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中期檢查報告

一、 研究進展情況

1、課題開題與子課題進展情況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15ZDB032）自立項以來，首席專家、各子課題負責人及全體課題組成員，按照預定的研究計劃部署，分工協(xié)作，全面啟動并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已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達到了階段性研究目標。

自2015年11月接獲課題立項通知后，課題組即在前期申報工作的基礎上，就研究計劃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在研究計劃整體、細節(jié)和各方面的配合上進一步加深了認識，在研究團隊內(nèi)進行了廣泛的協(xié)調(diào)與溝通，為項目研究的全面展開作了卓有成效的準備。

2016年3月26日，在武漢大學召開了項目開題報告會，首席專家、子課題負責人和項目組主要成員全部出席，與會學者在討論中充分肯定了課題的研究構想，并就如何深化和拓展課題研究提出了多方面的建議。這些建議從理論與方法上進一步開拓了課題的研究空間，豐富了課題的研究內(nèi)涵，明確了課題的重點任務，為課題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隨后，項目研究全面啟動，課題組成員積極開展工作，深入基層，與各地縣博物館合作，廣泛搜集并考察館藏青銅器資料，了解最新田野考古工作動態(tài)，與國內(nèi)外學術同行進行交流，搜集文獻資料，進行細致的學術史梳理，認真思考有關學術問題，撰寫相關學術論文，現(xiàn)已取到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統(tǒng)計，已在《中國史研究》、《考古》、《文物》、《江漢考古》、《東南文化》及《史語所集刊》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fā)表論文、簡報20篇。

此外，為提高課題組內(nèi)部合作，更好地協(xié)調(diào)研究團隊和各子課題的配合，2017年6月10日，在武漢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以“秦里程簡與戰(zhàn)國秦漢之際的南方地理”為專題，舉行了一次在漢課題組成員的學術討論會，圍繞著戰(zhàn)國秦漢之際的南方地理景觀為主題進行交流。提交討論會的六篇文章，其中五篇為新近完成的未發(fā)表論文。

同時，各子課題亦取得了較大進展：

子課題一“漢淮地區(qū)周代有銘青銅器資料匯集與整理”，是整個項目研究的基礎。課題組在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僅在信陽地區(qū)就搜集了周代有銘銅器151件，其中樊國13件、番40件、黃56件、東蓼5件、息6件、蔣2件、江3件、弦1件、楚2件，域外諸侯國銅器和國族不詳者23件，并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工作，包括有銘銅器的尺寸、著錄、收藏或出土情況，銅器、紋飾和銘文之高清圖片獲取、收集，銅器年代和銘文內(nèi)容的初步校理，按國族、時代對上述搜集銅器進行分類和排比。

首席專家徐少華亦于2017年6月前往信陽考察商周青銅器，據(jù)悉信陽市博物館已將這些珍貴的青銅器編輯成圖錄，預計于今年出版。在南陽地區(qū)實地觀摩、研究了未刊青銅器資料。

在湖北漢東地區(qū)搜集473件周代有銘青銅器資料，以隨州境內(nèi)歷年出土有銘青銅器為主，其中安居桃花坡1件、汪家塆3件、羊子山9件、環(huán)潭鰱魚嘴4件、均川劉家崖11件、萬店周家崗7件、義地崗27件、文峰塔38件、葉家山110件、曾侯乙墓226件、征集6件，計449件，隨州相鄰的京山12件、棗陽10件、襄陽2件，計24件。目前除葉家山、文峰塔墓地尚在整理未發(fā)表和流散外地的銘文銅器，隨州境內(nèi)絕大多數(shù)銅器都收集到位，棗陽郭家廟和京山蘇家垅新出銅器暫未收錄，待發(fā)掘資料公布后補充收集，相鄰地市博物館館藏周代有銘青銅器計劃下一階段聯(lián)系收錄。

子課題二“漢淮地區(qū)兩周青銅器分國分族與分期斷代研究”，主要目的是在子課題一的基礎上，對該地區(qū)周代青銅器按區(qū)域進行全面整理，明確漢淮地區(qū)周代青銅器的國別族屬，建立漢淮地區(qū)周代列國青銅器各自明確的年代序列，構建總體的年代框架，并進一步分析漢淮區(qū)域周代列國青銅器的工藝特點，揭示青銅業(yè)發(fā)展水平與生產(chǎn)狀況。強調(diào)在多學科視角下對漢淮地區(qū)周代青銅器進行綜合考察，運用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和科技考古學等學科的研究理論、方法與技術揭示該地區(qū)周代青銅文化面貌與青銅技術水平，闡釋該地區(qū)周代青銅文明的形成與流變過程。

目前這方面已取得一些初步研究成果，課題組成員田成方發(fā)表論文《申氏銅器與楚申氏的族屬》(《考古》2016年12期)，該文在全面匯集出土申氏銅器的基礎上，結合《左傳》等傳世文獻和清華簡《系年》等出土文獻，對楚申氏的族屬作了細致的考據(jù)，指出楚申氏為申國之后，非楚王族，而是申氏貴族在楚滅申后轉仕于楚，以國為氏。

在科技考古方面，課題組成員李洋對南陽盆地青銅工藝演進、 隨州地區(qū)出土青銅器和遼瓦店子鑄銅遺存進行了科技分析，收集到270余件南陽盆地出土周代青銅器殘片樣品，已完成其中150余件青銅器樣品的科學檢測與分析工作，初步獲得了不同考古學文化、年代和器類的青銅器制作工藝特點，發(fā)現(xiàn)一些制作工藝在不同考古學文化中有不同的應用，如用于制作器壁較薄器物的熱鍛技術，在具有典型周文化特征的墓葬中多被發(fā)現(xiàn)應用于盾鍚和棺槨的飾件，而在楚墓中多被發(fā)現(xiàn)應用于盤、匜等水器；又如高錫青銅合金配比技術，在楚器中的使用比例明顯高于具有周文化特征器物，應用的器類也更豐富，這些現(xiàn)象反映了南陽盆地周代青銅工藝演進歷程與考古學文化變遷存在直接關聯(lián)。結合利用掃描電鏡、能譜儀、金相顯微鏡、便攜式X射線熒光分析儀等儀器對曾侯乙墓出土465件青銅構件基體及表面殘留物的顯微組織、合金成分、物相組成等進行了系統(tǒng)表征。

對湖北鄖縣遼瓦店子遺址東周時期單位中出土的12件與青銅器冶鑄有關的陶制遺物（包括陶范、陶模、鼓風管等）表面形貌和化學成分進行初步表征，并分析陶范、陶模和鼓風管等各類陶制鑄銅遺物的制作工藝特點。

子課題三“漢淮地區(qū)周代遺址、墓葬與地理環(huán)境調(diào)查分析”，主要是綜合運用考古學、地理學的調(diào)查方法，摸清漢淮地區(qū)周代遺存的家底，全面掌握其分布與環(huán)境狀況，將零散的資料整合為一體，從而把握周代漢淮地區(qū)復雜多變的歷史文化背景，還原地理景觀，探討地理因素對文化、族群演變的影響，分析周代漢淮地區(qū)重點聚落的分布特點、地理環(huán)境及與相關國族、城邑的對應關系，建立該地域從周王朝政治秩序的構建、發(fā)展、瓦解到楚國政治秩序建立、發(fā)展、瓦解這一歷史過程連續(xù)完整的資料體系。

項目組成員賈連敏、武志江，依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信陽地區(qū)古城、古國進行了全面的調(diào)查，以高精度RTK-GPS與全站儀為測繪工具，結合高分辨率衛(wèi)星影像，建立覆蓋整個遺址的坐標系統(tǒng)，通過地面調(diào)查，搞清各個城址文化遺存的分布狀況與保存現(xiàn)狀，了解遺址區(qū)的地形地貌特征與地質構造，在全面搞清遺址的布局、功能分區(qū)與文化變遷的基礎上，采用區(qū)域系統(tǒng)調(diào)查的方法，了解遺址不同半徑范圍內(nèi)的景觀生態(tài)與文化遺存分布，研究信陽地區(qū)先秦時期古城古國考古調(diào)查的資源利用與支撐體系以及不用聚落之間的相關關系，建立信陽地區(qū)先秦時期城址地理信息系統(tǒng)。

項目組成員黃建勛，依托隨州博物館，對隨州地區(qū)兩周遺存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區(qū)域調(diào)查：以淅河葉家山為中心，沿漂水下游進行調(diào)查，對小蔣灣、蔣家寨、廟臺子、沙河廟、朱家灣、高家灘等遺址實地勘探；以安居羊子山為中心，沿溠水下游進行調(diào)查，在羊子山北側新發(fā)現(xiàn)了長堰遺址，面積約5萬平米，時代為兩周時期，發(fā)現(xiàn)以羊子山為中心，分布著10余處兩周時期遺址和墓地，具體有待進一步考古勘探；以隨州城區(qū)為中心，沿厥水下游和涢厥交匯地帶，新發(fā)現(xiàn)了望城崗、文峰塔、朱家灣、科技園、棗樹灣、馬家榨、六草屋、鄧家灣8處周代遺址，另外新發(fā)現(xiàn)了梨子園和獅子頭2處墓地，時代均為兩周之際，遺址文化堆積深厚，采集遺物標本豐富，但兩處墓地被盜嚴重。

子課題三負責人葉植，課題組成員王先福、尹弘兵、王琢璽等，先后在湖北襄陽、鐘祥、天門、京山、沙洋、荊州等地進行了3次考古遺存與地理環(huán)境調(diào)查，實地考察漢水中游、大洪山南麓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與商周秦漢遺存分布之間的關系，為詳細分析第二次、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構建漢淮地區(qū)周代遺存分布地理信息系統(tǒng)、將漢東大洪山南麓地區(qū)兩周遺存分布與地理環(huán)境統(tǒng)一起來進行調(diào)查和分析作一些前期準備工作，以期能為整個課題研究提供一個可資利用的地理基礎。

子課題四“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歷史、地理與文化研究”，主要是對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的族屬來源、立國背景、歷史發(fā)展、疆域消長、文化面貌進行深入分析和認真考辨，明確其具體地望和范圍，厘清漢淮地區(qū)內(nèi)部諸國族之間的相互交融及與外部各地的聯(lián)系。探討周代漢淮地區(qū)三大區(qū)塊在西周王朝政治架構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發(fā)展、演變過程，準確把握其區(qū)域特征。將地理因素與政治進程、社會變遷融合起來，在整體上把握周代漢淮地區(qū)人文地理環(huán)境演變的全過程，為進一步探討周代南土政治、文化結構的演變和民族融合進程奠定可靠的基礎。

這方面已取得初步研究成果，首席專家徐少華已發(fā)表《從鄂君商貿(mào)析戰(zhàn)國時期的關稅》(《江漢考古》2016年第5期)、《鄂君啟節(jié)與戰(zhàn)國中期的楚國疆域形勢》(《丙申輿地新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曾侯與鐘銘與曾（隨）若干問題釋疑》(《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楚遠祖陸終娶女媿之傳說的考察》(《中國研究集刊》（日文）第62輯，2016年6月)等四篇論文；項目組成員還發(fā)表有：《談北大藏水陸里程簡冊中的幾個地名》(《丙申輿地新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晉侯蘇鍾軍事地理問題研究——從柞伯鼎“昏邑”問題談起》(《史語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四分， 2016年12月)、《多維視野下的楚先祖季連居地》(《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從各個方面探討了周代漢淮地區(qū)的歷史、地理與文化諸問題。

子課題五“周代漢淮地區(qū)的族群融合與統(tǒng)一進程研究”，力圖系統(tǒng)揭示兩周長時段內(nèi)該地區(qū)從文化漩渦走向一統(tǒng)帝國的歷史，側重于分析文化、政治、地理面貌的演變。目前子課題主持人鄭威副教授已在CSSCI期刊發(fā)表相關論文一篇：《從“楚國之楚”到“三楚之楚”：楚文化地理分區(qū)演變研究》（《江漢論壇》2017年第4期，與課題組成員易德生合撰），該文于2016年12月16-19日在“全國歷史地理青年學者論壇”（四川省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yè)委員會、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宣讀。

此外，研究論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汝水流域楚化過程探析》（與陳若松合寫）梳理了周代淮水支流汝水流域政治、文化上的楚化過程，發(fā)表于《楚學論叢》第六輯(湖北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其他項目組成員發(fā)表有《清華簡〈系年〉楚縣唐縣蔡補說》(《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中西書局2016年)、《西周早期漢東地區(qū)政治地理》(《丙申輿地新論》，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等論文，亦從不同角度討論了兩周時期漢淮地區(qū)的人文地理進程。

2、調(diào)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本課題研究的一大特點就是全面調(diào)查、統(tǒng)計研究范圍內(nèi)的銅器分布、收藏、著錄情形，實地調(diào)查、踏勘周代漢淮地區(qū)的地理環(huán)境、遺存分布情形。自立項以來，在前期研究過程中，課題組在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為課題研究的全面展開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基礎。

2016年3—8月，課題組成員田成方赴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訪學，期間在傅斯年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等搜集相關有銘銅器及研究資料，并與課題組成員、史語所研究員陳昭容老師多次討論子課題一的圖錄編纂體例、有銘銅器搜羅的范圍、具體著錄條目等。同年7月13日，參加“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之“丕顯商周”工作坊，作了“從有銘銅器看楚國的異姓宗族”的學術報告。陳昭容、田成方還于8月11日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提請?zhí)貏e參觀鄝公缶、曾姬無恤壺、鄂侯簋、麇侯鐘等十件有銘銅器，其中鄝公缶過去未見著錄，銘文十分珍貴。

2016年4月，子課題三負責人葉植，課題組成員王先福、尹弘兵等，前往襄陽、宜城一帶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考古與地理環(huán)境調(diào)查，并就如何實施子課題三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實地考察了鄧城遺址和鄧城工作站、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漳、宜城地區(qū)的考古勘探與發(fā)掘現(xiàn)場，觀摩了出土遺物。

2016年11月，子課題二課題組成員易德生，到湖南郴州參加由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長江流域礦冶考古聯(lián)盟、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聯(lián)合舉辦的礦冶考古培訓班并參加了礦冶考古實習與調(diào)查活動。

2016年12月，子課題二課題組成員易德生，到江西瑞昌銅嶺新發(fā)現(xiàn)的焦炭廠冶煉遺址（距離銅嶺商代古銅礦冶遺址約1公里）進行考察，時間兩周，并參與考古發(fā)掘。同時搜集煉渣，礦石等樣本。樣本的年代為商代及戰(zhàn)國時期。

2016年12月，子課題三負責人葉植，課題組成員尹弘兵、王琢璽等，前往湖北省鐘祥市，對大洪南麓西段地區(qū)的兩周秦漢遺存與地理環(huán)境進行了實地調(diào)查，并與鐘祥市文物考古工作人員就鐘祥地區(qū)考古遺存的分布與保存現(xiàn)狀進行了交流，并對如何利用第二次、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資料進行實地評估與調(diào)查。2017年2月，葉植、尹弘兵、王琢璽等前往湖北天門、屈家?guī)X、沙洋、荊州等地考察兩周秦漢遺存與地理環(huán)境，并實地考察正進行考古勘探的郢城遺址。

2017年5月，首席專家徐少華前往湖北隨州、棗陽、京山等地博物館和田野考古現(xiàn)場考察、收集資料，并與湖北省考古所和當?shù)氐耐�行交流、座談�?/p>

2017年6月，首席專家徐少華及課題組成員王琢璽、劉維，在信陽地區(qū)進行了為期4天的專題田野考察，先后實地考察了信陽平橋南山咀墓地、息縣息國故城、褒信賴國故城、淮濱期思故城，并認真觀摩了信陽地區(qū)各博物館所收藏的兩周遺物。

2017年6月上中旬，子課題組二成員易德生，前往湖南岳陽市及所屬縣市進行商周冶金考古調(diào)查，歷時三周。根據(jù)二普和三普文物調(diào)查資料，針對性地對岳陽商周遺址進行冶金考古調(diào)查，并采集商周時期的煉渣、陶片等樣本。

2017年7月2日—8日，課題組成員陳昭容、田成方、朱繼平等，赴安徽大學、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院、鳳陽博物館、武漢大學考古系固鎮(zhèn)工作站、蚌埠博物館、壽縣博物館、安徽省考古所壽縣工作站、六安博物館、鐘離故城、壽縣古城、古堆橋遺址、南城孜遺址等進行實地調(diào)查、田野踏勘，重點查看了安徽大學所藏戰(zhàn)國楚簡（有關楚史的部分），鐘離國墓葬、銅器及相關遺址，春秋時期群舒銅器，春秋晚期以后的楚系銅器等，既增加了許多親身的體會，也了解到一系列新的學術信息。

在學術交流方面，課題組成員利用各種機會，積極參與各種學術交流，跟蹤國內(nèi)外學術前沿，保持了學術研究的敏銳性。

2016年1月，首席專家徐少華出席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召開的“第五次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作了“曾侯與鐘銘與曾（隨）若干問題釋疑”的學術報告。

2016年7月，首席專家徐少華、子課題一負責人晏昌貴、課題組成員尹弘兵出席于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召開的“中國歷史地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并分別作了“鄂君啟節(jié)與戰(zhàn)國中期的楚國疆域形勢”、“談北大藏水陸里程簡冊中的幾個地名”、“西周早期漢東地區(qū)政治地理”的學術報告。

2016年8月，子課題三負責人葉植，受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湖北省歷史學會、《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編輯部委托，承辦“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葉植、晏昌貴、王先福、尹弘兵等參會并提交了論文，葉植、王先福先后作了大會發(fā)言。

2016年10月，課題組成員李洋參加在重慶舉行的“第十三屆全國科技考古研討會”，提交了《湖北鄖縣遼瓦店子遺址出土陶制冶銅遺物的初步科學分析》一文。

2016年11月，課題組成員尹弘兵、張志鵬、王琢璽參加在荊州舉行的長江大學“第二屆楚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論文并作了小組發(fā)言。會后，尹弘兵、王琢璽等考察了荊州博物館夏家臺和劉家臺墓地出土資料，考察正在發(fā)掘的鳳凰地墓地及郢城遺址、紀南城遺址。

2016年12月，課題組成員尹弘兵、李洋、易德生、朱繼平、田成方參加在湖北京山舉辦的“曾國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暨紀念蘇家壟出土曾國青銅器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均提交論文并做了發(fā)言，會后參觀了京山蘇家瓏正在發(fā)掘的春秋時期曾國墓地。

2016年12月，課題組成員尹弘兵參加在深圳舉辦的“首屆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前沿論壇”，提交論文，并作了小組發(fā)言，以及大會的小組總結。2017年元月，尹弘兵參加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舉辦的“2016年湖北考古業(yè)務成果交流會”，了解湖北省最新考古發(fā)現(xiàn)。

3、學術會議與學術交流活動

國際合作方面，2015年11月，項目首席專家徐少華應邀前往日本京都、大阪大學講學，在大阪大學作了“從《楚居》析陸終娶鬼方氏妹女嬇之傳說” 、在京都大學作了“從新出考古資料析鄂國歷史與文化”的學術報告；同時還訪問了日本泉屋博物館、奈良文化財研究所，詳細觀摩了兩地館藏的中國兩周青銅器，與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座談。

2016年10－12月，徐少華在日本先后訪問了早稻田大學、東京大學、日本東方學會，與有關學術同行進行了一系列的學術交流。11月出席在日本京都大學召開的“日本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年會（2016）”；同年12月，出席在日本盛岡巖手大學召開的“日本中國出土資料學會年會（2016）”。此間，先后在東京日本女子大學作了“考古新發(fā)現(xiàn)與曾隨之謎解析”、在仙臺東北學院大學作了“近些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進展”的學術報告。

2017年5月，邀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李峰教授來校作“大遺址：歸城考古的方法和實踐”的學術報告。

子課題五負責人鄭威借助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訪學的機會，與日本學者圍繞本課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并參加了2015年度日本東洋史研究會大會（2015年11月3日，日本東洋史研究會主辦）、 “Crime and Society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2016.3.22-23，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辦）、第4回“若手アジア史論壇”（ 2016.9.9，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

4、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目前，課題組已按照有關規(guī)定撰寫并上報工作簡報四期。

第一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開題報告會在武漢大學召開。

第二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子課題三“漢淮地區(qū)周代遺址、墓葬與地理環(huán)境調(diào)查分析”課題組襄陽、宜城地區(qū)考察。

第三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子課題一“漢淮地區(qū)周代有銘青銅器資料匯集與整理”漢東地區(qū)工作進展成效顯著。

第四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周代漢淮地區(qū)列國青銅器和歷史、地理綜合整理與研究》課題組赴信陽地區(qū)考察。

另有兩期工作簡報正在撰寫并準備提交。亦在撰寫國家社科基金專刊并準備投稿。

二、 研究成果情況

到目前為止，課題組成員已發(fā)表與項目有關的學術論文20篇，另有多篇成果已被錄用，即將刊布。代表性的論文有徐少華《曾侯與鐘銘與曾（隨）若干問題釋疑》（載《古文字與古代史》第五輯，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會議論文集，2017年）；黃鳳春《從葉家山新出曾伯爵銘談西周金文中的“西宮”和“東宮”問題》（《江漢考古》2016年第3期）；田成方《申氏銅器與楚申氏的族屬》（《考古》2016年第12期）；朱繼平《晉侯蘇鐘軍事地理問題研究——從柞伯鼎“昏邑”問題談起》（《史語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四分，民國一○五年十二月）；尹弘兵《多維視野下的楚先祖季連居地》（《中國史研究》2017年第2期）等。下面簡要介紹諸篇論文的基本情況：

（一）徐少華：《曾侯與鐘銘和曾（隨）若干問題釋疑》

1.基本內(nèi)容

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和新近出土的考古材料，尤其是曾侯與鐘銘和清華簡《系年》，就多年來學界關于曾、隨問題的不同看法，曾國的族姓及早晚發(fā)展階段，新出“隨”器的理解和價值，以及曾、隨二名的區(qū)別與相互關系等，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探索，得出了一系列超越前人的新認識。

2.主要觀點

（1）多年來于隨棗走廊及附近地區(qū)所出土兩周時期的眾多曾國銅器及相關墓葬屬于同一個封國，其間并不存在族體的轉換與姓氏的變化，即從西周初年南公（伯適）受封，歷曾侯諫、曾侯犺、曾侯寶、曾侯乙，至戰(zhàn)國中期楚宣王時所作的曾姬壺等，“曾”作為國名一直沿用不變，為其國其族正式且最通常的名稱。

（2）出土資料所見的“曾”，就是文獻所載的“隨”，曾、隨關系應即此前部分學者所分析的一國二名。古曾國之所以又稱為“隨”，當與其都邑從舊城遷于“隨”地（今隨州城區(qū)一帶）的背景相關，時代可能在春秋初年以降。

（3）就一般情況而論，曾、隨二名可以互用，然從具體史實來說，“曾”是國名，“隨”是都城，且是其后期的都城，因而曾、隨作為一國二名只能就曾國都隨以后的時間而言，并不能貫穿整個曾國的歷史時期。

（4）古曾國從西周初年受封至戰(zhàn)國中期一直存在，國名稱“曾”也長期沿用不改，何以傳世文獻都以“隨”稱之，而皆不言“曾”，這一方面是春秋中期以降，曾國實力大為削弱，疆土明顯縮小，成為楚系附庸，且與外界的聯(lián)系較少，影響極其有限的原因；同時亦與《左傳》、《國語》等文獻均成書于戰(zhàn)國時期的北方地區(qū)，主要從當時的情況和相關材料出發(fā)，對南土曾（隨）的早期歷史和演變過程了解不夠全面、不太細致的背景有關。

3.學術價值

曾、隨關系及曾國歷史與文化，是最近三四十年來先秦史和商周考古學界經(jīng)常討論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不少學者在這方面發(fā)表過自己的見解，對該問題的不斷深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隨著近年湖北隨州葉家山、文峰塔等曾國貴族墓地的先后發(fā)掘和有關資料的相繼刊布，為這一問題的合理解決提供了重要契機。然由于考古材料還存在一定的缺環(huán)，傳世文獻與實物材料的銜接、印證亦有一些不確定因素，以致學者們關于曾、隨歷史與文化仍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通過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厘清了關于曾、隨問題的若干學術疑難，為下一步的材料互用、歷史認知，以及綜合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社會影響

（1）對學術界今后對曾（隨）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清除了一系列障礙。

（2）對考古界下一步有關曾（隨）遺址、墓葬的田野發(fā)掘及相關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明確的借鑒與參考。

（3）為社會大眾今后對曾（隨）文化特征及精髓的理解和認識，厘清了迷霧，加深了印象。

（二）黃鳳春：《從葉家山新出曾伯爵銘談西周金文中的“西宮”和“東宮”問題》

1.基本內(nèi)容

本文圍繞葉家山M107所出土的曾伯爵“西宮”銘文，結合以往金文資料和宮殿考古資料，討論了西周金文中的“東宮”和“西宮”問題，得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新認識。

2.主要觀點

（1）金文中的多數(shù)“東宮”和“西宮”，可能是不同于傳統(tǒng)所認為的后宮之制的名稱，由已發(fā)現(xiàn)的西周宮殿建筑基址格局分析，作為官署的東宮和西宮西周可能是存在的。

（2）從西周青銅器銘文所反映的職掌分析，有別于王室后宮的處理國之政務的官署之宮，“東宮”和“西宮”可實指主政于官署的具體的人，“東宮”和“西宮”的主政者必定是王或侯之子及宗親，由其官署演變?yōu)楣倜��?/p>

（3）由此認為葉家山M107 墓主就是主政曾國西宮官署的人，并再次論證了西周早期金文中的“南公”非南公適莫屬。

3.學術價值

“曾伯爵”銘文中的“西宮”一名，是曾國青銅器銘文中繼 1979 年隨州義地崗發(fā)現(xiàn)春秋“季怡戈”所見“西宮”銘文后的又一次發(fā)現(xiàn)，也是曾國有銘青銅器中所見最早的一例“西宮”，對研究曾國的宮闈制度和曾國官署及官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通過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理清了“西宮”、“東宮”的內(nèi)涵，為西周時代宮闈制度、職官制度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

4.社會影響

（1）對學術界今后對西周宮闈制度、職官制度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有利的基礎。

（2）對考古界下一步有關曾國都城的田野發(fā)掘及相關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明確的借鑒與參考。

（3）回應了社會大眾對曾國考古工作的關注，為社會大眾對曾國文化特征的理解和認識，厘清了迷霧。

（三）田成方：《申氏銅器與楚申氏的族屬》

1.基本內(nèi)容

本文利用前些年發(fā)表的兩則銘文——春秋晚期后段的叔姜簠銘文和春秋晚期偏早的州 簠銘文，討論了楚申氏的的族屬問題，厘清了人們關于申氏族屬問題上的困惑。

2.主要觀點

（1）湖北鄖縣肖家河春秋墓出土銅簠（XM：5）時代為春秋晚期后段，銘文所載“申王之孫叔姜”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黃錫全先生公布的“申文王之孫州 ”銅簠為春秋晚期偏早，早于叔姜簠。

（2）叔姜簠和州 簠所載銘文反映出申氏并非楚公族，申國國君一度稱王，當在公元前600年之前。直到公元前6世紀中葉，申國國君可能還保留申王稱號。

（3）楚文王時將申國降為附庸，故其國君能在公元前600年前后有稱王之舉。仕楚的申國公族后裔“以國為氏”，成為寄居楚國的外來宗族。

3.學術價值

申氏是楚國望族，春秋時期涌現(xiàn)出申舟、申亥、申包胥等一批名人，然其族屬卻一直頗有爭議。本文利用這幾件新出與申相關的銅器銘文，解開了申氏族屬的謎團。

4.社會影響

本文利用銅器銘文資料解決了楚國申氏族屬問題，為楚文化研究、中國宗族制度研究奠定了有利的基礎，豐富了楚文化研究內(nèi)容。

（四）朱繼平：《晉侯蘇鐘軍事地理問題研究——從柞伯鼎“昏邑”問題談起》

1.基本內(nèi)容

本文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和考古材料，特別是晉侯蘇編鐘銘文和柞伯鼎銘文，重新考辨柞伯鼎銘所見“昏邑”地望，對學界曾廣泛關注的晉侯蘇編鐘軍事地理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得出了一系列富有意義的新認識。

2.主要觀點

（1）從柞伯鼎銘所見地緣政治格局出發(fā)，認為以胙伯為前鋒主將、蔡侯為裨將一役所圍昏邑，應位于東國南境，今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地區(qū)，并進一步在讀音、交通位置、族源與實力對比四個方面指出，昏應指故地在今山東金鄉(xiāng)緡城堌堆遺址的有緡氏，夏商周三代始終活躍在此。

（2）受朱鳳瀚先生昏邑或指晉侯蘇鐘銘所見“ 城”一說啟發(fā)，通過對晉侯蘇鐘軍事地理問題相關諸說進行全面梳理，指出目前占主流地位且在字形釋讀、行軍路線設計上相對合理的西鄆─宿─范縣之論說體系，實質是以“東平宿國”為地理基點，始終面臨不能解答文獻中南北兩宿并列史實的困境。論文從字形辨析入手，晉侯蘇鐘銘所見“濩水”應為更可靠的地理基準，不僅可有效化解兩宿并存的難題，且為通盤解決鐘銘軍事地理問題帶來重要契機。

（3）晉侯蘇鐘銘所記戰(zhàn)事應發(fā)生在古大野澤以南而非以北。具體而言，晉侯蘇東渡之“濩”指古獲水，其在春秋時亦稱“丹水”，兩周時期上源大致在今曹縣東南；宿夷地望雖無法確指，但結合銘意分析，應在獲水上游東岸一帶。至于周王與晉侯蘇分行地當指漢高祖即皇帝位之氾水沿線，在秦漢定陶縣境。最后，據(jù)鐘銘所見諸地名間的內(nèi)在地理關聯(lián)，晉侯與周王合力攻打的 城應在今金鄉(xiāng)境的古緡城，也就是柞伯鼎銘之昏邑。

3.學術價值

晉侯蘇編鐘、柞伯鼎是兩周青銅重器，其銘文富含多重歷史信息。對于其歷史地理信息的理解，學術界遇到很多困難，如古今地名用字差異、行軍路線的設計等等。通過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厘清了與晉侯蘇編鐘相關的軍事地理問題，為先秦軍事地理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4.社會影響

（1）對學術界今后對先秦軍事地理研究及緡國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清除了一系列障礙。

（2）對考古界下一步有關緡國遺址、墓葬的田野發(fā)掘及相關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明確的借鑒與參考。

（3）加深了社會大眾對銅器銘文的理解及緡國文化的進一步認識。

（五）尹弘兵：《多維視野下的楚先祖季連居地》

1.基本內(nèi)容

本文在吸收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傳世文獻、考古資料和新近出土的材料，尤其是清華簡《楚居》，從考古學文化地理和文化人類學等多重角度，對《楚居》所載楚先祖季連的居地加以考察，得出了一系列新認識。

2.主要觀點

（1）季連初降之“ 山”，即今河南禹州、新密、新鄭三市交界處的大騩山，但此山并不是季連部族的實際居地，而是季連部族的祖山，是季連作為部族的“祖先神”的居地，而季連部族最初的實際居地，可能就在祝融故地。

（2）季連部族形成之后，當在祝融故地附近活動，與同族比鄰而居。

（3）唐虞夏時期，祝融各支在華夏集團和夏王朝中占有重要地位，為中原核心族群。虞夏時期祝融族團聚居在嵩山山脈以南、伏牛山脈以北的新鄭、許昌、新密、禹州等地，今河南省中部地區(qū)。則季連早期活動地區(qū)，亦當在中原文化核心區(qū)內(nèi)，不得遠離祝融聚居區(qū)。

（3）商代晚期時季連部族與商王族聯(lián)姻，其活動范圍當在晚商文化殷墟類型范圍內(nèi)，亦在今河南中部地區(qū)。季連最后一個居地“京宗”，亦應在此范圍內(nèi)，與熊狂所居之“京宗”應非一地。

3.學術價值

清華簡《楚居》與楚國歷史地理，特別是楚先祖季連居地，是近些年來楚文化和歷史地理學界經(jīng)常討論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不少學者在這方面發(fā)表過自己的見解，對該問題的不斷深入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由于在《楚居》的體系中，從季連至熊狂均屬傳說時代。傳說時代史事不能完全視作信史，也就不能以單純歷史學思維來對待，需要結合民族學、人類學和考古學來作相應的解讀。

通過本文的分析、探索，基本厘清了季連部族居地問題的若干學術疑難，為傳說時代歷史地理研究樹立了范本，為楚文化及楚國歷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社會影響

（1）對學術界今后關于楚文化及楚國歷史地理的深入研究清除了一些障礙。

（2）為社會大眾理解清華簡所涉及歷史文化知識特別是楚國歷史文化奠定了學術基礎，加深了大眾的印象。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