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地名文化，就是重視我們的歷史

胡彬彬，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長江流域宗教文化研究》首席專家

“每一個地名都折射出中國歷史文化的變化”，說起地名文化，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彬彬強調(diào)，“重視地名文化，就是重視我們的歷史”。

“地名的故事·那些歷史那些鄉(xiāng)愁”系列報道近日在本報陸續(xù)刊發(fā)，地名文化引發(fā)專家學者的關注。地名文化應如何傳承和保護？改名現(xiàn)象該怎樣理性看待？帶著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胡彬彬教授。

記者：您如何看待“地名文化”？

胡彬彬：“地名文化”作為一個概念，實際上包括了地名語詞文化和地名實體文化兩個層面。地名語詞揭示了地名的語源文化內(nèi)涵，地名實體文化體現(xiàn)了其所指代實體的地理、歷史和鄉(xiāng)土等。地名語詞文化和地名實體文化互相依存，密不可分，二者共同構(gòu)成了地名文化的全貌。地名文化記錄著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歷程、民族的變遷與融合、人們生活環(huán)境的發(fā)展變化，是重要的民族文化遺產(chǎn)。

記者：我國的地名文化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胡彬彬：我國地域遼闊，歷史悠久，民族眾多，每一個地名都折射出中國歷史文化的變化。因此，我國的地名文化具有延續(xù)性、地域性和多元性三個顯著特征。

歷史地名作為一種文化遺存，與當?shù)氐拿袼�、傳說、宗教信仰、歷史人物等密切相關。以傳統(tǒng)村落為例，其命名方式雖有不同，但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不少村落以最早遷居于此的始祖來命名，如岳陽的張谷英村、新鄉(xiāng)的郭亮村。有的則與當?shù)氐娜宋沫h(huán)境有關，如長治的八義村，漢代因“八義士諫趙”得名“八諫村”，宋太祖趙匡胤經(jīng)此地賜改為八義村。浙江、廣東、安徽等地的八卦村，則與村落呈八卦形的布局有關。其他的諸如鄉(xiāng)鎮(zhèn)、縣市甚至包括省區(qū)的命名，也無不體現(xiàn)出深厚的文化感。

有一些地名則體現(xiàn)了其復雜的歷史。例如，一些少數(shù)民族被中央政府通過各種手段使其順服，就在當?shù)匦姓�設立管理機構(gòu)，重新命名。湖南省綏寧縣始建于北宋元豐四年（1081），當時稱蒔竹縣。那時，當?shù)氐拿绗幍壬贁?shù)民族不服歸順，朝廷數(shù)次派兵鎮(zhèn)壓。之后，崇寧二年（1103）更名綏寧縣，寓“綏之以寧”之意，沿用至今。其他如安化、安順、撫順、綏化、懷柔、懷化等縣市（區(qū)）一級的命名，都包含著這樣一種歷史。

我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宗族社會，人們的宗族觀念很強。于是，村落的名稱就以聚居地主要姓氏來命名，如李莊、何家?guī)X、張家鋪等，以這些方式命名的村落遍布中華大地，其中有很多都流傳到了今天。一些村落地名甚至擴大到了市一級，如石家莊、張家港等。但這種地名最開始是約定俗成的，穩(wěn)定下來之后，才被官方直接采用。中國傳統(tǒng)村落的地名一般都是這樣形成的。它們是當?shù)氐乩砭坝^的記錄、民俗心態(tài)的反映和地域文化的體現(xiàn)。了解這些地名，對于延續(xù)一村、一鎮(zhèn)、一縣，甚至國家的歷史文脈，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記者：一些地方為了提高知名度，直接以本地的山川改名為縣市名稱，如大庸改為張家界、徽州改為黃山等。您如何看待這種改名現(xiàn)象？

胡彬彬：重視地名文化，就是重視我們的歷史。我們認為，地名也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演變的，但同一個地名，今天對應的地方與歷史上對應的地方，可能都不一樣，如果不明白這點，就容易導致一些問題。比如，史書上說曾國藩是湘鄉(xiāng)人。湘鄉(xiāng)這個地名自西漢時就有了，但一直在變化。僅1949年以來，就分別屬益陽、邵陽、湘潭等市，但今天的曾國藩故居所在地都不在以上幾個市，而在婁底雙峰。有些不懂這些變化的，就會產(chǎn)生疑問，曾國藩是湘鄉(xiāng)人，湘鄉(xiāng)現(xiàn)在歸湘潭管，為什么他的故居現(xiàn)在婁底了？

有些地名的更改，可能對于當?shù)氐陌l(fā)展是有利的，比如大庸改成張家界，張家界的知名度確實要高出大庸，這種改名無可厚非。但是也有些地方，由于缺乏對地名文化的認知，意識淡薄，在行政區(qū)劃變更、城鎮(zhèn)化建設以及文字改革等活動中，隨意更改甚至廢除歷史悠久地名的現(xiàn)象確實時有發(fā)生，最后又被迫改回原來的地名。比如，1950年，襄陽改成襄樊，2010年又不得不改回襄陽。襄陽是一個深具歷史感的地方，劉備在這里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奠定三分天下的局面。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這些唐代一流的大詩人都在這里寫過詩。前一段時間網(wǎng)上流傳一篇帖子，說蘭陵改成棗莊、汝南改成駐馬店等這類改名是“古人有文化，今人毀文化”，雖然有點偏激，但代表了一部分人對于地名隨意更改是反感的。

記者：您覺得當前我們應該怎樣傳承和保護地名文化？

胡彬彬：傳承和保護地名文化，應由政府相關部門主導，帶動社會廣泛參與。具體來看，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地方各級建立專門的地名文化遺產(chǎn)保護機構(gòu)，提高地名文化的保護效率。地名文化遺產(chǎn)保護機構(gòu)要對地名資源進行普查，通過社會調(diào)查、查閱史料、民間訪談等多種方式，進行廣泛搜集、深入調(diào)查。地名辭典的編撰，要重視沿海各地、邊疆（特別是新疆、西藏等地區(qū)）省區(qū)、領海（不囿于南海）礁嶼地名。這個事關國家領土完整，要特別引起重視。

第二，地名更改，要建立一個標準。在申報政府相關部門核準之前，要邀請專家論證，確保新地名的更改要有一定的文化含量，不能簡單地使用一些數(shù)字及字母。另外，在使用一些名人的姓名給地方命名的時候，尤其要慎重，不能濫用，試想，如果眉山改名東坡市，耒陽改名蔡倫縣，那會讓人非常反感。

第三，整理好地名文化的內(nèi)涵。比如，一個地名它有什么樣的歷史沿革，它包含怎樣的文化內(nèi)容，要加強整理。目前，網(wǎng)絡及出版物都有一些類似的介紹，但不夠系統(tǒng)。一些國家重大工程中，要征用很大面積的土地，工程完工后，都會換上新的名稱，那么原來的那些地名，要有完整的檔案資料。

第四，建立中國地名文化數(shù)據(jù)庫，提高地名文化保護的水平。在數(shù)字化的今天，建立地名文化數(shù)據(jù)庫非常有必要。將中國古今地名及當?shù)匚幕�概況特點進行數(shù)字化，這會對中國地名文化的研究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同時，應編撰好《古今地名對照大全》。

（記者 龍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