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道子繪孔子像
圖為記載“孔子遺說”的重要文獻之一——《孔子家語》 資料圖片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六經(jīng)之教與孔子遺說”負責人、孔子研究院院長
任何學術問題的探討都應首先解決資料問題,孔子儒學的研究也不例外,資料問題尤為重要。由孔子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地位所決定,對孔子思想的認識直接關系到對中國儒學與傳統(tǒng)文化的評價與態(tài)度。而從根本上說,人們對孔子褒貶不一,是源于對“孔子遺說”的不同認識與理解。
“孔子遺說”需要認真研究
現(xiàn)存孔子言論的直接材料,可以用“孔子遺說”加以概括。所謂“孔子遺說”,即孔子生前所留存下來的言論。例如,《論語》和《孔子家語》都是孔子及其弟子以及時人的言論集?鬃印笆龆蛔鳌,但其長期從事教育工作,培養(yǎng)了大批弟子?鬃友哉撘浴白釉弧薄翱鬃釉啤薄白友灾敝惖男问,賴孔門弟子整理得以流傳下來。
“孔子遺說”是中國儒學研究的基礎,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的關鍵,但歷來研究者多,分歧也極大,其間還存在許多不正確的認識。長期以來盛行的疑古思潮,從懷疑古史到懷疑古書,很多古籍被打入“偽書”行列,多數(shù)典籍的成書年代被嚴重后置,不少珍貴材料被“武斷地加以剔除”。經(jīng)過疑古學者的剝離,與孔子有關或可信資料“似乎只有《論語》一書了”,更為極端者,甚至《論語》也受到了懷疑。
經(jīng)歷歷史跌宕之后,多數(shù)學者的認識趨向理性、平實。但在具體研究中,相關資料缺乏、單一,難以把握。有感于此,有學者多方收集孔子言行事跡資料,例如,清人孫星衍輯有《孔子集語》,今人郭沂有《孔子集語校補》;復旦大學姜義華、張榮華、吳根梁編有《孔子——周秦漢晉文獻集》;曲阜師范大學李啟謙、駱承烈、王式倫合編《孔子資料匯編》。
近年來,大批戰(zhàn)國、秦漢時代的地下文獻問世,帶來大量關于孔子、孔門弟子及早期儒學的新資料,也“激活”了許多久已被忽視的傳世文獻。因此,以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相結合,從探討孔子與六經(jīng)之關系入手,系統(tǒng)闡發(fā)蘊涵其中的教化學說,并深入探討“孔子遺說”的形成及其歷史價值很有必要。
“孔子遺說”的形成與整理
“孔子遺說”由孔門弟子記錄,于孔子去世后纂輯而成。據(jù)《禮記·文王世子》,周代有“乞言”傳統(tǒng),特為重視長老耆宿們的善言嘉語?鬃印白媸鰣蛩,憲章文武”,是三代文化的集大成者,當時君臣、大夫名士尤其孔門弟子格外重視孔子的言論。孔子一生都與弟子們相伴,孔門弟子崇敬孔子,也最了解孔子,他們習聞、珍視進而記錄了孔子的許多日常言論。
其最典型的材料見于《論語·衛(wèi)靈公》。子張聞孔子講做人要“言忠信,行篤敬”之言,馬上將老師之言書寫、記錄在衣帶上,可見其珍重之意態(tài)。相關材料還大量見于《孔子家語》,如《入官》篇子張“退而記之”,《論禮》篇子夏“敢不記之”,《五刑解》冉有“退而記之”等,以及孔子多次提示弟子“識之”“志之”等。據(jù)《孔子家語》,孔子晚年講論時,就有弟子輪流加以筆錄。
當然,“孔子遺說”形成系統(tǒng),進而流傳下來,有一個集中纂輯的過程。這一過程,可能肇端于孔子歿后孔門弟子間的“分化”。弟子們稟性不同,對孔子所講內(nèi)容的接受、體會自然各異;孔子施教也往往因材而異,不拘一格,以致弟子們或“皆有圣人之一體”,或“具體而微”。孔子去世后,弟子們游走四方,設帳授徒,必然稱揚和發(fā)揮孔子學說,無形中又強化了這一趨向。
孔子弟子眾多,又各有所記,孔子遺說必是豐富乃至龐雜,這便亟須能力、地位、影響足以服眾者出面主持、領纂。符合這般條件的大概可舉出子貢、有若、曾子等人,他們都是孔子身后很有影響的弟子。但其中地位更特殊、對孔子學說理解更深的當屬曾子?鬃尤ナ篮螅訛槿簜愅浦,孔子嫡孫子思也從而問學,曾子應是纂輯“孔子遺說”的前期召集人和主持者。
纂輯“孔子遺說”,絕非短期完成。曾子以后,主持其事者必為子思。《孔叢子·公儀》記子思之言說:“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于人者,雖非其正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彼怼翱鬃舆z說”,堅信所記實得孔子本意。
近年來,新出簡帛中多有關于“孔子遺說”的相關資料。其中,上博竹書《從政》篇與郭店竹書《成之聞之》屢次出現(xiàn)“聞之曰”。我們認為,所謂“聞之曰”,即是聞之于孔子如何如何,相當于“子曰”。而“聞之”的主體應是子思,這一特殊的語式質(zhì)樸地反映出所記遺說的來源以及子思與孔子的特殊關系,從而也反證這些言語資料的真實性與可靠性。
當然,隨著文獻的傳流、播衍,孔子言論更多地以“子曰”“孔子曰”“夫子曰”等形式呈現(xiàn)。所有這些遺說,除少量為后世諸子假托外,絕大多數(shù)系由孔子弟子記錄,曾子、子思纂輯而成、傳流而來。
如何對待“孔子遺說”
第一,充分估量、正確理解和認識“孔子遺說”的整體性。現(xiàn)存“孔子遺說”,都是孔子思想某種維度和方面的反映,我們應盡可能地將“孔子遺說”合觀參驗!墩撜Z》絕非研究孔子的唯一可靠資料,其僅為“孔子遺說”材料中“正實而切事者”材料的選輯,遠非全體!墩撜Z》類于“語錄”,缺乏孔子論說的相關背景與情形的記述,令人難得要領,甚至產(chǎn)生誤解。這就需要參考其他文獻資料,除《禮記》《大戴禮記》等外,更有《孔子家語》《孔叢子》等重要典籍。其中,《孔子家語》類于孔子弟子筆記的匯編,《孔叢子》則可謂孔氏家學的學案。尤其《孔子家語》,內(nèi)容豐富、材料真實、價值極高,完全稱得上“孔子研究第一書”。
第二,辯證認識弟子“潤色”與保存“本旨”的關系?组T弟子記錄孔子言論,旨在保存孔子的思想學說,原本記錄孔子思想宗旨,其記錄工作的最重要原則應該就是“存真”。然而,耳“聞”與筆“記”之間畢竟有時間差;口頭語與書面語之間也會有距離;稟性與學養(yǎng)的不同會在理解上出現(xiàn)偏差;匯纂和編輯時也必有主持者的潤色之功。從絕對的意義上講,現(xiàn)存“孔子遺說”不可能完全是孔子言論的實錄。但無論是一般弟子,還是主持匯集的曾子、子思,其主觀愿望一定是保存孔子思想學說的“本旨”。由此,我們應理性、客觀、辯證地進行理解和把握。
第三,動態(tài)考察與客觀看待篇卷分合與文字訛變等情況。隨著簡帛古籍的出土與研究,人們認識到古書的形成要經(jīng)過復雜的過程,其間往往有多種傳本,且經(jīng)過若干學者之手,一般都要經(jīng)過較大的改動變化才能定型。因此,應以一種動態(tài)的眼光看待文獻傳流,各種“孔子遺說”的傳流也是如此。對《孔子家語》傳流中的各種問題進行梳理、分析,就能發(fā)現(xiàn)在特定條件下,其文本所出現(xiàn)的文辭歧異、篇卷分合、文字變更等各種情況及其成因。
第四,遇有時忌或不合時勢時往往會改動或調(diào)整字詞語句。這種情況在漢代較為普遍,其中尤以《禮記》《大戴禮記》的纂輯最為典型。如果將《孔子家語·哀公問政》與《禮記·中庸》相應部分進行比較,就能看出前者中的“尊賢”“篤親親”“敬大臣”“子百姓”“來百工”,分別變成后者中的“勸賢”“勸親親”“勸大臣”“勸百姓”“勸百工”,動詞“尊”“敬”等皆改寫為“勸”,透露出尊君卑臣的意涵。如果將《孔子家語》與二戴《禮記》進行比較,類似的例子俯拾即是。發(fā)現(xiàn)了這一規(guī)律,僅僅從“孔子遺說”文獻中,也能將儒學由先秦“德性儒學”到漢代“威權儒學”的這種演變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