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編年與綜合研究的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① 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本項目2016 年11月批準立項，2017年3月，舉行了開題論證會。開題論證會之后，課題組立即投入工作。本重大項目的各個子課題，是按寫本的收藏地分的，在實際實施過程中，相互交叉，所以課題組成員采用分工合作的辦法。我們根據(jù)開題專家組關(guān)于“求精深入”的意見，首先認真核實確定了 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的范圍，在原來計劃的 600 多個寫本中首先精選了 310 個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1.1 寫本清晰圖版搜集。在很難看到原寫本的情況下，利用 International DunhuangProject（國際敦煌項目，簡稱 IDP）、敦煌研究院數(shù)據(jù)庫、吐魯番研究院數(shù)據(jù)庫、日本古籍數(shù)據(jù)庫、國圖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庫，下載更為清晰完整的寫本圖版。目前已下載保存了231個寫本的彩色圖版。

1.2 對照圖版給這些文學寫本撰寫詳盡的敘錄。已撰寫完成 122 個寫本的詳細敘錄，總字數(shù)達 70 多萬。其中第一輯《敦煌文學寫本敘錄》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合同編號[2018]古權(quán)字第 128號），2019年4月出版。

1.3 完成三本著作：《敦煌文學總論》（出版合同編號[2018]古權(quán)字第 64 號）45萬字，《唐寫本<書譜>箋證及研究》(出版合同編號[2018]古權(quán)字第 129 號）30萬字，《日本七寺藏唐寫本<玄應音義>文字研究》30萬字（出版合同編號[2017]古權(quán)字第 259 號），已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將于2018.10-2019.04 期間出版。

1.4 對百年來敦煌文學的研究進行了全面梳理和總結(jié)。編成了《百年敦煌文學研究論著提要》初稿 25 萬字，《百年敦煌文學研究史》初稿 20萬字，《二十世紀敦煌文學研究學人研究》初稿 20 萬字，計劃 2019 年交稿出版。

1.5 重大項目成果第一輯 10種已完成初稿。

這 10 種精選特色突出的文學寫本進行整體研究，包括敘錄、校錄、專題研究。包括：伏俊璉編撰《敦煌曲子詞寫本整理研究》（一、二），邵小龍編撰《敦煌道教文學寫本整理研究》，冷江山、朱利華編撰《敦煌唐人選唐詩寫本整理研究》（一、二、三），張存良編撰《常河墓碑寫本整理研究》，伏俊璉、王涵編撰《敦煌邈真贊寫本整理研究》（一、二），伏俊璉、鄭驥編撰《敦煌<十二時>寫本整理研究》，伏俊璉、侯成成編撰《敦煌<五更轉(zhuǎn)><十恩德>寫本整理研究》，計劃2019 年 7 月完成，已經(jīng)與社科文獻出版社談好出版事宜。

1.6 首席專家伏俊璉教授在一些學術(shù)期刊上主編成果專欄：

主編《光明日報》2017 年 5 月 29 日《文學遺產(chǎn)》欄目，發(fā)表三篇文章：羅建新《<楚辭>圖像的源流、特征及價值》、喻忠杰《戲劇文學視野下的敦煌壁畫圖像》、伏奕冰《文學與圖畫》。

主編《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8 年第 5 期）“寫本學”專欄，發(fā)表成果論文 2 篇：伏俊璉《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的基本學術(shù)構(gòu)思》，鄭驥《寫本學視閾下的敦煌文學生產(chǎn)與傳播：以佛教歌辭<十二時 普勸四眾依教修行>為例》。

主編《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17 年第 6 期）“寫本學”專欄，發(fā)表成果論文 3 篇：楊寶玉《敦煌佚名詩研究芻議——以<張淮深碑>寫本卷背詩為例》，王曉平《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訛字類釋》，吳繼剛《長江中游寫本佛教造像記校讀札記》。

主編《古代文學特色文獻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寫本學”專欄，發(fā)表成果論文 5 篇：徐俊《對敦煌詩歌寫本特征的初步認識》，張存良《新見英藏斯坦因所獲漢文簡牘未刊部分釋讀》，李薛妃《佛典文獻中“矩”“短”的用字現(xiàn)象與詞語考辨》，邵小龍《試論明代萬寶全書圖文模式的來源》，伏俊璉《敦煌文學寫本五種敘錄》。

主編《歷史文獻研究》（第 41 輯，廣陵書社 2018 年 8 月）“寫本學”專欄，發(fā)表成果論文 5 篇：喻忠杰《敦煌俗賦寫本:古劇形成中的一類特殊媒介》，朱利華《敦煌文的模板性質(zhì)述論》，邵小龍《敦煌寫本所見拜月祈長生風俗及其文學表現(xiàn)》，吳繼剛《“延鄉(xiāng)”考》。

主編《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18 年第 4 期）“寫本學”專欄，發(fā)表成果論文 3 篇：朱利華《敦煌本<王昭君變文>新論》，陳博翼《契約文書所見唐朝之變》，高天霞《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詞匯學價值例析》。

1.7在其他學術(shù)刊發(fā)表論文41篇，見《階段性成果清單》。

1.8人才培養(yǎng).

重大項目要把培養(yǎng)人才放在重要位置，立項一年半來，我們共組織了25次讀書會，通過討論，教師和研究生都收獲很大。有 11 位碩士生、兩位博士生的學位論文，選擇重大項目相關(guān)的題目。

② 調(diào)查研究及學術(shù)交流情況

2.1 調(diào)研數(shù)據(jù)整理運用、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我們再次核實確定了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的范圍，從原來計劃的 600 多個精選了 310 個，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在很難看到原寫本的情況下，利用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國際敦煌項目，簡稱 IDP）、吐魯番研究院數(shù)據(jù)庫、日本古籍數(shù)據(jù)庫、國圖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庫，下載更為清晰完整的圖版。目前已載截保存了 231 個寫本的彩色圖版。

對百年來敦煌文學的研究進行了全面總結(jié)，借用《中國敦煌學論著目錄》等成果，編成了《百年敦煌文學研究論著提要》初稿 25 萬字，《百年敦煌文學研究史》初稿 20 萬字，《二十世紀敦煌文學研究學人研究》初稿 20 萬字，計劃2019年交稿出版。

2.2舉辦學術(shù)研討會議和學術(shù)座談會六次，其中100人以上學術(shù)研討會兩次：

第一次，2016 年11月 18 日-21 日，主辦“中國古代文學特色文獻學術(shù)研討會”，來自全國三十多所高校、研究機構(gòu)的 110 多名學者參加了研討會。

第二次，2016 年11月22 日，重大項目座談咨詢會，邀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張國星研究員、河北師范大學王長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萬曙教授、清華大學劉石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杜桂萍教授等學者參加。

第三次，2016 年12月26日，重大項目課題組邀請西華師范大學校內(nèi)專家三十余名舉行座談會，就項目的操作步驟方式等交換了意見。

第四次,2017年3月31 日，重大項目舉行開題論證會暨“寫本學論壇”。首席專家伏俊璉教授、子課題負責人天津師范大學王曉平教授、四川大學孫尚勇教授、復旦大學張小艷教授、西華師范大學楊小平教授，貴州師范大學冷江山副教授等向評審委員會專家匯報了項目的題旨，基本內(nèi)容，主要特點，學術(shù)意義，研究思路和擬達到的學術(shù)創(chuàng)新，以及各子課題的基本情況。由南開大學陳洪教授(主席)、四川大學項楚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韓經(jīng)太教授、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華東師范大學譚帆教授、清華大學劉石教授、安徽大學丁放教授、上海大學邵炳軍教授、四川師范大學鐘仕倫教授、熊良智教授、西華師范大學劉玉平教授、吳佩林教授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對課題立項的學術(shù)價值給予了充分肯定，對課題設(shè)計中嚴整的組織架構(gòu)和思路以及良好的操作性給予了肯定，

認為此課題是由舊的“顯學”敦煌學向新的“顯學”寫本學轉(zhuǎn)換的關(guān)鍵，建立寫本學是敦煌寫本研究的必然結(jié)果和不貳之選。評審委員會建議課題適當“瘦身”，不宜涉及太大，應當轉(zhuǎn)而求精。并對“瘦身”作了具體建議。

第五次，2018年5月23 日，進行了主題為“敦煌學研究的舊材料、新問題”的座談會，中華書局柴劍虹編審，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首都師范大學郝春文教授，重大項目課題組 6 位教師、18 位研究生參加座談會。

第六次，2018 年7月13-15 日，主辦了“寫本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2018 年理事會”，來自全國各高校、研究機構(gòu)、出版社及中國臺灣、香港，日本、韓國、俄羅斯的專家學者 120 多人參加了會議。

2.3 學術(shù)交流

重大項目課題組成員積極參加學術(shù)交流，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項目組老師參加各種學術(shù)會議 28 次，講學 33 次。這里僅列舉首席專家伏俊璉教授的學術(shù)交流情況。

2016年8月31日-9月5日，參加俄羅斯圣彼得堡“敦煌古寫本”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發(fā)表論文《寫本時期文學作品的匯集和傳播》。

2016年10月24 -26日，參加上海師范大學哲學學院主辦的“寫本時期的經(jīng)典”學術(shù)研討會，發(fā)表《寫本時代的中國文學寫本研究概況》。

2016 年11月4 -6日，參加天津師范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日語學習與研究》編輯部和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shù)院聯(lián)合舉辦的“日本漢文古寫本的整理研究與中日學術(shù)交流史第二屆寫本論壇”，作了《寫本時代與中國文學寫本》的主題發(fā)言。

2016 年11月10日，在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主講《中國文學的“寫本時代”》。

2017 年1月 21日，在甘肅省圖書館“周末名人講壇”主講《對當前“國學熱”的一點認識》。

2017 年4月21 日，在西華師范大學圖書館作了題為“國學與讀書”的學術(shù)講座。

2017 年8月23 日—25 日，參加在敦煌舉辦“2017 敦煌論壇：傳承與創(chuàng)新——紀念段文杰先生誕辰 100 周年敦煌與絲綢之路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與研究生郝雪麗聯(lián)合提交論文《胡笳十八拍的詩與畫》。

2018 年1月19日，參加首批四川歷史文化名人研究中心——“杜甫研究中心”建設(shè)發(fā)展研討會。

2018 年3月17日，參加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主辦的西南民族文學研討會。

2018 年3月18 日，參加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西夏文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shù)研討會。

2018 年3月31 日，加山東大學文學院“中國賦學編年史”學術(shù)研討會。

2018 年3月31 日，做客山東師范大學社科大講壇，做了題為《從簡帛到紙寫本：文本載體與文學研究》的講座。

2018 年4月8日，在寧夏大學“博學講壇”做了《寫本學與文學研究的新趨勢》的講座。

2018 年4月8 日，在北方民族大學做學術(shù)報告：《學術(shù)選題與學術(shù)創(chuàng)新》。

2018 年4月28 日，參加湖南范大學召開的“道教集部文獻整理研究”“先秦樂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學術(shù)研討會。

2018 年5月27 日，在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作了題為《敦煌曲子詞俗文學性質(zhì)的新觀察》的學術(shù)講座。

2018 年5月27日，在福建師范大學經(jīng)學研究所作了題為《寫本學與文學研究》的學術(shù)講座。

2018 年6月1 日，參加上海大學文學院舉辦的“中國古代文學與詩禮文化四人談”的學術(shù)座談會。

2.4 相關(guān)專家到重大項目課題組交流講學情況

從2016年11月重大項目立項以來，先后邀請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張國星研究員、河北師范大學王長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朱萬曙教授、清華大學劉石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杜桂萍教授、天津師范大學王曉平教授、復旦大學張小艷教授、貴州師范大學冷江山副教授、南開大學陳洪教授、四川大學項楚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韓經(jīng)太教授、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清華大學劉石教授、安徽大學丁放教授、上海大學邵炳軍教授、四川師范大學鐘仕倫教授、熊良智教授、西北師大馬世年教授、中國社科院楊寶玉研究員、日本京都大學山本孝子助理教授、西南大學喻遂生教授和趙鑫曄副教授、日本南山大學梁曉虹教授、首都師范大學郝春文教授、中華書局柴劍虹編審、北京語言大學方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徐正英教授、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游自勇教授等學者到重大項目課題組講學座談。

2.5國際合作

課題組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手稿部、法國國家圖書館東方寫本部、日本南山大學綜合政策學習部、澳大利亞南天大學佛教文化所等機構(gòu)有業(yè)務聯(lián)系，主要在有關(guān)敦煌寫本、日本古寫本、佛教文學文獻方面有學者之間的合作。

③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3.1 成果發(fā)布

3.1.1舉行成果發(fā)布會兩次

第一次，2017 年12 月23-24 日，主辦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工作總結(jié)暨成果發(fā)布會，來自中國社科院、日本京都大學山、西南大學、貴州師大、樂山師院、蘭州大學、四川大學、西華師范大學的 30 多位學者，及《中國社會科學報》的記者參加會議。

第二次，2018年6月23 日，項目組召開總結(jié)會，一是成果發(fā)布，對已經(jīng)交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敦煌文學總論》、《唐寫本<書譜>箋證及研究》、《日本七寺藏唐寫本<玄應音義>文字研究》三本專著和即將交稿的《敦煌文學寫本敘錄》的內(nèi)容和特點進行了說明和分析。二是，對重大項目成果第一輯 10 種的完成情況進行了說明。

3.1.2 2017年4月5日創(chuàng)辦“ 寫本學研究 ”微信平臺

至今共發(fā)表課題組成員成果論文 58 篇，發(fā)表學界最新寫本學成果報道 30 篇，總點擊量達到 6 萬多次。

3.1.3 首席專家接受媒體采訪三次：

2017 年 3 月，接受四川省《現(xiàn)代藝術(shù)》特約記者艾蓮的采訪，就成都博物館“敦煌文物暨遺書展”的意義，敦煌與巴蜀、敦煌文學藝術(shù)與巴蜀文藝的關(guān)系進行了討論，采訪稿發(fā)表在《現(xiàn)代藝術(shù)》2017 年第 4 期

2018 年 1 月 29 日，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采訪，報道題目是《學術(shù)前沿：俗文學研究成為重要學術(shù)增長點》，見 2018 年 2 月 2 日《中國社會科學》。

2018 年 4 月 8 日，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報》和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記者張清俐的專訪《俗文學研究從新材料中發(fā)掘?qū)W術(shù)增長點——訪西華師范大學國學院院長伏俊璉》。見 2018 年 4 月 8 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3.2 《工作簡報》報送情況

編輯《工作簡報》四期，2017 年 7 月 15 日第 1 期，2017 年 10 月 15 日第 2期，2018 年 1 月 15 日第 3 期，2018 年 6 月 15 日第 4 期。每期《工作簡報》上報給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四川省社科規(guī)劃辦、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學科規(guī)范評審組中文學科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部分首席專家，以及西華師范大學相關(guān)部門。

3.2.1 《工作簡報》第1期要目

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評審組專家名單

重大項目課題組成員名單

四川省社科規(guī)劃評獎辦主任黃兵同志講話

西華師范大學黨委書記王安平教授講話

首席專家伏俊璉教授開題報告

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新聞稿

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記要

重大項目開題論證會成果匯報

3.2.2 《工作簡報》第 2期要目

項目工作安排（第 1 號）（第 2 號）

敦煌文學寫本敘錄體例

重大項目組成員科研成果匯總

3.2.3 《工作簡報》第 3 期要目

新春擬古詩十九首詠漢文古寫本（王曉平）

項目進展

項目工作安排（第三號）

重大項目課題組第 1 次-第 10 次讀書會

重大項目工作總結(jié)推進會暨“第二屆寫本學論壇”舉行成果介紹（楊寶玉《敦煌佚名詩研究芻議——以〈張淮深碑〉寫本卷背詩為例》，王曉平《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訛字類釋》，吳繼剛《〈長江中游佛教造像記〉釋文校讀札記》）

重大項目大事記（2016 年）

講座信息

新書擷英

成員心得

3.2.4 《工作簡報》第4期要目

學界動態(tài)

項目進展

重大項目課題組第 11 次——20 次讀書會

成果介紹 （伏俊璉《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概論》，鄭驥 瞿萍《寫本學視閾下的敦煌文學生產(chǎn)與傳播——以佛教歌辭〈十二時 普勸四眾依教修行〉為例》，侯成成《唐宋時期釋玄覺〈證道歌〉的版本與傳播——以敦煌文獻、碑刻資料為中心》）

講座信息

重大項目大事記（2017 年）

新書擷英

成員心得

④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 建議

本課題的“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略同于刻本時期的集部。20 世紀之前，我們對古寫本所見很少。所以，當大量紙寫本出土之后，學術(shù)界基本是按照刻本文獻的整理方式處理文學寫本的。這樣就會出現(xiàn)至少兩個不足：一是就寫本的某一體裁的作品進行輯錄和校注，比如迻錄其中的詩、曲子詞、變文等，各歸其類，孤立地進行研究，而對于寫卷上的其他內(nèi)容和信息，如正背面抄寫的全部內(nèi)容、題記、雜寫、涂畫，還有寫本的性質(zhì)用途、裝幀形式，包括紙質(zhì)和書寫工具等情況關(guān)注不夠，也就是說對寫卷的整體觀察有所欠缺。這種以作品為綱的整理方式勢必要割裂寫卷，而且原卷所保留的作品的性質(zhì)及運用的情形等文化信息都將被忽略。二是對同一作品的不同寫本，只是校其異同，文字差異較大的則分別校錄，而對不同寫本的文本情境沒有給予足夠的關(guān)注，即沒有考慮造成如此差異的深層文化原因。

從寫本學的角度整理研究文學寫本，是一個新的方法。除了上面所述的“文科”方法之外，還牽涉到一些新學科的方法和手段，如對紙張、墨跡的鑒定和檢測，需要我們組織專門的研究專家，還要去專門的實驗室做檢測，去特定的收藏單位進行直接觀察。我們已經(jīng)和相關(guān)研究單位和研究專家進行過聯(lián)系，但尚未展開。

敦煌文學寫本中最大宗產(chǎn)生于晚唐五代初期（9-10 世紀）。這類文學寫本的來源主要有三個：一是來自長安，二是敦煌人自己抄寫，三是來自巴蜀。長安到敦煌的路線，文獻記錄較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豐富。巴蜀到敦煌的線路，文獻記載少，前人研究也少得多，今所知者，有嚴耕望、唐開孺、陳祚龍、榮新江等先生的成果。這些成果，主要是歷史文獻的鉤稽和考證。而大量的實地考察工作，正是需要我們?nèi)プ龅�。所以巴蜀到敦煌線路及古遺址的實際考察，是本課題必為

可少的內(nèi)容。這樣，勢必要增加比較多的經(jīng)費來支持本課題。著名學者榮新江說：絲綢之路也是一條寫本之路。絲綢之路上的文學寫本，是中古時期的僧人、官吏、商旅、民間藝人、學郎等在不同地理環(huán)境下的情感書寫，不僅可以借以考察當時的歷史文化，更是立體地考察文學生產(chǎn)過程的鮮活資料。所以，實際考察是十分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

二、研究成果情況

①代表性成果簡介

1.伏俊璉《敦煌文學總論》 （2013 年12月甘肅教育出版社初版。201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訂本，45 萬字，出版合同編號[2018]古權(quán)字第 64號）

修訂本對全書做了修訂，增加了兩章。本書與已經(jīng)出版的《敦煌文學概論》（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源流》（張錫厚）等相比較，其最大的特點是從寫本學的角度入手，考察敦煌文學的生產(chǎn)和傳播。

第一，對敦煌文學重新進行定義，對其特點進行了獨到的分析。把“文學活動”作為敦煌文學的第一要素，特別強調(diào)文學活動在文學生成中的作用。第二，基于對敦煌文學特質(zhì)的認識，本書對敦煌文學的分類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它把敦煌文學分為唐前經(jīng)典文學和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文學，以及敦煌民俗儀式文學兩個大類。第三，側(cè)重于從文獻學的角度對敦煌文學進行總結(jié)，在寫法上重視文學寫卷的整體探討、作品句式的分析、作品的敘錄、以往研究情況的綜述等。第四，本書在理論的探討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關(guān)于“儀式文學”概念的提出和論證，對敦煌文學演進各階段特點的分析，對俗賦的類型和文學史意義的論述，對上古時期的“看圖講誦”和變文起源的討論，對敦煌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探討等，都閃爍著理論思辨的色彩，蘊含著作者多年的覃思深悟。本書初版后，受到學術(shù)界的好評。著名學者傅璇琮以《新見迭出的<敦煌文學總論>》為名發(fā)表文章，認為其創(chuàng)新處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對敦煌文學重新進行定義，對其特點進行了獨到的分析。

第二，基于對敦煌文學特質(zhì)的認識，本書對敦煌文學的分類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它把敦煌文學分為唐前經(jīng)典文學和文人創(chuàng)作的典雅文學和敦煌民俗儀式文學兩類，就很有創(chuàng)新。第三，本書側(cè)重于從文獻學的角度對敦煌文學進行總結(jié)，在寫法上重視文學寫卷的整體探討、作品句式的分析、作品的敘錄、以往研究情況的綜述等。第四，本書在理論的探討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保ā吨腥A讀書報》2016 年 3 月 16 日）此外，還有陳婧《木華成林，其葉蓁蓁——讀敦煌文學總論》（《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伏雪芹《讀敦煌文學總論》（《天水師范學院學報》2014 年第 5 期）等專題評論文章。2018 年，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把此書評為優(yōu)秀國學成果。

2.《 敦煌文學寫本敘錄 》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4 月，42 萬字，出版合同號

[2018]古權(quán)字第 128 號）

本書按照寫本學的要求進行敘錄，包括：

一、寫本狀況描述：1、裝幀形制。分卷軸裝、經(jīng)折裝、旋風裝、冊子本、碎片等。2、規(guī)格。即現(xiàn)存尺寸，卷子本用“長×寬 cm”表示，并注明用幾紙粘合而成，每紙的規(guī)格也要描述。3、書寫狀況描述，包括是否雙面書寫、界格分欄、行數(shù)與字數(shù)、書寫墨色、字體風格等。字體風格：先判斷字體，一般分爲楷書、行楷、行書或行草、草書等；次描述筆跡，分爲工整、粗率、流暢、厚重、隨意、潦草等類；再敘說風格，有典雅、平正、清秀、纖細、稚拙等。4、如有題記，要全部移錄。5、寫本其他特征的描述：是否有加注、校改、句讀、避諱字、武周新字、線描圖畫、鈐印等。

二、寫本內(nèi)容，包括：1、以篇為單位對作品內(nèi)容朝廷說明。2、題署。題署包括“題名和作者名”，寫本有首題、尾題一定完整移錄。前人的擬題亦說明。如果原寫本沒有題署，前人沒有擬題，或前人的擬題不準確，可以再擬題。擬題的原則是，缺題詩以首句為題，缺題文根據(jù)內(nèi)容擬題。3、內(nèi)容概述。說明保存本篇的其他文獻、題旨題意，作者簡介，創(chuàng)作背景考證、今人的校錄和研究情況等。

3. 鄭驥\伏俊璉 《 早期敦煌佛教歌辭研究史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7年第2 期）。

敦煌佛教歌辭作品數(shù)量約 800 首，是為敦煌歌辭之最大宗，在唐五代敦煌文學風貌、敦煌佛教世俗化及其發(fā)展傳播、古代音樂文學源流嬗遞等研究領(lǐng)域，都具有重要價值。1950 年代前，中國敦煌學的奠基者們從歌辭寫本及具體作品的搜集著錄、佛教歌辭的辨識和定性分類、曲調(diào)源流的考證梳理、與民間文學及傳世文獻中相似文本的關(guān)系，以及基于新材料的佛教史再探討等不同角度，對敦煌佛教歌辭這一珍貴佛教音樂文學文獻展開了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初步整理和研究工作。

4. 伏俊璉《敦煌文學寫本與敦煌文學研究》（王曉平主編《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叢刊》第四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12 月）。

敦煌文學包括敦煌寫本中保存的文學活動、文學作品和文學思想。敦煌寫本與敦煌文學的這三個方面都有密切聯(lián)系：敦煌寫本不但記錄了文學作品，而且寫本也反映了當時的文學活動，蘊含著當時人們對文學的看法。在敦煌人看來，文學是人們生活儀式的一部分，它更多的不是案頭讀物，而是社會儀式的組成部分，它們在儀式中生成，通過儀式得以傳播。敦煌民間藝人關(guān)注的是文學文本的具體運用，而較少關(guān)注作品的作者或“本義”。

5. 伏俊璉 《5-11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概論》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7 年

第 5 期）。

本文是項目組與學術(shù)刊物合作開設(shè)“寫本學研究”專欄的成果之一。文章從“寫本學”角度對 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研究的全局性進行了論述。一方面對 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進行了分類，指出寫本與刻本各自特點及不同，肯定了寫本體現(xiàn)的獨特學術(shù)價值。另一方面，對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整理、編年與綜合研究”的主要內(nèi)容，預期在文學寫本校錄、編年、寫本整體內(nèi)涵的發(fā)掘、寫本與文學的生成與傳播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進行了分析和論證。全面呈現(xiàn)了本項目的學術(shù)構(gòu)想、研究主旨和具體方法，對項目的開展具有指導性意義。

6. 楊寶玉《敦煌佚名詩研究芻議 —— 以〈張淮深碑〉寫本卷背詩為例》（《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17 年第 6 期）。

本文立足于寫本研究的獨特性，對敦煌文書中留存的為傳世文獻所未存、具有極高的文史研究價值的大量已佚失作者姓名的唐五代詩作進行細致考察。以《張淮深碑》寫本背面保存的無作者署名的 19 首詩為例，探討敦煌佚名詩之作者考證、敦煌佚名詩的文史研究價值，以及敦煌佚名詩與敦煌社會文化史和敦煌地區(qū)史研究的關(guān)系等問題。

7. 楊寶玉《大中五年張議潭入奏相關(guān)問題辨析 ——羽 以杏雨書屋藏羽032-1〈驛程記〉為中心》（《敦煌研究》2016 年第 6 期）。

本文贊同前輩學者提出的杏雨書屋藏敦煌文書羽 032-1 《驛程記》是大中五年張議潭使團前往京城長安的行程記錄的觀點，并補充了幾點論據(jù)。 隨后主要據(jù)《驛程記》探討了有關(guān)該次入奏活動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認為該使團到朝時間和歸義軍正式設(shè)立時間可分別確定為大中五年十月、十一月，對近年有學者提出的 P.3750 書狀中的入奏押衙王敬翼屬張議潭使團的說法則提出了異議。

8. 冷江山 《 敦煌文學寫卷同抄文獻關(guān)聯(lián)之紙張因素 》（《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17 年第 8 期）。

本文充分體現(xiàn)了本項目的研究主旨和研究手段：從寫本紙張因素入手考察那些看似不同類屬的文學作品雜抄在一起的原因，即紙張的重復利用。主要包括利用卷背，廢棄紙張的拼接、裝裱等形式。這些外在因素造成了同卷內(nèi)容之間復雜多變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我們在研究寫卷所抄的語言文字時如果對上述狀況有細致周全的了解，無疑會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9.冷江山《敦煌文學文獻同卷內(nèi)容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初探》（《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 1 期）。

本文充分體現(xiàn)了本項目的研究主旨和研究手段：拋開紙張的因素，很多敦煌文學寫卷同抄內(nèi)容之間還經(jīng)常有著較為緊密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它們或在文體上同屬一類、或在內(nèi)容上意義相連不可分割，還有可能在某種儀式上被共同使用。從寫本學的角度來看，深入探究同抄內(nèi)容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是進一步深入發(fā)掘敦煌文獻價值的有效方法之一。通過仔細觀察原卷，同時多方考證，還原寫本的歷史文化背景，我們能夠進一步理解敦煌文學文獻是如何在民眾生活中被具體應用的。

10.冷江山 《 敦煌曲子詞寫本與僧人的社會生活 》（《云南社會科學》2018 年第4期）。

本文充分體現(xiàn)了本項目的研究主旨和研究手段：通過細致研讀曲子詞寫本的抄寫特點和同抄內(nèi)容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我們認為敦煌曲子詞同寺院的講經(jīng)、齋會、講唱等宣教化俗活動、僧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學習活動以及宴飲娛樂活動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guān)系。曲子詞寫本往往是僧人社會生活中的一種有實際用途的文書，如P.3128 即是一次齋會活動的儀式底本，S.1441 中的《云謠集》是僧人們創(chuàng)作曲詞贊唄的“范本”，而 S.5643 則是他們宴飲娛樂用文書的抄錄本。

11.冷江山《小議敦煌文學寫卷中的 “ 雜寫 ”》（《中華文化論壇》2018 年第7期）

本文充分體現(xiàn)了本項目的研究主旨和研究手段：常見于敦煌寫卷經(jīng)頭卷尾的雜寫中包含著許多生動豐富的信息，它是我們在研讀寫本過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通過細致研讀雜寫中提供的信息，我們可以確定文學寫本的抄年和抄寫人或使用人，了解使用者或抄寫者的內(nèi)心世界，同時還能掌握敦煌文學作品傳播與接受的一些情況。從寫本學的更高的層面來看，“雜寫”凸顯著敦煌文學寫卷的“實用性”、“隨意性”以及實用功能“復雜性”三大特點。

12.鄭驥、瞿萍《 寫本學視閾下的敦煌文學生產(chǎn)與傳播 —— 以佛教歌辭 〈 十二時普勸四眾依教修行〉為例》（《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17 年第 5 期）。

本文是項目組與學術(shù)刊物合作開設(shè)“寫本學研究”專欄的成果之一。佛教歌辭《十二時普勸四眾依教修行》，在敦煌歌辭中篇幅最大，表現(xiàn)凈土思想，是一頌佛勸信的典型佛教文學作品。本文運用“寫本細讀”方法全方位考察這組歌辭的 6 件寫本，分別考察其抄寫時間，并指出體現(xiàn)了多元化的文學“再生產(chǎn)”格局，體現(xiàn)了敦煌文學作為唐五代中國文學片段和縮影的本質(zhì)。充分體現(xiàn)了本項目的研究主旨和方法，對于寫本文學的研究具有示范性意義。

13.侯成成《 敦煌詩歌研究百年綜述》（《2017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shù)聯(lián)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年 8 月）。

在莫高窟藏經(jīng)洞貯藏千年的敦煌詩歌寫本，在發(fā)現(xiàn)之初即開始流散海外。未經(jīng)后世改編的敦煌詩歌文獻，是在無意中以寫本形態(tài)保存下來的，完整呈現(xiàn)了晚唐五代時期詩歌產(chǎn)生、傳播與接受的全過程。由于語言理解和文化認同上的先天優(yōu)勢，中國學者在敦煌詩歌寫本研究領(lǐng)域始終走在世界前列。百余年的敦煌詩歌寫本研究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發(fā)軔初興期（1909-1924）、繼續(xù)展開期（1925-1949）、深入發(fā)展期（1949-1978）、全面繁榮期（1979 年至今）。由于

受到敦煌文獻刊布與時代學術(shù)風尚的影響，各個時期的敦煌詩歌寫本研究，呈現(xiàn)出不同的研究側(cè)重與學術(shù)特征。本篇論文在梳理百余年來敦煌詩歌寫本研究史的基礎(chǔ)上，對如何拓展敦煌詩歌未來研究空間略作討論。

14.侯成成《 唐宋時期釋玄覺<<證道歌>>的版本與傳播 —— 以敦煌文獻、石刻資料為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 年第 1 期）。

公私書目及其他傳世文獻對《證道歌》多有記載；敦煌文獻保存有六個寫卷全部或部分抄寫《證道歌》，完整呈現(xiàn)了其以手寫紙本形態(tài)傳播之狀態(tài)；廣州六榕寺也有宋刻《證道歌碑》，是現(xiàn)存唯一《證道歌》石刻史料，所據(jù)底本應是兩宋時期在寺院民間傳播的另一《證道歌》版本。唐宋時期在文人士子、民間蕭寺之間，《證道歌》至少有三個版本系統(tǒng)傳播，作者題署、文本內(nèi)容彼此互有異同，傳播范圍西達敦煌、南到廣州、東至韓國和日本。

15.喻忠杰 《敦煌俗賦寫本:古劇形成中的一類特殊媒介》（《歷史文獻研究》第41輯，廣陵書社 2018 年 8 月）

敦煌寫本中的俗賦作品以其敘事體和故事性、對話體和詼諧性、說唱體和表演性，在形式體制與藝術(shù)表現(xiàn)方面對中國古代戲劇產(chǎn)生了諸多影響。這些俗賦作品以賦體的形式搬演故事，敘事張弛有度，情節(jié)富于變化，內(nèi)容頗具戲劇意味；韻散結(jié)合適于韻誦，語言鋪排夸飾，形式近于后世戲劇表演程序。敦煌俗賦不僅為后世說唱兼?zhèn)涞膭”咎峁┝穗r形，也為戲劇情節(jié)的敘述與角色的演出創(chuàng)造了條件。宋元以后，俗賦作為一種寄生文體，附著在戲劇、小說等其他通俗文藝中。

明清以后戲劇用賦，形式各異，題材多樣，并逐漸成為成熟期戲劇表演的固定模式。敦煌俗賦寫本作為客觀存在的實體說唱文本，進一步印證了唐五代存有用于表演的“實體劇本”的史實。

16.朱利華 《敦煌文的模板性質(zhì)述論》《歷史文獻研究》第 41 輯，廣陵書社 2018年 8月）

根據(jù)運用場合的不同，敦煌文大致可分為官私文書、紀念文、宗教應用文（本文指佛事應用文）三類，大多作為當時寫作的模板加以匯編、抄寫。從模板性質(zhì)來看，可將表、狀、書、啟、判、牒、帖等往來官私文書模板歸為“書儀”，將碑、銘、贊、祭等紀念性文字及佛事應用文等稱為“文范”，二者可以涵蓋敦煌應用文的使用范圍。這些模板和敦煌文獻中大量類書、節(jié)略本經(jīng)文一樣，都是民間寫本注重實用的充分體現(xiàn)。

17.朱利華《敦煌本<王昭君變文>新論》（《西華師范大學學報》2018 年第4期）

敦煌寫本《王昭君變文》繼承了唐前昭君故事“昭君怨”、“青冢情”、“畫工恨”三大主題，同時又融入了吐蕃統(tǒng)治下敦煌民眾的真實情感；大致作于 834年左右，是在蜀地昭君“轉(zhuǎn)變”故事情節(jié)上的再創(chuàng)造；是吐蕃統(tǒng)治后期流傳于敦煌地區(qū)的昭君故事，與后世同類題材作品是同源異流的關(guān)系。

18.邵小龍《試論明代萬寶全書圖文模式的來源》（《古代文學特色文獻研究》第三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年6月）

長期以來，學界往往將古代典籍中的圖像稱為“插圖”，但這樣的界定不僅忽略了中國傳統(tǒng)文獻中圖文的關(guān)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圖像成為文字的從屬。實際中國古代文獻反映的圖文關(guān)系非常復雜，其中圖和文在形式上既可以各為一體，也可以出現(xiàn)在同一文本；在圖文同體的文本上，圖文間既能形成相互對應的關(guān)系，也會產(chǎn)生圖文并不對應的并列關(guān)系。產(chǎn)生于明代的萬寶全書，便分布了多種類型的圖文模式，其中的部分圖文模式，甚至在寫本中就已形成，并延續(xù)到宋

元以后的刻本。

19.邵小龍《敦煌寫本所見拜月祈長生風俗及其文學表現(xiàn)》（《歷史文獻研究》第41輯，廣陵書社 2018 年8月）

先秦時期敦煌與域外的文化交流諸問題，饒宗頤先生的《塞種與 Soma（須摩）——不死藥的來源探索》一文中已有廣泛的討論。下及唐五代時期，結(jié)合敦煌寫本中的《望月婆羅門曲子》，可對中國與古印度間的文化交流進一步分析。在《塞種與 Soma（須摩）》內(nèi)，饒先生指出先秦時期因月亮所形成的不死觀念和不死藥，共同體現(xiàn)在中印文化之中，而游移在亞歐大陸的塞種人，很有可能促成了中印文化的交流。《望月婆羅門曲子》極有可能源自古印度，其內(nèi)容與魏晉以后出現(xiàn)的望月祈長生風俗正好對應。此外，其他一些敦煌曲子詞的內(nèi)容也與中古節(jié)日的風俗儀式密切相關(guān)，結(jié)合這些作品，不僅可以考察風俗、儀式與文學的共生及融合，也能夠探尋唐五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痕跡。

20.王涵《究敦煌邈真贊文體研究——本兼考寫本 P.4986+P.4660+P.3726 》（西華師范大學 2018 年碩士學位論文）

敦煌遺書中保留了數(shù)量眾多的邈真贊。本文力圖勾稽邈真贊的歷史源流，分析其文體的產(chǎn)生及流變過程，并以敦煌寫本 P.4986+P.4660+P.3726 為例，探討該寫本中所保存的邈真贊的文學意義和文化意義。本篇論文是重大項目立項后培養(yǎng)的第一篇以“寫本文學”主題的學位論文，目前項目組有十余名研究生參與，今后將陸續(xù)完成相關(guān)論文的撰寫，是項目組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

② 階段性成果清單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4.1 完成寫本敘錄

在已經(jīng)完成的 122 個寫本詳細敘錄的基本上，再完成 110 多個寫本的詳細敘錄，修改結(jié)集為《敦煌文學寫本敘錄》（二）（三）（四）。

4.2 分階段完成項目

用一年的時間，修訂完成重大項目成果第一輯 10 種，2019 年 7 月全部交出版社。這套《5-11 世紀中國文學寫本研究》預計出版 100 冊，未來三年爭取完成 30 種。

4.3 創(chuàng)辦國內(nèi)第一家“寫本學”專門研究集刊

完成《寫本學研究》第一輯的組稿工作，爭取 2018 年 12 月交出版社。

4.4 繼續(xù)主辦寫本學專欄

到 2019 年底，擬在《光明日報》《學術(shù)月刊》《中華文化論壇》《西華師范大學學報》《歷史文獻研究》等報刊組織“寫本學”專欄。

4.5學術(shù)考察

敦煌文學寫本除了敦煌人抄錄的之外，其馀來自中原和巴蜀。有相當多的文學寫本是作者沿途行旅情感記錄的詩文。為了更深入地研究這些詩文，課題組已計劃進行學術(shù)考察。課題組將首先搜集敦煌吐魯番出土文獻、傳世文獻、地方志文獻中有關(guān)中古時期的文學與交通材料，與四川大學、四川師范大學、浙江大學、蘭州大學、河西學院的學者組成團隊，考察中古時期從成都到敦煌、西域的文化交通和中原到敦煌的道路交通遺址。敦煌寫本中從中原和巴蜀傳來的詩歌、小說，以及描寫從敦煌到青海，再到松州（今四川松潘）的陷蕃詩，可以由此得到比較確切的解釋。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