國政治的看法。這些內容對我們了解那時的上海和德僑的生活都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

2013年的工作將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開始對民國時期的部分內容較好的游記的翻譯，按照前述《另眼相看》一書的體例，翻譯成一本約二十五萬字的書。二是繼續(xù)閱讀《德文新報》，根據(jù)進展，不斷完善編目，挑選其中好的內容，或許也可編成一本“《德文新報》中的上海”這樣一本資料書。

“俄語文獻”子課題，已完成資料排查，有兩部書已著手翻譯，其中一部，即“上海俄僑回憶”已基本完成。

資料收集情況

目前，“英語文獻”子課題正在對有關上海的英文文獻包括檔案、書籍、報刊等進行系統(tǒng)的排查和整理。已初步收集到部分英文文獻。其中書籍近40部，檔案資料匯編1部（即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共18卷）。

書籍有近一半書籍已開始著手翻譯，如Sketches in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native city of Shanghai 1881; Sketches in and around Shanghai,1894 ; Shanghai by night and day，1903; shangha hygiene;Rambles round Shanghai; My holiday in china; Shanghai considered socially; English life in China; Life in far east; 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等。其中Men of Shanghai and north china一書翻譯的初稿已完成。資料匯編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一書中也已選定部分內容開始翻譯，如關于費唐報告的檔案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納稅人會議記錄等。目前已完成已高中文字數(shù)近四十萬。

“日語文獻”子課題組成員正集中精力搜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圖書。經(jīng)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予以數(shù)碼化整理、并在互連網(wǎng)上公開發(fā)布的近代上海關聯(lián)日語圖書共計1382部。目前，課題組成員已對全部圖書進行了詳細的排查，對各書的目錄和梗概進行了記錄，并從中已翻譯出部分內容。

“法語文獻”子課題目前資料收集的重點是上海市檔案館藏“法租界檔案”全宗及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藏法租界公董局出版資料兩個方面，此外課題組成員牟振宇從法國復制了部分與近代上海歷史地理系統(tǒng)（GIS）相關的一手數(shù)據(jù)。這些資料的內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法租界公董局官方公報；2、法國在上海的天主教會資料；3、法租界教育資料；4、法租界醫(yī)療機構資料；5、近代上海法國僑民個人檔案。這些資料翻譯成中文后的總字數(shù)達35萬以上。目前已基本完成查閱和整理，開始進入編譯階段。

“德語文獻”子課題已對1912-1949年的德語文獻進行全面的搜集，主要是德國所藏相關資料，現(xiàn)整理出的書目有150本左右。其二是對國內所存德語文獻的搜集和整理，目前的搜集還只是在上海本地進行，以后將擴展到青島、北京和天津等地，現(xiàn)課題組成員正在上海圖書館的徐家匯藏書樓所庋藏的德語文獻進行查閱，與以往主要整理的是游記、日記、回憶錄和書信不同。其中徐家匯藏書樓存有1886年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德文報紙《德文新報》（Der Ostasiatische Lloyd），已查閱完畢，現(xiàn)已進入整理階段。

課題組主辦的學術會議

2012年7月20日至21日，由課題組主辦“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學術研討會。參加本次討論會的學者，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丹麥、荷蘭等國家和地區(qū)，與會者總計40余人，共提交23篇論文。本次會議由七個議題組成，分別是（一）城市研究與檔案；（二）城市規(guī)劃與管理；（三）城市文化與認同；（四）城市政治與國際交往；（五）城市經(jīng)濟與交通；（六）城市歷史與文獻；（七）城市社會與城市形象。與會學者開拓發(fā)掘的文獻資料有晚清海關檔案資料、日本《支那省別全志》、上海大學海外珍稀文獻數(shù)據(jù)庫資料、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資料、美國胡佛檔案館上海史相關資料、民初日本駐杭領事報告、英文雜志《上海社會》以及相關外僑的書信著作等；涉及研究的城市和區(qū)域有近代上海（包括公共租界與法租界）、天津、武漢、杭州等；涉及的城市問題有街區(qū)構造、市政管理、城市犯罪、城市形象、城市漫畫、城市佛教文化、城市社團、城市混血兒、汽車業(yè)城市唱片業(yè)和自行車業(yè)等。會議采取報告——評論——討論的方式，即每一場三位學者報告以后，由一位學者逐一進行評論，然后展開討論。會議議題集中，討論熱烈、專門、坦誠、深入。與會學者均認為這是一次相當成功的學術討論會，頗有學術啟發(fā)意義。

2013年7月17日至18日，課題組舉辦“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熊月之教授就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的關系進行了發(fā)言。他認為，中國近代史上，存在著兩類開放城市，一類是被動開放城市，或曰被迫開放城市，一類是主動開放城市。被動開放城市包括六種，即租界，租借地，避暑地，外國人居留區(qū)，貿易圈，鐵路附屬地。主動開放城市，即自開商埠。自1898年起，中國有一大批自開商埠，外國人可以在這里居留通商。據(jù)統(tǒng)計，至1930年代，中國共有77個通商口岸，52個自開商埠。兩者相加，達129個。將被動開放城市與主動開放城市，兩者加在一起，數(shù)量相當可觀，范圍相當廣闊，遍布沿海、沿江和內地眾多地方。這些城市對近代中國的影響，無論在政治、經(jīng)濟還是社會、文化方面，無論是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還是觀念形態(tài)方面，都極其廣泛、持久與深刻。

復旦大學歷史系主任章清教授對于會議的召開表示祝賀，表示上海史研究、城市史研究需要在研究范式上進行新的突破。

會議分7個議題，即城市與城市，城市與知識生產(chǎn)，城市與市民運動，城市與法律，城市與發(fā)展，城市與人物，城市與政治。參加會議的國內學者有何一民、戴一峰、張利民、李長莉、涂文學、章清、戴鞍鋼、劉長林、王維江、蘇智良等教授，分別來自北京、天津、成都、廈門、上海；國外學者有來自美國的盧漢超、顧德曼、高哲一，日本的孫安石，澳大利亞的黎志剛，葡萄牙的金國平等。本所學者熊月之、王健、馬學強、宋鉆友、王敏、葛濤、葉斌提交了論文，金大陸、施扣柱、高俊、張秀莉、褚曉琦、徐鋒華、張生、蔣寶麟、牟振宇、江文君、葉舟、張曉東、袁家剛、陸燁等參與了討論。

學術合作交流情況

2011年11月8日，英國布里斯托大學（Bristol University）歷史系畢可思（Robert Bickers）教授應邀與課題組成員交流，并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做學術報告。

2011年11月18日，意大利那不勒斯東方大學中國文獻學教授、意大利駐上海領事館文化參贊卡薩齊（Giorgio Casacchia）應邀與課題組成員交流，并在上海社科院歷史所做學術報告。

2012年6月29日，香港中文大學鄭會欣教授與課題組成員進行學術交流，并做學術演講。

2013年5月24日，美國波士頓大學葉凱蒂教授與課題組成員進行學術交流，并做學術演講。

課題組成員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情況

熊月之，2012年4月21-22日，在杭州師范大學，參加“政治精英與近代社會學術討論會”，杭州師范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

熊月之，2012年5月23-28日，在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東亞系，參加近代中國社會生活史討論會。

熊月之，2012年11月12-15日，在廣東中山市參加孫中山思想研討會。

熊月之，2012年11月30-12月3日，在四川大學參加中國近代城市史討論會。

熊月之，2012年12月7-9日，在南京大學參加民國臨時政府討論會。

熊月之，2013年3月1日至2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參加香港、上海、臺北、新加坡四城市移民網(wǎng)絡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近代上海移民特點》。

熊月之，2013年6月20-21日，在重慶，參加中國城市史學會在西南大學主辦城市史年會，提交論文《從城鄉(xiāng)關系看中國城鎮(zhèn)化愿景》。

熊月之，2013年7月17-18日，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上海城市對于中共領導的政治斗爭的意義（1921－1949）》。

王維江，2012年7月2-4日，參加“傳播視野下的中國研究”，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上海市對外文化交流協(xié)會主辦，發(fā)表論文《德國傳媒視野下的晚清中國形象》。

王維江，2012年7月20-21日，參加“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這是中國嗎？”——晚清德語文獻里的上海形象》。

王維江，2013年7月17-18日，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天津與近代中國》。

王敏，2012年7月20-21日，參加“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費唐報告始末》。

王敏，2012年11月9-11日，參加杭州師范大學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聯(lián)合主辦第四屆“近代中外關系史”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費唐報告始末》。

王敏，2012年12月17日，英國萊斯特大學城市史中心參加小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為“New Direction in Chinese Urban Studies”，會上發(fā)表報告The Fate of the Feetham Report(《費唐報告的命運》).

王敏，2013年6月15－16日，參加西南政法大學舉辦“啟蒙與近代以來中國法治進程”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自治與法治：一位英籍法官眼中的上海租界》。

王敏，2013年6月20-21日，參加中國城市史學會在西南大學主辦城市史年會，提交論文《自治與法治：一位英籍法官眼中的上海租界》。

王敏，2013年7月17-18日，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一位英籍律師眼中的上海租界——費唐報告解讀》。

馬學強，2012年7月20-21日，參加“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權力、空間與近代街區(qū)內部構造：上海法租界馬斯南路街區(qū)研究》。

馬學強，2012年10月20-21日，參加“城市.空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辦，發(fā)表論文《權力、空間與街區(qū)內部構造》。

馬學強，2013年7月17-18日，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土山灣印書館與近代上海天主教學校的教材—— 對徐匯公學、震旦大學的考察》。

葉斌，2012年6月23-25日，參加“個人、國家與天下：現(xiàn)代認同的多重維度”學術討論會，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和臺灣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發(fā)表論文《毛澤東自由觀述論》。

葉斌，2013年7月17-18日，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工部局的起源與合法性爭議》。

徐濤，2012年1月5-7日，參加“交通與日常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荷蘭埃因霍溫科技大學、The Transfers雜志社舉辦，發(fā)表論文《以為生計：近代中國的自行車營生群體研究》

徐濤，2012年4月6-8日，參加“第二屆中國世界城市史論壇：比較視野中的城市化：歷史、社會與文化”，杭州師范大學、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英國萊斯特大學城市史中心主辦，發(fā)表論文《Bicycle中文譯名的概念史研究》

徐濤，2012年7月20-21日，參加“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西物東漸與中國認知》。

徐濤，2013年4月12-14，在英國萊斯特大學參加“宜居之城：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城市史研究”（The Habitable City）國際學術研討會。

張生，2012年7月20-21日，參加“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人、社團、城市：蘭姆生（Herbert Day Lamson）與<上海的美國人社團>》。

張生，2013年7月17-18日，在上海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

葛濤，2012年7月20-21日，參加“外語文獻中的中國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圖書情況簡析》。

葛濤，2012年10月12日，參加“中國文化中的吉祥與象征體系”國際學術大會，韓國中國文化研究學會、韓國淑明女子大學校舉辦，發(fā)表論文題目《盛清時期城市鬼神空間的裁決者——以<閱微草堂筆記>中關于城隍神的描述為例》。

葛濤，2013年5月10日，參加韓國國民大學中國人文社會研究所和HK事業(yè)團主辦的第四屆國際學術會議“現(xiàn)代中國知識網(wǎng)絡的動力”，發(fā)表論文《近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影像網(wǎng)絡》。

葛濤，2013年7月17-18日，參加開放城市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主辦，發(fā)表論文《“魔都”鏡像——日本人游記中的1920 年代上海印象》。

牟振宇，2012年10月20-21日，參加“城市.空間.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辦，發(fā)表論文《城外城：洋商、地產(chǎn)與城市空間變遷（1848-1865）》。

牟振宇，2012年10月27日，參加上海市歷史學會第二屆青年論壇，上海市社聯(lián)、上海歷史學會主辦，發(fā)表論文《洋商地產(chǎn)視角下的城市空間變遷：以上海法租界為中心（1848-1865）》。

《工作簡報》報送情況

課題組設秘書專門負責《工作簡報》的整理、撰寫和報送，目前已向國家哲社規(guī)劃辦和上海市哲社規(guī)劃辦報送3期。

代表性成果簡介

1、熊月之：《從跑馬廳到人民公園：歷史變遷與意義象征》

From racecourse to People’s Park and People’s Squar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載Urban History / Volume 38 / Special Issue 03, pp 475 – 490，出版時間：2011.12，雜志是A&HCI（與SSCI一類）。

基本內容及觀點：上海賽馬在1945年停止，以后關于禁止賽馬、改變跑馬廳功能的輿論持續(xù)了很長時間，1951年塵埃落定，跑馬廳被改為人民公園人民廣場。本文主要從思想史角度，說明隨著跑馬廳自身功能的變化，隨著時代思潮的變遷，跑馬廳的象征意義一變再變，起初是比較單一的休閑場所，后來變成騙財害命的賭場、歧視華人的場所、帝國主義炫耀武力的地方，變成眾惡叢集的魔鬼象征。改變跑馬廳的呼聲與反對帝國主義、收回租界、向往文明、向往民主的斗爭一起高漲。從1930年代至1950年代，盡管執(zhí)政黨發(fā)生變化，政權發(fā)生更替，但是思想領域存在著明顯的連續(xù)性。

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上海跑馬廳、人民廣場、人民公園都是極富象征意義的城市空間。1949年以后，隨著政權的更迭，昔日跑馬廳變成了人民廣場與人民公園，這個變化本身具有不同歷史時代對于同一空間賦予不同政治意義的鮮明特點。這點，似乎是歷史斷裂的典型，也比較為人們所理解。然而，特別值得人們深思的是，將跑馬廳改為人民廣場與人民公園的動議，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1945年以后，上海報紙曾對此問題有過具體的討論，這說明，從民國時期到1949年以后，歷史發(fā)展又有其連續(xù)性的一面。這一個案，對于研究從民國到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演變，有著特別的價值。

2、熊月之：《華盛頓形象的中國解讀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史林》2012年第1期，《人大復印資料》中國近代史，2012年第6期轉載。

基本內容及觀點：華盛頓的事功、品德，在晚清被廣泛、持續(xù)傳播，其名字翻譯被逐漸雅化，其形象從多維度被解讀。這些解讀，對于了解美國歷史，改變中國人的異域人物觀念，對于反清革命動員，都有重要價值。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被人們從形式、制度與思想等不同層面進行釋讀。中國有堯舜禪讓傳說，所以對于華盛頓傳賢不傳子印象深刻，而在制度上、思想上對民主理解不深。華盛頓形象深入中國人心的部分，主要是民主政治的形式。民國初年中國人對帝制敏感，對專制不敏感，是華盛頓形象在中國影響的實際效果。袁世凱在總統(tǒng)名號下而行獨裁之事，并沒有激起強烈的反抗，但他一旦在形式上也拋棄了民主，便舉國嘩然，洪憲帝制也應聲倒塌。這與華盛頓形象部分深入而不是全部深入人心相一致。

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對異國人物的介紹與理解，總是受本國文化傳統(tǒng)影響，也總是與介紹者所處時代的思想環(huán)境有關聯(lián)。晚清中國對華盛頓事跡的介紹、傳播、理解，與晚清中國思想家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對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聯(lián)系在一起。從魏源、徐繼畬到鄭觀應、王韜，再到鄒容、黃興等人對華盛頓事跡、品德介紹重點的不同，折射出不同時期人們對中國政治藍圖的不同設計。將華盛頓與拿破侖作為對照，反映了民國建立前后人們希望中國走民主共和而不是君主立憲的道路。袁世凱在洪憲帝制的旗號下復辟抵制，很快就失敗，也說明華盛頓民主形象的深入人心。

3、馬學強：《權力、空間與近代街區(qū)內部構造：上海馬斯南路街區(qū)研究》，《史林》2012年第5期。

基本內容及觀點：本文以近代上海馬斯南路街區(qū)的形成、演變?yōu)榫�索，首先將馬斯南路作為一條道路，考察它的“造路史”；其次，把馬斯南路視為一個街區(qū)，探討這個街區(qū)的“造街史”，涉及街區(qū)的范圍與特色；繼而圍繞街區(qū)構造的核心 —— “權力”問題而展開，尋找各種“權力人”，包括原來的所有者、規(guī)劃者、設計者、建造者、居住者等，同時結合馬斯南路街區(qū)的形態(tài)結構來考察，從中揭示其內在的功能特點。就城市內部的結構來說，城市是由大大小小的、具有不同功能的街區(qū)或社區(qū)所構成。

學術價值：對作為構成一座城市組成細胞的街區(qū)剖析，有助于拓展、深化城市史研究領域。作為近代街區(qū)的類型探討，馬斯南路街區(qū)研究具有“樣本”價值。

4、馬學強等主編：《閱讀思南公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9月版。

基本內容及觀點：馬斯南路（思南路）是近代上海法租界的一條馬路，本書首先圍繞這條馬路的“造路史”展開，其次將其視為一個街區(qū)，探討空間構成、景觀變化，再次，圍繞街區(qū)構造的核心 —— “權力”探討，尋找各種權力人，包括原來的所有者、規(guī)劃者、設計者、建造者、居住者、管理者等，以及此后發(fā)生的種種嬗變。期間，關注了一個饒有興趣的問題，即“誰”在講這里的故事，他們又是如何講這里的故事的？這就是文人眼中的“馬斯南路”。作為一個歷史街區(qū)，馬斯南路所具有的豐富的建筑多樣性價值、環(huán)境多樣性價值、功能多樣性價值及其所賦予的美學價值，尤其重要的是承載著人文記憶與遺產(chǎn)連續(xù)性的價值。

學術價值及社會意義：馬斯南路在街區(qū)樣態(tài)、建筑樣式上提供了一種宜居、精致、典雅的模本，無論是城市規(guī)劃、環(huán)境生態(tài)、空間布局、建筑樣式等方面均具有的獨特歷史價值。作為百年街區(qū)，本身蘊含著豐厚的人文內涵。集中了如此眾多的名人寓所，見證了一段段歷史，沉淀著豐富的內容。該書出版后，《文匯報》等多家媒體曾作專門報道。

5、王敏：《中英關系變動背景下“費唐報告”的出籠及擱淺》，《歷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基本內容及觀點：“費唐報告”全稱為“費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報告書”（Report of the Hon.Richard Feetham to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一份關于上海租界的調查報告，也是一份重要的上海史文獻。報告形成背景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外交上繼續(xù)推動廢除治外法權和收回租界交涉，列強承諾逐步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上海公共租界因此面臨出路問題，于是聘請南非法官費唐來滬調查，為上海公共租界的未來提出建議。1931年4月起，“費唐報告”陸續(xù)發(fā)表。報告主要從歷史與現(xiàn)狀角度，論證上海租界不能立即交還中國，因而建議設立一個長達幾十年的過渡期，待所謂各項條件成熟后才能交還。費唐來滬調查時的政治氛圍、費唐本人的英籍背景以及報告所持論調，極易使中國人將其與列強的操縱聯(lián)系起來。鑒于中國堅決抵制，英國外交部反應冷淡，上海租界當局不肯徑行采納，“費唐報告”被束之高閣，成為一段塵封的歷史。

學術價值：報告發(fā)表至今的80余年間，僅見有關中國近代外交史、法律史和上海租界的研究中對報告有簡略提及，但關于報告的來龍去脈，如報告形成之經(jīng)過及上海租界當局對報告的態(tài)度，或語焉不詳，或言之不確，對報告的主要內容及價值更缺少細致解讀和深入分析。本文主要依據(jù)英國外交文書以及上海檔案館藏相關檔案，圍繞報告的緣起及出爐后中英雙方以及上海租界當局的反應，深入探討報告最終未被接受的深層原因�！百M唐報告”的命運折射出國際格局變動背景下中英關系發(fā)生的根本性變化。

6、葛濤：《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上海相關日語書目情況論述》（韓語），韓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Korea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SSN 1598-8287）第56輯，2012年12月。

基本內容及觀點：近年以來，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通過近代數(shù)碼圖書館的形式，將已超出著作權保護年限的近代文獻予以數(shù)碼化整理，并在網(wǎng)頁上提供瀏覽、下載服務。其中的上海相關日語圖書，共計1382部，在內容方面分屬10大類58小類。

學術價值：該文第一次系統(tǒng)介紹日文的上海歷史資料。這一批圖書的發(fā)掘、整理，對于推動近代上海城市史、近代日本與上海交往史研究，均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社會價值。

社會影響：推動日本和韓國社會對于上海史以及上海史外語文獻研究的認識，擴大中國文化的海外影響。

7、葛濤：《照相與確立自我對象化之間的社會關聯(lián)——以近代中國個人照與集體照為中心》，《學術月刊》2013年第6期。

基本內容及觀點：照相技術的發(fā)明，是人類圖像信息記錄、保存史上的突破性進步。由于照片具有存貌、定時、定景、凝情、寄情等功能，照相技術自西方傳入中國并逐漸流行，被廣泛地運用到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軍事、科技等領域，開啟了近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影像時代。贈送個人照成為傳遞、寄托情感的重要方式；在照片后面或邊上題詞成為人們記錄、表達情感的新穎形式；拍攝集體照成為定格、強化群體成員之間關系的重要手段。照片中既有自我、又非真我的特點，對于自我意識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具有明顯的刺激與強化作用。將不同年代拍攝的個人照排列起來，就成為個人生命歷程年表，成為個人回顧歷史、反思人生的絕好資料。近代中國個人照、集體照在融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促進了個體以及群體意識中自我對象化的萌發(fā)與確立，從而使照相在形成自我確認、集體認同方面發(fā)揮了獨到而重要的作用，進而成為構建近代社會人際網(wǎng)絡的素材、媒介之一。

學術價值：該文利用相關外語和中文資料，以近代上海城市為中心，系統(tǒng)介紹和研究照相與大眾社會生活之關聯(lián)，闡釋西物東漸及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流的深遠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

社會影響：該文刊出，已受到上海攝影業(yè)界和地方文史影像收藏者的關注。

8、江文君：《職業(yè)與公共參與：近代上海的醫(yī)師公會》，《史林》2012年第3期。

基本內容及觀點：本文認為，醫(yī)師職業(yè)乃西洋文明的產(chǎn)物，西醫(yī)是中國近代之后的舶來品。早在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就在來華傳教的同時開展醫(yī)療活動，治病救人，并開始宣播近代醫(yī)學知識。1886年，新教差會在上海成立“中國博醫(yī)會”(Chines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這類西方基督教醫(yī)學團體日后發(fā)展成為上海醫(yī)師公會。近代上海的醫(yī)師群體也竭力與“國民大眾”產(chǎn)生聯(lián)系，通過上海醫(yī)師公會這一職業(yè)團體，積極參與公共政治事務。

學術價值：文章的學術價值在于廣泛搜集中西文醫(yī)師文獻，大量利用外文文獻，如基督教團體“中國博醫(yī)會”史料、《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英文報紙上刊載的西醫(yī)文獻，上海檔案館藏國民政府上海市社會局有關醫(yī)師公會檔案卷宗約106個; 資料匯編Shanghai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1842-1943）中有關上海租界內醫(yī)師執(zhí)業(yè)情況。有關近代中國醫(yī)師職業(yè)的起源產(chǎn)生以及醫(yī)師公會的研究之前基本沒有，本文在國內相關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意義。

9、牟振宇：《從葦荻漁歌到東方巴黎：近代上海法租界城市化空間過程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9月。

基本內容與主要觀點：從葦荻漁歌的江南水鄉(xiāng)，到聞名遐邇的東方巴黎，近代上海在一百多年時間里所發(fā)生的巨變史無前例。對于這一巨變，以往學界采取了現(xiàn)代化的視角，與此不同，本書以上海法租界（1849-1930）為個案，運用歷史地理學和地理信息系統(tǒng)的方法，在復原城市建成區(qū)連續(xù)時空序列擴展過程的基礎上，從大量的一手法文檔案出發(fā)，復原了上海法租界地區(qū)如何從圩田農(nóng)業(yè)形態(tài)向城市建成區(qū)轉變的時空過程，探討了城市化過程中各利益群體之間紛繁復雜的利益關系，揭示了近代上海城市空間發(fā)展的基本規(guī)律。本書主要從以下層面展開：從地域實體景觀的角度，分析了圩田河浜系統(tǒng)被城市道路系統(tǒng)取代的時空過程；從筑路計劃與實施的角度，分析了租界當局、地產(chǎn)商和業(yè)主如何在利益博弈過程中實現(xiàn)城市化；從土地利用管控的角度，分析了城市形態(tài)如何通過租界當局對地產(chǎn)商土地開發(fā)的約束機制來實現(xiàn)。本書采用了城市史與歷史城市地理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不僅挖掘了法租界城市化這段不夠清晰的歷史，而且拓展了近代上海城市地理研究的視野。

學術價值與社會影響：本著作在廣泛占有材料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地理學和地理信息系統(tǒng)GIS的方法，復原了上海法租界地區(qū)從圩田農(nóng)業(yè)形態(tài)向建成區(qū)轉變的具體形成過程和空間擴展過程，剖析了這一過程的實現(xiàn)路徑和驅動機制。書稿建立在連續(xù)時空序列上的城市空間擴展的復原性研究，這也是當前區(qū)域歷史信息數(shù)據(jù)化的前沿性研究。其次是近代上海由江南水鄉(xiāng)向現(xiàn)代都市轉變的詳細過程的復原性研究。入選上海社會科學博士文庫，并獲上海市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

From racecourse to People’s 
Park and People’s Squar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nd symbolic significance 

Transfers: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 Mobility Studies,
 Volume 2,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