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先來：歐美文學中國化的百年經驗與當代使命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歐美文學中國化進程的歷史演進”子課題負責人、東北師范大學副教授

【研究心得】

“原初性質的歐美文學”是指歐美作者運用本民族的語言，在自己獨特的社會文化語境中，針對自己生存的社會中出現(xiàn)的問題所進行詩性思考的產物。原初性質的歐美文學進入中國現(xiàn)實文化語境的過程，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借鑒、接受和影響的過程，更是在新文化語境下被再造和理解的過程，經過翻譯、闡釋以及傳播，在中國語境中的歐美文學成為融合中國思維方式、具有中華精神文化特色的特殊文本，進而成為中國文學的重要文化因子和文學現(xiàn)象�！皻W美文學中國化”這一命題并不是對歐美文學原初性質的否定，而在于強調將其理解成中國社會所接受的文學，這不僅是一種學理的思辨，更是契合百年來歐美文學中國化進程的經驗與規(guī)律。

從百年來歐美文學在中國翻譯與介紹的潮流與格局來看，其始終自覺地與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進程的探索與實踐同步，并積極參與中國革命道路的抉擇、建設和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yè)。從梁啟超提出“小說界革命”，到新文化運動“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歐美文學一直都是別具一格的文化啟蒙資源。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早期共產黨人的倡導，“文學革命”進一步向“革命文學”過渡，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強調外國文藝“中國化”與“民族化”“時代化”之間的關系，指出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歐美文學中國化的具體方向和路徑。《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是成為新中國成立后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指導方針，使得歐美文學的翻譯與介紹更加自覺地參與民族文學、共和國新文化精神資源的建設，參與反對侵略、保衛(wèi)和平，反帝反封反殖民與爭取獨立的斗爭，成為了解其他國家國情、加強與國際間聯(lián)系的橋梁和紐帶。隨著不同時期思想探索取向、社會矛盾和主要問題的此消彼長，歐美文學中國化進程的焦點、方向與格局也往往隨之變動，但整體而言，傳統(tǒng)、制度與意識形態(tài)決定了歐美文學與中國社會進程之間的“需求—契機—機制”。

國家的政治姿態(tài)與文化姿態(tài)需求，也促成了百年來中國歐美文學批評話語的演進規(guī)律和處理姿態(tài)。雖然中國近現(xiàn)代的文化、政治、制度，以及傳統(tǒng)的觀念、現(xiàn)實的思潮、流動的風尚，都從不同層面、角度和力度參與到我們對歐美文學的批評過程中，形成復雜的合力機制，但總體來說有兩個方面起主導作用：一方面，現(xiàn)實使命的需求決定了批評者要從社會進程與文學的關系層面，來對歐美文學在中國的價值和功能進行評判與觀察；另一方面，思考民族文化的獨立、自強與振興需要什么、追求什么，成為歐美文學中國化話語理論與實踐建構的關鍵所在。對歐美文學的闡釋絕不僅僅是欣賞、批評，更是“借重”，將其納入“我們”的文化資源建設中。這些選擇、翻譯、接受與理解的特殊境況，使得百年來中國化的歐美文學能夠成為中國總體文學中的一個獨特組成部分。

包括歐美文學在內的外國文學學科的建設，顯然也是國家當代整體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過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快速發(fā)展，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適應中國文化建設需要的外國文學學科體系，對科研、教學、機構的設置和決策做出了統(tǒng)籌性的制度安排，也逐漸建立了較為完備的促進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的政策體系。國家政策層面的宏觀設計與建設，充分體現(xiàn)了社會制度的優(yōu)越性，也是推動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學科間的溝通與交流、學術發(fā)展與民族文化建設融合的主要力量，更有利于實現(xiàn)專業(yè)成果與社會進程的共享輝映。

在繼承這些歷史經驗的基礎上，當代學者應承擔一些新時代的使命。一是繼承“歐美文學中國化”這一寶貴思路與經驗，避免對當下現(xiàn)實問題過于隔膜，喪失焦點與主體意識。當代歐美文學研究具有很強的“主義”傾向，目前一些青年學者熱衷于現(xiàn)當代作家研究，向國人介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的時髦理論和充斥著性、暴力、荒誕和消極因素的作品，熱衷后現(xiàn)代推崇的相對性、碎片化、“去意識形態(tài)”，這容易助長新自由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此，我們要敢于發(fā)聲亮劍，堅決予以批駁，并引導青年學者樹立正確立場，保持清醒意識，全面客觀地認識世界，勇于承擔時代重任。此外，歐美文學研究應該幫助中國了解外國國情，特別是認識歐美重要國家各個發(fā)展階段的歷史、政治和經濟狀況，以及形成他們今天國策的歷史、宗教、哲學等理論和實踐的背景，從而為我國制定最有效的國際方針提供參考。二是建設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文學批評話語，服務于建設文化強國的發(fā)展目標。中國的歐美文學批評體系的建設，也應始終與中國先進文化的產生、發(fā)展和演進相關聯(lián)。應盡量減少學術話語的平移現(xiàn)象，避免被歐美后現(xiàn)代學術話語中邊緣與中心的假象所迷惑（如英美的學術熱點對英美學術界來講符合它們的國家話語體系建設），中國學界更不應滿足于成為西方理論消費國的角色，而是要按照自己的需要吸收甚至改寫西方學術話語，為國際學界提供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學術話語。一方面，在理論體系建設方面，應深刻認識當代社會政治自身的復雜性，以及文學與社會政治之間的復雜關聯(lián)。另一方面，雖然重新把握文學與政治的適當尺度、堅持歷史與美學的統(tǒng)一，及方法多樣化的主張是當代歐美文學中國化進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但要特別防范將本土視角矮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應處理好“原初的歐美文學”與“歐美文學中國化”之間的關系，避免拋開主體觀念與文本客體之間構成的歷史語境來談歐美文學的成敗得失。

我國在政治、經濟領域已經在世界上擁有越來越強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但是在文化領域，我們的“中國風”還多少依賴傳統(tǒng)文化遺產的魅力，而不是現(xiàn)代文化意義上哲學、文學與社會科學思想方面的軟實力。可見，歐美文學研究者未來的工作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