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忠民：應當區(qū)分兩種類型的貧富差距

●中國正處于急劇變革期，大量社會成員的經濟位置和社會位置變化較快，一旦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大量相對落伍的社會成員就會缺少“兜底”的保障。

●缺少底線保障，意味著不少家庭對于社會風險缺乏必要的抵御能力，容易陷入某種困境，因而難以認同社會。

●缺少有效的社會流動渠道，意味著一些社會成員的上升流動空間以及平行流動空間受限，容易使一些社會成員失去希望，并進而容易形成某種積怨。

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消除貧富差距現(xiàn)象，問題是貧富之間的差距不能過大

毫無疑問，過大的貧富差距對于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fā)展是十分不利的。這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如果再進一步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有一個問題有時會被人們所忽略，這就是，就過大的貧富差距而言，實際上有兩種類型。第一種類型的貧富差距是相對擁有底線保障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正處在“休克療法”的社會急劇轉型期，其社會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社會矛盾大量出現(xiàn)，但是，蘇聯(lián)時期所建立的較為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能夠為民眾，特別是能夠為貧困者的基本生存提供有效的“兜底”。盡管當時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差距比較大，民眾生活苦難，但社會并沒有出現(xiàn)劇烈動蕩。第二種類型的貧富差距則是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及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比如，拉美和非洲一些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或基本缺失，社會成員的流動機會也比較少，因而這些國家的社會安全局面有時難以得到保障。

在中國現(xiàn)階段，貧富差距已經明顯突破了合理的界限。正如十八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現(xiàn)在的“城鄉(xiāng)區(qū)域發(fā)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根據國家統(tǒng)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10年來的基尼系數分別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而按照許多學者的測算，中國現(xiàn)在實際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5�？梢�，不論從哪種統(tǒng)計口徑看，中國的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需要引起人們注意的是，中國現(xiàn)在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

中國現(xiàn)在的貧富差距是一種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這主要表現(xiàn)在：

底線保障明顯不足。應當承認，近10年來，中國在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由于歷史欠賬過大、公共服務意識尚未普遍形成等種種原因，社會保障底線的建設仍未取得根本性的好轉。從公共投入結構角度來看，同別的國家和地區(qū)相比，用于基本民生改善的比重過小。以2007年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重和公共醫(yī)療支出占GDP比重這兩項重要指標為例，中國在這兩項指標上的投入比重過小，分別只有3.22和1.0，而世界的平均水平分別為4.53和9.7，高收入國家分別為5.00和11.2，中等收入國家分別為4.09和5.3，低收入國家分別為3.09（2000年）和5.1，美國分別為5.54和15.7，德國分別為4.6（2004年）和10.4，俄羅斯分別為3.10和5.4，印度分別為3.76（2004年）和4.1，巴西分別為5.21和8.4。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公共投入的優(yōu)先順序不僅表現(xiàn)在用于民生的比例過小，而且還表現(xiàn)在用于基礎民生的比例更小。比如，本來用于教育的公共投入就比較小，而在用于教育的公共投入當中，用于義務教育的比例更小。在用于教育的公共投入當中，大比例的公共支出是用于高等教育的硬件建設，如用于大學城、大學新校區(qū)、大學內的各種樓堂館所等等的建設。

流動機會明顯匱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流動程度大幅度提升，民眾自由發(fā)展的空間得以大幅度拓展。不過，受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如今的社會流動遭遇到一定的瓶頸，有待于突破。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社會成員特別是基礎階層成員向上流動的障礙在增多、阻力在增大，社會成員上行的通道在變窄。一方面，社會階層之間出現(xiàn)了某種固化的情狀。延續(xù)已久的戶籍制度雖然已松動，但仍然沒有消失�；�于城鄉(xiāng)不同的居民身份，大批社會成員在教育、就業(yè)、社會保障等方面面臨不同的對待。再者，由于面臨門檻高、貸款難、稅收重等方面的困難，“自主創(chuàng)業(yè)”難以成為大批社會成員所熱衷的事情。另一方面，社會不公現(xiàn)象出現(xiàn)了某種代際之間傳遞的趨向�，F(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種不能說是少見的現(xiàn)象，即：“窮人”的子女往往是“窮二代”，“富人”的子女往往是“富二代”。“窮二代”、“富二代”現(xiàn)象已經屢見不鮮。由于年輕代的成長在很大程度是依靠家庭的支撐，而擁有不同資源狀況的不同家庭的子女所得到的幫助差別很大，所以，出生在生活境況不同家庭的后代之間的差別開始顯性化。

同擁有保障底線及流動渠道的貧富差距相比，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危害要更大

第一，加重整個社會浮躁不定的氛圍。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事關民眾最為基本的生存問題。中國民眾現(xiàn)在最為看重的就是穩(wěn)定而富裕的生活，同時，中國正處在急劇變革的時期，大量社會成員的經濟位置和社會位置變化較快。社會一旦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和流動機會，對于大量相對落伍的社會成員來說就缺少了一個“兜底”的東西；而缺少流動機會又會使他們對未來前景不可預期，進而會增大他們人生的不確定性。而落伍者的境況還容易產生一種示范效應，使目前一些沒有落伍者唯恐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凡此種種，容易造成整個社會的浮躁不定，容易引致大面積的社會焦慮。重要的是，大面積社會焦慮所帶來的直接后果，一是會大面積降低人們生活的滿意度。一個社會成員，不管其積累了多少財富，一旦為焦慮所困擾，其原本可能的生活滿意度必然會大幅度降低。二是對社會矛盾會起著一種推波助瀾的作用。人們一旦陷入一種焦慮的狀態(tài)，勢必會缺少理性的考慮，缺少一種行為的約束，容易使社會充斥著一定的戾氣，進而容易產生種種越軌行為。這一切，無疑會加重社會矛盾。

第二，減弱社會活力及創(chuàng)造力。一個社會，只有為社會成員留有足夠的社會流動空間，即：社會成員既有廣闊的上行空間，也有平行選擇的廣闊空間，方能夠“讓一切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方能夠讓一個社會充滿活力和創(chuàng)造力。而相對缺少流動機會無疑會限制人們努力的空間，抑制人們創(chuàng)業(yè)的熱情。比如，一旦社會階層之間的固化現(xiàn)象趨于嚴重，那么其結果有時是：貧困是貧困的原因，富裕是富裕的原因，貧富的具體狀況與自己努力的具體狀況之間的關聯(lián)度不大。這就意味著社會不是按照貢獻進行的原則分配，而是按照某種“先賦”性的原則進行分配。在這樣的情形下，難以充分激發(fā)人們的潛能和活力，遑論激發(fā)人們的創(chuàng)造力了�，F(xiàn)在大學生擇業(yè)時，出現(xiàn)了自主創(chuàng)業(yè)空前冷清與考公務員空前狂熱這樣一種鮮明對比的情形，說明我們國家在鼓勵、拓展社會流動方面尚需要做很多事情。

第三，不利于社會的安全運行。缺少底線保障，意味著不少家庭對于社會風險缺乏必要的抵御能力，容易陷入某種困境，因而難以認同社會。而缺少有效的社會流動渠道，則意味著一些社會成員的上升流動空間以及平行流動空間受限，容易使一些社會成員失去希望，并進而容易形成某種積怨。凡此種種，均會對社會的安全運行產生程度不同的有害影響。比如，在19世紀，同歐洲不少國家相比，美國激烈的、對抗性的社會矛盾要相對少一些。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當時美國的社會流動渠道相對多一些，能夠減少一些積怨的積累。

如何才能有效地緩解過大的貧富差距，尤其是如何才能有效地應對相對缺少底線保障及流動機會的貧富差距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此而言，需要做很多事情。其中，特別需要做好這樣兩件事情：一是大力改善民生。習近平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敝灰�基本民生問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民眾的基本生存底線就會得以保障，貧富差距過大問題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就會得以減小。二是增多社會成員的流動機會。為此，應當想方設法鼓勵民眾的自主創(chuàng)業(yè)，消除人們在流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不平等的障礙，讓每一個社會成員都有發(fā)展的空間和希望。正如習近平所說的那樣，要讓“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現(xiàn)階段社會矛盾問題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