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懷念吳小如先生

　　吳小如先生遺墨

　　沒想到吳小如先生會在這個時候離開我們。雖然享年九十有二，按古人的說法自是壽考，但在我個人還是感到太過突然。吳先生是我尊敬的師長，大學就讀，就曾親聆咳唾之音，嗣后為學，過從不密，往來不少。我說的“這個時候”，是因為此前的3月31日，南開大學的來新夏先生逝世了，同樣享年九十二歲，兩位當代文史大家之逝，僅相差一個月十天又四個小時。

　　來先生之逝，我本該寫點文字的，近十年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志，幾乎每期都有來公之作，關于他的學術活動也偶有參加，往還書札亦可成帙。他逝前不久還有信給我。為表達追懷之意，今年的《中國文化》春季號，特辟“來新夏先生遺稿”專欄，刊出他的遺作兩篇。我在專欄的編者按語中寫道：“2014年3月31日下午3時10分，來新夏先生不幸逝世，享年92歲。近十年，來先生與本刊往來密切，經(jīng)常有文獻考訂和書事隨筆交《中國文化》刊載，我們則有文必登。本期的兩篇遺稿，即為先生逝世前不久寄來，謙稱供‘補白’之用。我們非常懷念來先生的學問風采。他早年得陳援庵、余嘉錫、張星烺等名宿之教，以歷史學、方志學、文獻學名家，《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書目答問匯補》《北洋軍閥史》《方志學概論》等著述，足可成為沾溉后學的學術遺產(chǎn)。他出生浙省，就讀輔仁，執(zhí)教津門。思想自由，文筆靈活，著述宏富。噫！哲人遠去，吾心傷悲，往事依依，不勝追懷哀悼之至�！�

　　兩位先生相繼離世，都是我不曾想到的。我和來先生的交往屬于學術忘年，和小如先生更添一層師生之誼。我非北大出身，但六十年代初讀大二的時候，整個一學期的工具書課，都是由吳先生來擔任。他對治學工具的掌握，對文史典故的熟悉，讓我敬佩無地。原以為所謂工具書，不過是各種字典、詞典之類，或者最多再加上幾本韻書。誰知在吳先生那里，十三經(jīng)、二十四史、全唐詩、全唐文、全宋詞、六十種曲、太平廣記，無一不是工具書，而且是治文史之學的更重要的工具書。還從吳先生學得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可以簡稱為“全文”，《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簡稱為“全詩”，《漢書·藝文志》簡稱為“漢志”，《隋書·經(jīng)籍志》簡稱為“隋志”。這些個簡稱，至今我用起來仍無失無忘。特別令我難以忘懷的，是我的一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稿，得到了吳先生的批改指點。文稿為《紅樓夢前五回在全書結構上的意義》，有一萬五千字之多，一次下課后我交給了他。一周后的課后，他找我退還，很多頁有圈點批改，并附有三頁稿紙的評語。評語具體寫了些什么已不復記得，印象中基本都是鼓勵的話。我日后的一度治紅學并小成氣候，于今思之，和吳先生當年對我的鼓勵也許不無一定關系。

　　因為有此前緣，2001年年初，我一次和吳先生說起四十年前的這一往事，并將我的《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呈請他指正。不料過了一段時間，竟在2001年3月11日的《人民政協(xié)報》的學術家園版，看到了吳先生的文章《紅學：二十世紀小結——讀〈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差不多一個整版，讓我惶悚不已。他說“一氣讀完”此書，“然后更反復披繹”，可見吳先生對紅學的情趣之厚。文章自然講了一些稱許的話，但措辭屬意極見法度。他看重的是我研《紅》的“平常心”，未嘗以之為“吃飯之具”。我主編的《中國文化》雜志，每期都送給他，他覺得刊物辦得是好的，唯錯字沒有根除，是為一憾。一次他還請嚴家炎先生帶話給我，說要注意刊物的錯字。嚴先生轉達意見，就像做學問一樣嚴謹，批評的語言一字不漏。吳先生對稱謂的混亂，尤為恨恨�！靶帧敝�一詞，是表示對往還彼方的尊稱，對自己則謙稱為“弟”，而與年齡的大小無關。但此詞使用的禁忌處在于，除非特殊情形，年小者絕不可以對年長者以“兄”呼之。倒是年長位尊者，可以比較自由地稱年齡小于己者，甚而對弟子、晚輩，有時亦不妨“兄”之。記得吳先生曾有專門的文章談及此義。還有寫信的一方，可以在落款處留下“敬啟”字樣，但上款絕不可以寫“某某先生敬啟”。蓋“啟”有二義，一曰“開啟”的“啟”，一曰陳述之意。故寫信人落款可以自稱“敬啟”“拜啟”，意為“敬陳”“拜陳”。而對收信人寫“大啟”“道啟”可，卻絕不能寫“敬啟”，他亦有文及此。吳先生對文章義法和屬詞稱謂的講求，是嚴格的，至有“學術警察”之目，究其本心，則是為不亂吾國固有文脈，守持語言文化之純潔。

　　我的不能忘懷于吳小如先生，是當自己馬齒日增、著述多有的情況下，仍不時向吳先生請益而隨時得到指點。大約十數(shù)年前，我正在研究陳寅恪的家世遭際，其中涉及陳寶箴、陳三立經(jīng)略湖南期間和文廷式的關系。文廷式當過珍妃的老師，深為慈禧嫉恨，早在戊戌政變之前即將文趕出宮。八月政變后，又嚴令各地搜捕，并可以就地處決。其時文在長沙，為陳寶箴、陳三立所救免。后來文廷式死，陳三立寫有《挽詞六首》，第四首開頭一句為：“元禮終亡命，邠卿辱大儒。”這“元禮”是誰？我一下懵住了。于是打電話給吳先生，問其所疑。吳先生連沉吟都沒有，立即回說：是李膺，你查查《后漢書》。我一查果然是遭遇東漢黨錮之禍的李膺，元禮是其字。這樣的師長，對古典如此“脫口而出”的功夫，即使學術長輩中，也不多見。后來《陳寶箴與湖南新政》出版，我特在后記中標明此事并向吳先生致以謝忱。我的感謝吳先生，還由于大學就讀之初使我深受教益的兩部著作，游國恩先生主編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和《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這兩部書當時在我心里不啻學問淵藪，它為我鋪平了通往古典之路。這兩部書都是由吳小如先生注釋定稿，其沾溉文史后學的功德，難以言喻。

　　2012年，比吳先生小七歲的老伴去世，他增加了寂寞。一次通電話，他說了長長的一番話，關于吳玉如先生，關于京劇，關于俞平伯先生，關于對《唐宋文學史參考資料》編寫的期待。而且思路清晰，嗓音清亮。我說想不到您能講這么長時間的話，以后該多打電話給您。他說也不要多，不要在晚上。然而自今而后，我再也不能打電話給他了，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