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16ZDA194)自 2016 年底立項以來,在國家社科基金資助下,首席專家和子課題負責人帶領團隊成員,通力合作,攻關克難,取得一系列可觀的研究成果,推動了課題的進展,并在學界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茲將研究進展情況呈報予全國社科規(guī)劃辦,并呈請國家社科基金委員會審核。
1、研究計劃總執(zhí)行情況
本課題分為四個子課題,每個子課題分為課題研究組和文獻翻譯組兩個團隊。合計課題組成員達40人。其中因各種原因,有三位成員中途退出;但課題組立刻對課題組成員進行了調整和增補。目前課題組已達42人。另外參與課題研究輔助工作的研究生同學也多達十余人。
課題正式開題之后,課題組即根據課題思路結合各自的研究專長分配了各自承擔的研究和翻譯任務。
在學術研究方面,截止到2018年3月止,課題組成員先后在SSCI刊物Babel和國內權威期刊《文學評論》、CSSCI刊物《南京社會科學》、《學術界》、《人文雜志》、《文化研究》、《中國圖書評論》與《上海文化》等國內外重要的學術期刊上發(fā)表論文60篇。在這些論文中,有兩個鮮明的特點:其一在國內期刊發(fā)表的成果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高。在國內發(fā)表的43篇論文中,有27篇發(fā)表在CSSCI刊物上,5篇發(fā)表在CSSCI拓展版刊物上。其二是學術成果國際發(fā)表成為亮點。其中1篇英文論文發(fā)表在SSCI刊物Babel上,2篇發(fā)表在意大利出版的學術期刊上,國際學術期刊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出版了課題組的一期專刊10篇文章;由本課題首席專家主編的國際學術期刊中文季刊《批評理論》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分別開設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專欄。
在文獻翻譯方面,課題組已完成相關文獻的翻譯十余篇,其中發(fā)表6篇,出版譯著一部(董樹寶翻譯的瑞恰德?沃林的《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在學術界產生強烈的學術反響)。2017年11月,課題組與北京大學出版社簽定了“未名譯庫?當代西方學術前沿叢書”的出版協議,并著手啟動譯叢版權購買、翻譯出版的工作,其中康拉德的《東方與西方》已正式開始翻譯。
2、各子課題進展
四個子課題在子課題負責人帶領下,任務分工明確,專題研究與文獻翻譯同步推進,宏觀研究與個案分析彼此呼應,在一年半時間內,就已初步完成課題研究原計劃進度的1/4。隨著研究的深入,新材料、新觀點和新視角不斷地涌現,每個子課題都面臨著適度擴容的需要,并產生出第五個新的子課題的明確方案。
根據本課題開題報告的框架,結合本階段已完成的情況,現以列表形式按子課題完成情況分述如下:
(1)英語文論子課題各章節(jié)任務進度表:
章節(jié)寫作任務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總論 [方法論1節(jié)]、[方法論1節(jié)]
第一章 20世紀英語文論的中國背景
第二章 英美新批評與中國思維 瑞恰茲、燕卜蓀、布魯克斯、布魯姆 瑞恰茲
第三章 后殖民主義批評的中國凝視 薩義德、詹明信、德里克、洪美恩、霍米?巴巴 薩義德、詹明信、德里克
第四章 英澳文化研究派的當代中國文藝生產研究 伯明翰學派(斯圖爾特?霍爾、雷蒙?威廉斯)、伊格爾頓、約翰?湯姆林森、約翰?哈特利、戴維?莫利、托尼?本尼特 伯明翰學派(斯圖爾特?霍爾、雷蒙?威廉斯)、約翰?哈特利
第五章 美國多元文化中的中國因素 龐德、蘇珊?桑塔格、丹尼爾?貝爾、羅杰?弗萊、 蘇珊?桑塔格
第六章“新歷史主義”與中國形象的演變 海登?懷特、理查?勒翰、格林布拉特、 海登?懷特、格林布拉特
第七章 新敘事學中的中國文藝與西方文論生產機制 韋恩?布斯、戴維?赫爾曼、米勒 戴維?赫爾曼
已完成翻譯 1、瑞恰德?沃林:《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
2、格林布拉特:《中國,訪問儀式》之一、之二。
3、哈羅德?布魯姆:《美國華裔女作家:湯婷婷背后的傳統(tǒng)》
4、理查德?利罕:《從帝國到戰(zhàn)爭:文學現代主義的回顧》、《書目隨筆》
5、洪美恩:《悉尼的唐人街和澳大利亞的“亞洲世紀”》
6、洪美恩:《能不說漢語嗎?突破散居范式的局限》
(2)法語文論子課題各章節(jié)任務進度表:
章節(jié)寫作任務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第一章 20世紀法國文化中的中國背景 克洛岱爾、謝閣蘭、亨利?米修、圣-瓊?佩斯
第二章 現象學文論與中國藝術的對話 梅洛-龐蒂、弗朗索瓦?于連、保羅?利科、畢來德、貝爾?達米施、馬利坦 弗朗索瓦?于連
第三章 從結構到解構:語言-文字的界域中的漢語 德里達、?隆⒖死锼沟偻、吉爾?德勒茲、菲利克斯?加塔利 德里達、克里斯蒂娃、吉爾?德勒茲、菲利克斯?加塔利
第四章 法國精神分析學派中的中國問題 雅克?拉康、雅克?阿蘭?米勒、納塔莉?沙鷗
第五章 中國文化的親密接觸:法國左翼文論家的兩次中國之旅 薩特、波伏娃、“原樣”派 “原樣”派
第六章 法國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中國問題 鮑德里亞、德塞都
第七章 從“美學的政治”到“政治的美學”:當代激進左翼文論中的中國問題 阿爾都塞、巴迪歐、朗西埃、齊澤克、阿甘本 阿爾都塞、巴迪歐、齊澤克
已完成的翻譯 金閃閃:“《原樣》雜志介紹中國內容的文章”(本文是對《原樣》雜志中國時期的三期中國?脑敿毥榻B,首次全面翻譯了《原樣》中國?耐暾浚
阿蘭?巴迪歐:我怎樣理解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再)開始
齊澤克:《從羅伯斯庇爾到毛澤東的革命恐怖》
齊澤克:《關于中國的三個注腳:過去與現在》
劉康:《詩化革命:齊澤克對毛澤東和中國的誤讀》
齊澤克:《回應:當邪惡在邪惡的廢墟上跳舞時,該怎么辦?》
(3)德語文論子課題各章節(jié)任務進度表:
章節(jié)寫作任務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第一章 20世紀德語文論的中國背景 萊布尼茲、赫爾德、歌德、謝林、馬克思、弗蘭閣、佛爾克、馬丁?布伯、霍夫曼斯塔爾、德布林
第二章 衛(wèi)禮賢的中國美學研究 衛(wèi)禮賢
第三章 心理學視角下的中國文化 弗洛伊德、榮格、阿恩海姆 榮格、阿恩海姆
第四章 存在之思與中國哲學 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 海德格爾
第五章 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問題 盧卡奇、葛蘭西、布洛赫、布萊希特 盧卡奇、布洛赫、布萊希特
第六章 法蘭克福學派的中國想象 霍克海默、阿多諾、洛文塔爾、本雅明、哈貝馬斯、馬爾庫塞、弗洛姆 本雅明
第七章 當代德國美學的新進展:歐道主義 彼得?斯洛特戴克 彼得?斯洛特戴克
已經完成的翻譯 本雅明:《評布萊希特的敘事詩<老子出關著道德經的傳說>》
本雅明:“本雅明筆跡學三篇”
彼得?斯洛特戴克:《歐道主義》(部分)
(4)俄語文論子課題各章節(jié)任務進度表:
章節(jié)寫作任務 涉及主要人物 已完成
第一章黃金白銀時代俄羅斯文論中國問題的前史與前見 別林斯基、赫爾岑、岡察洛夫、托爾泰 托爾斯泰
第二章 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的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普列漢諾夫、列寧、托洛茨基、高爾基、查瓦茨卡婭 普列漢諾夫、查瓦茨卡婭
第三章 俄蘇文學學視野中的中國文學研究 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阿列克謝耶夫、費德林、李福清 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
第四章 俄國"類型學觀"視里的中國民間文化 維謝洛夫斯基、李福清 李福清
第五章 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現代性——俄蘇漢學視角:從魯迅到莫言 瓦西里耶夫
第六章 俄蘇漢學-文藝學視野中的中國古代文論 瓦?米?阿列克謝耶夫、斯捷任斯卡婭、費德林 斯捷任斯卡婭、費德林
第七章 東歐文論視域中的中國問題 弗蘭尼茨基、科拉科夫斯基、阿格妮絲?赫勒
正在進行中的翻譯 康拉德:《東方與西方》
斯捷任斯卡婭:《劉勰文學理論的一般概念和范疇》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
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是課題研究的前提和基礎。雖然本課題屬于理論闡釋型課題,但文獻資料仍然是本課題的重中之重。
本課題文獻資料收集的難度主要表現在多語種、信息分散、資料獲取有難度等幾個方面:
(1)多語種、跨語際問題。雖然本重大項目設置了英、法、德、俄四大語種,但多語種、跨語際寫作是20世紀西方文論的重要現象。如雖然托多洛夫和克里斯蒂娃均來自保加利亞,但其主要的學術活動卻是在法國。因此,法語寫作成為其主體部分。阿甘本是來自意大利的學者,但其在博士后階段參與了海德格爾的研討會,并主持了本雅明的意大利譯本的翻譯工作;同時,他還是法國巴黎一些大學的客座教授,并在美國數所大學有過任教經歷,因此,意大利語、德語、法語與英語等的多語種學術研究的特點在本課題中呈現得非常地鮮明。
(2)信息分散問題。本課題所重點關注的不是海外漢學問題,而是我們所指認的20世紀西方文論家的著述中對中國問題的涉及與討論。有的學者直接以中國為對象,如德里克;有的學者則只是在其學術生涯的某一個階段關注到中國的某一個側面,如拉康在20世紀60年代對漢字的關注;有的學者則只是在學術思想研究的過程中,只是偶爾涉及到中國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信息,如本雅明思想“星叢”中許多地方都閃爍著中國因素的光芒。對于后兩類學者論述中國問題的資料,往往被淹沒在其浩瀚的學術著述之中,因此需要首先收集到相關學者的所有著述,從中爬梳有用的信息。為此,課題組成員建立了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學術資料庫,以學者個體為單位,盡最大可能收集他們的著作、論文、書信甚至日記。
(3)資料獲取難度問題。除了從海量文獻中梳理其中與中國問題有關的材料外,資料獲取難度也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如新批評學派的代表性人物瑞恰茲曾經中國長期執(zhí)教,并撰寫了幾本在中國時期的日記。但該日記并未出版,被珍藏在牛津大學;另一位新批評重要學者燕卜蓀的大量書信、手稿也保存在哈佛大學以及分散在其它許多地方,正因為資料的缺乏和難以獲得,導致對新批評與中國的課題難以深化。此外還涉及到版權問題,有許多文獻的版權難以獲得,因此也影響到了文獻翻譯的進度。
針對以上幾個問題,課題組發(fā)動課題組成員的語言優(yōu)勢、學脈關系,利用國際學術交流等多方面渠道,擴展文獻資料收集的范圍,采取順藤摸瓜的方法,從海量文獻中收集相關資料,取得了初步的效果。
(1)課題組已初步收集整整好已查明相關信息的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的文獻資料,以掃描、復印與數據化等方式整理相關文獻資料庫,從而為課題研究做好了基礎性的資料工作。
(2)課題組已初步建成“20世紀西方文論資料庫”,以個體為單位,建立學術檔案,標識與中國問題有關的文獻來源,建構“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文獻地圖”。
(3)通過國內外的學術交流,通過“請進來”和“走出去”的方式,赴海外查閱相關文獻資料,與在世學者展開學術訪談與對話,與相關領域重要的研究者交流相關學術信息,學術研究的空間正在逐步打開。
2、學術會議
課題組在國家社科基金的資助下,積極展開學術交流。
(1)首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
獲批重大項目之后,本課題組已連續(xù)舉辦了兩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
2017年3月11日,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曾軍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201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開題報告會暨“首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在上海大學舉行。上海大學副校長、上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文學國教授,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主任李安方教授、上海大學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張勇安教授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書記張政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前副所長高建平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朱立元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寧,中國人民大學金元浦教授,華中師范大學胡亞敏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朱國華教授等多位開題評議組專家出席了會議。來自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的課題組成員、上海大學文學院相關人員出席了此次會議。
重大項目首席專家曾軍教授從四個方面匯報了項目的實施計劃:課題論證及申報情況、研究方案的增刪調整、課題團隊的組成分工和面臨的問題及其對策。評議組專家在聽取匯報后,認為此項研究不僅彰顯了首席專家個人在相關領域長期思索鉆研的深厚積淀,也體現了課題組研究團隊的整體學術水平,并予以高度肯定。同時,專家也對項目的實施和開展提出了指導性意見和建議。評議組組長張江副院長指出此次課題價值重大,曾軍教授帶領的研究組隊伍陣容十分強大,并做了認真周密的準備,這為項目順利開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在聽取各位專家重要意見的基礎上,隨著問題的深入研究,此次項目一定能夠做出優(yōu)秀的、有分量的成果,對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設做出重要貢獻。
隨后,“首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在樂乎新樓大學廳舉行。論壇就“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的方法論反思”、“法語文論中的中國問題”、“英德文論中的中國問題”、“俄語文論中的中國問題”四個主題進行深入探討。各個主題分別由吳曉都教授、汪洪章教授、喬國強教授、孫曉忠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吳澤霖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金元浦教授、北京大學出版社張冰教授、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曙光學者姜宇輝教授、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教授等各高校專家學者二十多人對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進行了細致而具體的探討和交流。曾軍教授與各子課題負責人從“課題背景”、“20世紀”、“西方的界定”、“文論的理解”、“文論大家和漢學文論”、“語種劃分”、“中國問題的研究思路”、“課題進程安排”、“經費分配方案”等關鍵問題進行了詳細說明。
會議產生積極的學術反響,《中國社會科學報》于2017年3月20日在頭版頭條以《“首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召開 探索中國與西方文論對話路徑》為題對會議進行了報道。社科電視也對此會議進行了專題報道。國際學術期刊《批評理論》發(fā)表會議綜述。
(2)第二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高層論壇
2018年3月30日,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曾軍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201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中期匯報會在上海大學出版社225會議室舉行。上海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龔思怡,上海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位儉教授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江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張政文教授,深圳大學美學與文藝批評研究院高建平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金元浦教授,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王杰教授,同濟大學中文系王鴻聲教授,復旦大學中文系陸揚教授等多位開題評議組專家出席了會議。來自華東師范大學大學、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的課題組成員、上海大學文學院相關人員出席了此次會議。
會議由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曾軍主持,副校長龔思怡、副院長楊位儉先后致辭,對課題的中期匯報會的舉行表示祝賀,并對課題已經開展的研究給予了高度評價。隨后,進行了三場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的研討會,專家學者們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藍江教授、復旦大學外語學院汪洪章教授、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李逸津教授等各高校專家學者二十多人對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進行了細致而具體的探討和交流。最后曾軍教授與各位課題組成員就課題開展中面臨的問題與對策進行了詳細的說明與討論。
會議產生積極的學術反響,《中國社會科學報》于2018年4月4日以《構建新時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進行了專題報道;并在4月12日以《新時代中國文論海外傳播的前奏 ——基于對“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考察》為題整版介紹了重大課題的研究進展(詳見附件1)。
(3)20世紀文藝視域中的中國問題研討會
2018年6月24日,由上海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上海大學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高原學科共同舉辦的“20世紀文藝視域中的中國問題研討會”在上海大學出版社225會議室順利召開。出席本次研討會的有:美國俄勒岡大學Wendy Larson,羅馬第二大學Daniela Felisini,美國塔夫茨大學鐘雪萍,紐約市立大學陳丹丹,同濟大學王鴻生,華東師范大學羅崗、王峰、倪文尖、毛尖、朱康、吳娛玉,復旦大學倪偉,上海大學蔡翔、曾軍、孫曉忠、李孝弟、苗田、楊位儉、周展安、朱羽,上海師范大學薛毅,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嘉興學院周敏等。曾軍通過梳理馬克思主義在20 世紀全球流變的歷史進程中討論了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與西方“毛澤東美學”的關系,特別是在西方左翼思潮下,恢復西方“毛澤東美學”對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遮蔽。Daniela Felisini則以“歷史與文學中的中國”為題來討論歷史與文學的相似性,文學也是一種史料,她認為應該將各種史料相結合,建立對社會、文化的認識。Wendy Larson以“全球化的語言問題”為題,提到現在英文的勢力越來越大,全球化瀕危語言的問題。吳娛玉則是以詹姆遜與斯皮瓦克兩位理論家之間的對話,來回答后殖民理論中的“中國”如何被表達的問題。她認為只有我們不再居高臨下地去認定“屬下”時,他們的豐富性才有可能向我們打開,真正的第三世界中國才能展現出豐富性和差異性。鐘雪萍談到世界確實在20世紀產生了危機,這與中國革命有著密切的聯系,資本主義為了挽救自己而對中國革命產生了影響。
本次會議的綜述經由“批評理論研究”微信公眾號發(fā)布之后,中國作家網和“文匯講堂”公眾號都予以了轉載。
3、學術交流
課題組還積極與國內外相關領域的學者積極互動,尤其以重大項目為紐帶,展開國際學術交流。以下為與課題相關的講座簡況。
(1)陜西師范大學陳越教授做“阿爾都塞與文藝批評”講座
2017年3月7日,著名阿爾都塞和葛蘭西研究專家、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陳越教授應邀于上海大學作題為“阿爾都塞與文藝批評”講座。陳越教授認為阿爾都塞對文藝批評理論對于理解他全部思想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阿爾都塞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思想整體的旨趣和“西方馬克思主義”通常所賦予的“審美解放”以一種中心地位的那種理論完全不同。在這里,陳越教授認為理清阿爾都塞與批評理論的關系,以及與文藝或審美問題的關系可以有助于我們更好理解阿爾都塞的文藝批評理論以及與中國文論的關系。特別是阿爾都塞的哲學在整體理論中是最為核心部分,著重探討唯物主義問題、“相遇的唯物主義”、“隨機的、偶然的唯物主義”、“真正的唯物主義傳統(tǒng)”,其與中國文論中的“唯物論”有著匯通性的關系和事實聯系。
(2)理查德?沃林做“法蘭克福學派和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講座
2017年10月25日,“法蘭克福學派和馬克思主義的危機”學術講座在上海大學文學院舉辦。沃林教授圍繞“西馬危機”這一主題, 以三個國際、盧卡契與法蘭克福學派為例,依次討論了他們所面臨的不同的危機和問題。沃林教授講了西馬前期代表人物盧卡契對于西馬危機的解決和影響。沃林教授提出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他提醒我們:在理解這個概念時,不應放在中國的語境下,而應從西方語境去理解。接著,沃林教授提到了意識具體化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馬克思對于消費社會的商品拜物教和馬克思?韋伯的官僚制批判這些問題的合成。雖然沃林教授講授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危機,但從其講座中我們澄清了一系列西馬的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從而為討論中國理論如何影響西方左翼思潮打下基礎。
(3)Kyoo Lee教授做“如何將‘Chinese Prejudice’一筆揮之?”講座
2018年3月12,紐約市立大學哲學教授Kyoo Lee(李琦佑)主講的《德里達之后再談“一筆揮之”:跨越“中國偏見”,靜待“書寫”的序曲》(“Repeating ‘一筆揮之’ after Derrida: Writing Across The “Chinese Prejudice”, Waiting for a Calligraphic Prelude”)在上海大學舉辦。Lee教授在開始講座之前,首先闡釋了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解構主義相關理論。另外,Lee教授通過介紹德里達在其《論文字學》(De la grammatologie,1967)一書中探討了一種作為“歐洲錯覺”的“中國偏見”問題,同時也是對漢字這種表意文字的補充。其中,學術界也存在很多對德里達“中國偏見”觀點的質詢。德里達“中國偏見”這一觀點同時也是一個解構現代歐洲認識傳統(tǒng)的過程。最后,Lee教授分別從三個維度具體探究對漢字“書寫”(Calligraphic)方面。具體回應如下問題:從德里達之后,我們還可以發(fā)掘出“Chinese Writing”哪些新穎的點?中國的漢字(Chinese Language)通過書寫(Chinese Writing),是否能聯結更多的原始能量?是否能在“書寫”中,通過不同的筆跡,發(fā)現更多的奧秘?
(4)朱立元教授做“當代中國美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講座
2018年6月11日下午,由復旦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朱立元主講的“當代中國美學的歷史、現狀與未來展望”在上海大學舉辦。朱立元先生帶領大家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美學發(fā)展的三大重要階段:一、建國后至文革前;二、文革后至八十年代;三、九十年代末至今。這一回顧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國美學理論是如何進行自我更新和發(fā)展的。
(5)卓悅教授做“間接的語言:巴特和安東尼奧尼的中國”講座
2018年6月12日上午,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卓悅老師主講的題為“間接的語言:巴特和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的講座在上海大學舉行。講座內容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介紹了《原樣》雜志代表團來華的三個契機;其次詳細介紹了巴特和安東尼奧尼眼中的中國;最后以“鎖定的幻覺和沙沙作響的舌頭”為題,介紹了巴特對中國之行無評論的原因。
安東尼奧尼在1972年受中國政府邀請,拍攝了一部名為《中國》的紀錄片,該紀錄片對巴特也產生巨大影響,它不僅是喚起巴特中國行愿望的最初源頭,而且巴特還說,如果將他的旅行日記不加整理的、以原樣發(fā)表的話,這些筆記會和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一模一樣。卓悅老師借用“鎖定的幻覺”和“沙沙作響的舌頭”來闡述兩者的共同之處。“鎖定的幻覺”指的是被封鎖很不舒服,但是在很不舒服的時候,還會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即你可以跨越它的直覺,這種直覺就是“鎖定的幻覺”。而“沙沙作響的舌頭”是巴特從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里想到的。他在那個鏡頭里看到孩子的整體聲音、個體聲音及其聲音內容之間的關系。卓悅老師的講座有助于我們理解法國符號學家巴特是如何解讀中國元素的。
(6)吉蘭德?庫布其克(Gerald Cupchik)作了題為“探索心靈的圖景”講座。
2018年4月9日下午,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Gerald Cupchick教授主講的“探索心靈的圖景”在上海大學寶山校區(qū)文學院樓306成功舉辦。講座內容涉及到了人類心靈與藝術、文化在創(chuàng)作、接受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分析了文化背景下心靈與頭腦之間的和諧關系,旨在尋找出一條融匯中西的理論路徑。通過對中國與西方山水畫、中國書法、詩歌的創(chuàng)作,探尋了尋找意義的方法以及獲取同一種意義的可能,在他看來,“對比”不失為一種行之有效的路徑。他帶領老師同學們回顧了自己所主持的一系列藝術實證研究,通過對詩歌賞析、記敘的創(chuàng)作、中國書法等研究,分析了人的體驗與腦部活動在創(chuàng)作、接受、欣賞時的聯動,充分展示了中國學生想象力的文化淵源、腦部結構差異在欣賞藝術作品中的影響以及中國古典詩歌和現代詩歌風格的特點與差異。在他看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是確實存在界限的,他們有著不同的文化淵源與身體結構,無論是什么樣的藝術作品,唯有通過“真誠”才可以在相互的碰撞與交流中,產生思想的火花。
(7)柏佑銘(Yomi Braester)作題為“全景繪畫:城市畫布的延伸”講座。
2018年5月23日,由華盛頓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Yomi Braester(柏佑銘)主講的講座在上海大學寶山校區(qū)東區(qū)文學院306成功舉辦。柏佑銘教授向我們展示了《金魚池》的舞臺畫面與實際場地的幾組照片,從落差中去審視城市規(guī)劃中的一些現象,并提及吳良鏞《北京舊城與菊兒胡同》中對于政府、社群、建筑師和開發(fā)商的矛盾關系,從其中“全景”概念(Panorama)展開,輔以例子《清明上河圖》、《四季情歌》(金江波)、《天衢丹闕》(劉洪寬,2001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LED“畫軸”等全景式的電子畫布,來說明從21世紀以來,城市圖像中形式的各異的視覺實踐,都或多或少致力于延伸城市作為繪圖的載體空間。
(8)、吳曉都作“俄國經典文論的當代建構價值”講座
講座內容涵蓋了從19世紀到20世紀時期,從普希金到高爾基,從人文性到人民性傳統(tǒng)等多方面的內容。吳曉都分享了“理論的旅行”和“對話”的觀念,結合實例談中國第一代作家和理論家是如何與俄國作家建立起影響和對話的。吳曉都說:人文學科是一種積累式的知識類型,錢鐘書先生與時俱進的治學態(tài)度就特別值得后學者學習。蘇聯進步文學觀把作家視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俄羅斯文化資源對我們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學理論是影響非常大的。我們應該思考,當人文科學面對新的方法論,傳統(tǒng)方法論價值何在?有哪些我們可以從俄國經典借鑒和吸取的經驗?應該對文藝理論的發(fā)展歷程、內容、價值,辯證看待,科學認識。講座分為五個部分:
一. 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論的基本內涵與特點——以別林斯基文論為例
二. 高爾基的“人學”文學觀
三. 俄國文論的科學化進程探源——以亞?維謝洛夫斯基(19世紀著名文學家)歷史比較學派為例
四. 巴赫金的文學研究方法論——對話意識的興起
五. 中俄詩學跨時空對話——以錢鐘書評《泊船瓜洲》為例
(9)馬西莫?里昂作“The Semiotics of the Past/the Present/the Future”系列講座。
馬西莫?里昂是由曾軍教授邀請的上海大學“國家高端外專專家”,主要從事文化符號學研究。講座內容由三講組成:
(1)Semiotics of the Past: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Memory and Oblivion.(過去的符號學:記憶與遺忘的文化生產)
(2)Semiotics of the Present: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Attention and Distraction.(當代符號學:集中與分散的文化生產)
(3)Semiotics of the Future: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of Utopia and Dystopia.(未來的符號學: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的文化生產)
此外,艾里森?布斯(Alison Booth)作了題為“傳記的修辭理論:共同聲音和類型”講座;馬西莫.里昂(Massimo Leone)作了題為“創(chuàng)造發(fā)明與創(chuàng)作組合:翁貝托.?啤睹倒逯返姆枌W反思”講座;史蒂凡?馬耶夏克(Stefan Majetschak)作了題為“從維特根斯坦視角,探究藝術闡釋的廣闊范疇”的講座。丁國旗作了題為“對文藝本質屬性的多元理解”講座。譚力勤作了題為“奇點藝術:未來藝術在科技奇點沖擊下的蛻變”講座。這些講座有些都直接或間接地涉及到20世紀西方文學、哲學與藝術理論的現狀和發(fā)展,為我們了解20世紀西方文論提供了機會。
4、國際合作
一方面是“請進來”,除了邀請多位海外學者來華講座、交流之外,還特別為德國的馬耶夏克教授申請了“海外名師”項目,為意大利的里昂教授申請了國家高端外專項目。
另一方面是“走出去”,展開更為深入而廣泛的學術交流。從2017年到現在,本課題已有多名成員獲得出國訪學、聯合培養(yǎng)、海外讀博等機會(相關材料詳見附件2)。
周海天,于2016年10月12日至2017年10月14日赴美國西北大學訪學。
王銀輝,于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2月31日赴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訪學。
尹 倩,于2018年6月30日至2018年10月31日赴愛爾蘭科克大學訪學。
段似膺,于2018年9月至2020年9月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澤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
肖 爽,于2018年9月至2022年9月赴愛爾蘭科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王櫻子,于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赴比利時根特大學聯合培養(yǎng)。
二、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1、成果發(fā)布
(1)作為本課題的重要成果之一,理查德?沃林的《東風》出版之后引起國內學界廣泛關注。2017年10月,理查德?沃林應邀來到中國與讀者見面,先后在北京、上海舉辦多次讀者見面會和講座。
(2)2018年5月4-6日在華中師范大學舉辦的“第三屆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的中國形態(tài)國際學術研討會暨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并《共產黨宣言》發(fā)表170周年紀念”上,課題組做大會主題發(fā)言《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澤東美學》。
(3)2017年11月3-4日在人民大學舉辦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藝術理論探討
——暨第二屆‘求是’青年論壇”上,課題組成員做主題發(fā)言《本雅明對中國書法的闡釋及其筆跡學思想》
(4)2017年11月25日在東南大學舉辦的“藝術理論的中國視角”學術研討會上,課題組成員做主題發(fā)言《阿恩海姆藝術心理學中的中國圖景:從太極圖說開去》。
(5)2018年6月21日在四川大學舉辦的“文學研究中的跨域對話”學術研究研討會上,課題組成員做主題發(fā)言《對無意識探尋的貢獻:榮格分析心理學中的中國典籍》。
(6)2017年2月24日,在南京師范大學舉辦的2017年度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科研小組工作會議上,課題組成員鄭佳做會議發(fā)言《I.A.瑞恰慈<文學批評原理>中的中庸思想》,并介紹了重大項目的相關情況。(與會人員對重大項目表現出極大興趣,并提議將“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作為2017年度江蘇省外文會年會議題之一)
(7)2018年3月31日,在南京大學舉辦的2018年度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科研小組工作會議上,課題組成員鄭佳做會議發(fā)言《套用的方法論——I.A.瑞恰慈文論中的“中庸”之再考證》,并介紹了重大課題中期匯報會的相關情況。(科研小組借鑒重大項目中期匯報會議題“中西比較與當代中國文論話語建構”,確定了2018年學會年會議題之一“中西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文論話語建構研究”)
(8)課題組成員參加2017年8月1—3日在大連舉行的“世界文學”理念新探索與“比較詩學”學科新路向學術研討會,作《超語言學的語言學詩學與中國俗文學》的發(fā)言。
(9)2017年9月28日,課題組成員參加在俄羅斯莫斯科舉辦的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三大漢學家比丘林、巴拉第、瓦西里耶夫”國際研討會,并發(fā)言“俄羅斯?jié)h學的歷史書寫”。
(10)2018年6月16日-17日,課題組成員參加南京大學哲學系主辦的“阿爾都塞:歷史與今天——紀念阿爾都塞誕辰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提交了論文《阿爾都塞與齊澤克:意識形態(tài)的共識與差異》并進行發(fā)言。
(11)2017年8月,課題組成員參加山東大學威海校區(qū)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馬克思主義論壇”,提交了論文并進行了題為《啟蒙“現代性”與“后資本主義”——海登?懷特論當代中國》的主題發(fā)言。
(12)2018年6月11日至15日,課題組成員參加在韓國首爾舉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亞太地區(qū)保護和促進文化多樣性公約工作營。
2、《工作簡報》報送情況
本課題自立項之日起,即高度重視課題的整體推進以及與哲社辦的密切溝通。從組織開題到中期匯報再到重要階段性成果的發(fā)布,都及時向上海市哲社辦提供《工作簡報》或相關的通訊報道,截止到中期評估前,已有五篇;結合課題研究,撰寫兩篇要報提交給了全國哲社辦的《成果要報》。
3、國家社科基金?陡寮安捎们闆r
本課題相關成果也得到了《中國社會科學報》的大力支持。除了相關會議的宣傳報道之外(參見“學術會議”部分),課題組成員還積極向國家社科基金?陡,并在《中國社會科學報》上發(fā)表7篇論文:
曾軍:《新時代中國文論海外傳播的前奏——基于對“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4月12日。
曾軍:《文化創(chuàng)意時代批判理論的新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3月19日。
曾軍:《馬克思主義文化生產理論的當代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9月29日。
吳曉都:《世界文學理念的生成與闡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12月18日。
吳曉都:《俄羅斯:文化自信從未失落》,《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4月13日。
藍江:《逆全球化形勢下的中國擔當》,《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4月20日。
藍江:《今天我們仍然需要共產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1月1日。
4、科研成果獲獎情況
吳攸《“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對話——對弗朗索瓦?于連的漢學研究為例》入選上海市社會科學界第十五屆(2017)學術年會大會文集,獲得優(yōu)秀論文獎。
5、“批評理論研究”微信公眾號轉載
“批評理論研究”是上海大學文藝學學科的微信公眾號。通過“批評理論研究”微信公眾號,不定期向學界及文學研究愛好者推送最新成果,發(fā)布學術動態(tài)。其中的“西方文論中國問題專輯”成為了一道獨特的學術風景,目前,我們公眾號訂閱者達3166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世界各地人文社科學者。而此項目的相關成果,也在其他各學術平臺上發(fā)布、轉載,起到了良好的反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這一項目。
截止到2018年7月8日,批評理論研究公號共計發(fā)布與課題相關推送31篇,累計閱讀量12911次,其中,吳攸的《Globalization,Translation and Soft Power:A Chinese Perspective》閱讀量為1002,曾軍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澤東美學》閱讀量為945,馬欣的《筆跡學三篇》閱讀量為963,張冰的《“語言學詩學”視野中的俄羅斯?jié)h學民間文化問題》閱讀量為721。相關成果被其余公眾號多次轉載。
6、創(chuàng)辦國際學術期刊中文季刊《批評理論》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并在刊物上開設“西方文論中國問題專欄”。
《批評理論》中英文國際學術期刊是由上海大學批評理論研究中心主辦,致力于打通文化批評、文學批評、藝術批評和審美批評,形成以“批評理論”為中心的知識網絡,通過最新中西文藝理論的譯介與研究,以及當代中國文論的海外學術傳播,推動中西文藝理論的雙向交流與匯通,為構建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擴大中國文論話語的學術影響力做出自己的貢獻。
兩個刊物上分別開設了“西方文論中國問題”專欄,其中用于發(fā)表最新研究成果、最新譯作、最新資料整理以及最新回憶與訪談。且本專欄的作者不限于本課題組成員,顯示出本課題的學術影響力正在逐步地擴大。如專欄上發(fā)表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張黎研究員的《我是怎樣研究布萊希特的?》、深圳大學張曉虹教授的《佛克馬研究筆記》與韓國木浦大學林春城教授的《文化中國和中國的自我認知》等。
三、 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1、存在問題
(1)各子課題推進工作進度不一。從目前的狀態(tài)來看,四大子課題都已全面展開研究,除俄語文論子課題外,其余三個子課題均已完成課題研究1/3。不過,每個子課題都存在進度不一的問題。如英語文論子課題獲得比較順利推進的是后殖民主義中的中國問題(吳娛玉)、英澳文化研究中的中國問題(楊光)和新歷史主義中的中國問題(李縉英),原計劃的敘事學中的中國問題部分目前掌握的資料有限,且較零散,正在繼續(xù)查找資料。法語文論子課題中,后結構主義中的中國問題(曾軍、姜宇輝、張穎、董樹寶)、阿爾都塞學派及激進左翼思潮中的中國問題(姜宇輝、藍江、韓振江)進展比較神速,法國藝術理論思潮中的中國問題比較集中在對弗朗索瓦?于連的研究(吳攸、周海天)中,目前難度比較大的是法國精神分析學派中的中國問題研究,雖然非常重要,但一時沒有物色到合適的研究者。德語文論子課題中,目前成果比較集中的是在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中國問題(王銀輝、孫倩雯、馬欣)和心理學視角下的中國問題(喻宛婷)中,法蘭克福學派中的中國問題的研究目前主要還聚焦在對本雅明的研究(馬欣)上(盡管研究已經非常深入,并且發(fā)表了幾篇高質量的文章和譯作)。 俄語文論子課題的課題組比較平均用力,每人都有完成的階段性成果,其中李逸津老師的進度最快,既有研究成果,也有翻譯作品。
(2)并非所有的階段性成果都能要求達到C刊要求。作為課題的總負責人,本人除了完成相關的課題研究之外,更大的使命是把握整個課題組的研究質量。因此,我為自己設定了一個比較苛刻的要求:要求所有的階段性成果都達到C刊要求,并積極與各大學術期刊聯系,討論研究專輯的組織。雖然已經成功組織了五組專輯,但仍然還有一些成果目前還沒有得到發(fā)表的機會。這里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是研究還不夠深入,對研究對象還沒有足夠把握,問題意識也沒有突顯,表述能力還有待提升等;另一個則是所研究的對象存在容易引起意識形態(tài)爭議之處。
(3)新材料新觀點對原有框架提出了調整的需要。研究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發(fā)現新材料、不斷出新思想的過程。如在研究過程中,海外漢學的中國問題研究之于西方文論的影響成為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長期以來,大陸的學術研究長期受到海外漢學的影響,已成為爭的事實,甚至出現了“漢學主義”的傾向。但這只是我們將海外漢學簡單歸為“西方”而形成的學術幻象。我們一方面要警惕我們自身學術中的“漢學主義”,另一方面還要意識到海外漢學作為中西方學術的重要橋梁,還有一個極為重要工作,就是站在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前沿陣地。因此,擴展“海外漢學對西方文論思想的影響研究”將成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學術領域。目前圍繞衛(wèi)禮賢、弗朗索瓦?于連、程抱一等的研究正在陸續(xù)展開。
(4)翻譯出版的版權問題頗為棘手。涉及本課題的文獻在翻譯方面遇到較大的困難:一是已有許多文獻被翻譯過來,暫時沒有重譯的必要;二是有一些重要文獻無法獲得翻譯的版權(如拉康的著作),還有一些文獻的版權已被出版社購買;三是部分文獻有比較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不宜公開翻譯出版和正面討論。
2、改進措施
(1)子課題負責人進一步加強項目進展的推進。目前已調整了部分課題組成員,開題時有幾位課題組成員因為工作、身體等諸多原因無法承擔課題研究,現已退出;同時,我們又邀請了幾位相關領域的學者和專家加盟;颈WC了課題研究的全面完整的推進。
(2)要求所有論文反復修改直至達到C刊以上標準。這既是給自己增加工作壓力——因為CSSCI刊物資源有限,不可能在五年時間內將原計劃的80萬字的著述量全部發(fā)表。截止到目前,已經發(fā)表的課題階段性成果數量已近30萬字。
(3)部分調整課題結構,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適時提出新的子課題申請。本課題擬提出“海外漢學對西方文論思想的影響研究”作為新增子課題,并提出爭取經費滾動支持的要求。希望能夠得到國家社科規(guī)劃辦的批準。
(4)由翻譯文獻匯編改為翻譯經典著作。日前已得到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出版社外文部張冰主任的大力支持,正在推動以康納德的《東方與西方》等著作為代表的系列叢書的翻譯工作。同時,從課題組負責人到課題組成員,反復強調嚴把意識形態(tài)責任關,堅持正確的思想立場指導下的學術研究。
3、研究心得
本課題通過“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研究,有如下心得:
(1)首先,不少研究已經細致地梳理了“西方文論對中國的影響或中國對西方文論的接受”和“西方文論的中國化和本土化”路徑。然而,探討作為對象和方法的中國究竟在20 世紀西方文藝理論中扮演了何種角色,同時,“中國”在其中扮演怎樣的面貌,發(fā)揮何種作用的研究成果目前還不盡完善。本課題的目的就是試圖在東西方理論的交互影響中發(fā)掘“中國”作為方法如何影響“西方”的文學、哲學與藝術理論。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fā)現此選題不僅有助于厘清20世紀東西方學術和思想交流中的種種糾葛,并描摹理論“旅行”的路線,以及其產生的影響和效果,而且能夠為中國文化如何“走出去”帶來文化上的啟迪和契機。
(2)其次,本課題著重于西方文論與中國問題之間的復雜關系,其中包括以下幾個主要的面向:批判西方文論對中國問題的曲解和誤釋;剖析中國問題對西方文論知識生產的參照和啟發(fā);反思中國學者將“被西方化了的中國問題”照搬為自己的問題意識的現象;探索中國學者以中國問題為媒介所可能展開的與西方文論的對話與交流的路徑等。此四種面向基本上全面地展示了20世紀中西文化理論交流的模式,其中既涉及到中國的文化理論之變化,也涉及西方的文化理論之更新,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以文化了解“他者”,并把“他者文化”與“主體文化”從對抗、接受到融合這一過程以20世紀中西文論交流影響史的方式展示可以更好地促進地區(qū)和國家之間的交流和理解。
(3)第三,在本課題的撰寫中,我們逐步認識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不同于18-19世紀中國思想被動地接受西方傳教士所謂的“啟蒙”,從而進行被動地“更新”,20世紀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理論展示出一種自我發(fā)展和蛻變,這種發(fā)展是更具有“主體性”特征的,而這一特質恰恰是使得中國文論能夠進行海外傳播,以致能夠逐漸地影響西方文論的條件。因此,此課題的一個潛在性主題就是研究中國思想在20世紀如何進行自我更迭和發(fā)展的。換言之,此課題的主體依然是以中國思想的自我發(fā)展為主,這也是在本課題幾十篇論文中的一個共同的發(fā)現。
(4)最后,在有限的經費條件下,本課題力圖對20世紀西方文學、哲學與藝術前沿理論著作進行閱讀、介紹與翻譯,以豐富當下中國學界對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之理解。同時把握20世紀西方學界對中國文論的理解與解釋,在中國學者就中國問題與西方學者對話以及中國文論的海外傳播等重要方面,為中西在文化上的對話提供基礎和平臺。
總之,本課題的研究將在一定程度上補充20世紀西方文論的中國問題,并推進中國文論本身的研究。本課題目前的進展及在國內與國際交流上引起的反響已經證明,在國家社科基金支持下,本課題繼續(xù)推進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4、意見建議
在“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這一課題中,前期主要著重對已經翻譯或現存的20世紀西方文獻中的中國問題展開討論,后期本課題將著重對尚未被介紹和翻譯的外文原版書籍進行購買、資料影印和譯介;本課題擬新增一個新的子課題“海外漢學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影響研究”,此子課題將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文原版文獻和國際交流;AHCI刊物(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和Critical Arts)的special issues與中國學術的外譯等方面將增加支出,在勞務、購買、復印成本以及國際交流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希望在完中期考核和評估基礎課題能盡早得到滾動經費的投入和支持,以便能及時啟動和保質保量地完成課題的結題。
五、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在課題進行的短短一年半時間內,此課題的參與人員們就已經發(fā)表了大批高質量的學術成果,這使得課題的推進得以順利地展開。同時,通過成果發(fā)表、論壇會議以及宣傳推廣(“批評理論研究”微信公眾號),使課題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期間,通過專題講座、國際論壇、邀請海外名師(“海外名師”德國的馬耶夏克和國家高端外專意大利的里昂教授),我們創(chuàng)辦國際學術期刊中文季刊《批評理論》和英文半年刊Critical Theory以及策劃國際學術期刊的Special issue,從而展開中西學者的中國問題對話,都推進了中國文論的海外傳播。本課題取得的這些成果離不開國家社科基金經費的支持,希望評審專家和國家社科辦本課題已經取得的成果和即將展開的子課題項目進行評估,并繼續(xù)予以大量的指導和支持,從而把這個集基礎、創(chuàng)新與實用為一體的課題繼續(xù)開展下去。
二、研究成果情況
根據課題組研究的初期進展,下面分幾個專題對階段性成果做一簡要介紹:
1、中西文論對話的方法論反思
在“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中,不僅中西方文論之間的交流和對話也存在著一些固定的模式,對話的方法論背后也存在“視域錯位”現象和“不對等對話關系”、主體性匱乏等問題。而在“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西方也可采用“迂回”的策略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從而推動中國文論話語的重新定位。
曾軍的《關于中西文論“對話主義”研究方法的思考》(《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進一步指出,“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研究從“中國問題的西方化焦慮”這一問題意識入手,進而展開西方文論與中國問題之間復雜關系的討論。為此,需要全面升級中西文論的“對話主義”研究方法:超越“刺激-反應”模式,采取“需要-選擇”模式;超越單向的“影響-接受”模式,采取雙向的“折返-出入”模式;超越“比較-對立”模式,采取“對話-共識”模式;趯Α耙曈蝈e位”現象以及“不對等對話關系”的認識,通過“讓被看者發(fā)聲”(“作為被看者的‘開口說話’”)的方式,以“中國問題”為中西方文論共同討論的平臺,建立中西文論的對話機制上“經由世界,研究中國”是“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意義之所在。
喬國強的《試論西方文論中“中國問題”的研究方法》(《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10期)提出要把“中國問題”作為“方法”來探討。本從西方文論與其他交叉學科之間關系的角度,對何謂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進行了理論廓清,并強調了出現在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所具有的多重屬性。研究者們在面對這個研究對象時,既應把其視為“問題”來研究,也應把其作為“方法”來探討。本文作者認為,論述這一問題還要進一步從文論研究自身的邏輯構架、分類以及分類研究等層面出發(fā),來確定“中國問題”的具體研究方法和處理措施。
苗田的《中西文論對話的主體性建基》(《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指出構建中西文論對話的主體性的重要性。文論危機或者失語是在1980年代末期就已經提出、并迅速獲得基本共識,此后一直是被反復討論的熱點話題,為了擺脫由于對西方話語的習慣性依賴所造成的能指浮泛與所指錯位,恢復文論研究的闡釋能效,學界提出了返回現實、轉換古代思想資源等途徑,但卻始終未能取得有效的成果。所以如此,乃在于主體性不足或者空缺。在生命感知、文化浸潤與現實關注的場域中重建話語的主體性,才可能獲得面對西方、古代以及現實的第一人稱視角,致力于理論的吸收與創(chuàng)造。
作為與西方相對的中國,成為西方地理哲學的重要參照對象。姜宇輝在《“生成-中國”:一個地理哲學的視角》(《人文雜志》2018年第1期)中,結合地理哲學的視角探尋中國與西方之間相互比較的內在性平面。法國哲學家于連指出,面對全球化的“劃一”趨勢,至少存在著兩種對抗之策:一是回歸西方理性主義傳統(tǒng)的“普世”理想,二是基于“共同”的經驗維度探尋個體之間的相互歸屬。如果說葛兆光的“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試圖重構共同之譜系,那么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則可說是普世的理性綱領在當代的典型體現。在進一步辨析這兩條路線的優(yōu)勢及缺憾的基礎之上,我們試圖進一步結合地理哲學的視角探尋中國與西方之間得以相互比較的內在性平面。
吳攸的《“多元共生”文化理想下的中西思想對話——以弗朗索瓦?于連的漢學研究為例》(《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8年第2期)發(fā)掘了于連在“多元共生”理想下“迂回”認識西方和中國的研究方式。弗朗索瓦?于連是“多元共生”文化理想的踐行者,他反對全球化之下同質性力量對民族文化的消解,提出文化的“可理解性”與“可對話性”,主張中西思想在保持異質性的同時,在相互凝視中迸發(fā)出多樣性、啟迪性的火花。他將中國視為一種研究方法與異域資源,采用“迂回”的策略將思想放逐至盡可能遠的異鄉(xiāng),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進而在“差異”與“間距”的基礎上在中國文化中追尋諸如“淡”、“勢”、“功效”、“大象”等西方哲思中的“未思”,從中西思想的比較與對話中不斷地思考與修正歐洲經驗。于連對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較為中國帶來諸多啟發(fā):應將中國文化和中國問題置于全球化、語境化的世界文明譜系中去審視,既扎根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要義,又貫通人類共同成果的精髓,透過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問題的“異質性”體察與思考去發(fā)掘中國的“未思”,從而推動中國文論話語在新時代的重新定位。
周海天的《論弗朗索瓦?于連以“他者”視域對“分裂”整合的無效性》(《人文雜志》2018年第1期)指出,對于連的核心設想——如何以中國古代思想(他者)重啟和解決西方現代哲學中所蘊含的一系列分裂和差異,以及在此過程中于連對中國哲學的解讀是否恰切等問題鮮有論及。事實上,于連對“圣人無意”與“圣人之意”間矛盾的忽視,對“齊物”中差異的磨平,以及對語言作為“中介”的厭惡,皆表明他是以犧牲差異為代價而換取同一的。同時,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同一或整體的建立在承認差異和變化的基礎上,乃是一個復雜的動態(tài)過程,亦在于連的解讀中被簡化為直接性。
張穎在《探尋“另一種邏輯”:論克里斯蒂娃切入中國經驗的路徑》(《學術界》2017年第6期)中指出,克里斯蒂娃的中國書寫,輻射漢語語音和漢字書寫、性別差異、中國哲學家張東蓀的理論譯介等多領域“另一種邏輯”,在克里斯蒂娃的理論建構中,表現為相互依存的要素間聯結、滲透所呈現出的關聯論,而這種新的邏輯樣式成為她切入中國經驗的基本路徑。中國經驗成為她對西方的理論范式、話語政治實行強行“拆解”的有效工具。她對中國不同主題的書寫,均以是否符合“另一種邏輯”這一標準來衡量和裁剪,從而用中國思想來檢驗西方思想,而這一路徑與她多元個體身份的雜糅使得她的中國書寫立場呈現出復雜的傾向。多元文化交流電“另一種邏輯”所體現的關聯論為中西思想如何“真正地”相遇提供借鑒。
這些文章反思了西方文論和海外漢學的研究范式,為突破西方的視閾限制、思維模式和立場態(tài)度,為發(fā)現“中國問題”中的新問題提供了方法論上的指導。
2、《矛盾論》與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澤東美學”
在“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這一問題域中,“毛澤東思想”是西方左翼思潮的研究重點。西方左翼理論家將毛澤東思想尤其是《矛盾論》尤為重視,由此形成了“毛澤東美學”。在西方對《矛盾論》和“毛澤東美學”闡釋的背后存在著一定的闡釋機制、轉化機制和創(chuàng)造性誤讀。
曾軍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澤東美學》(《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指出,在受到毛澤東思想影響的同時,西方左翼學者也存在諸多誤讀和浪漫想象。作為毛澤東文藝思想的“西方同行”,西方左翼思想家展開了對毛澤東的《矛盾論》《實踐論》以及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文藝的吸收借鑒和創(chuàng)造性誤讀,形成了可命名為“毛澤東美學”的知識圖景。布萊希特、馬爾庫塞、薩特、波伏娃、阿爾都塞、詹明信、德里克以及當代激進左翼思潮中的巴迪歐、齊澤克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啟發(fā)和影響。對西方“毛澤東美學”與中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平行比較、影響研究以及對中國的折返影響研究,有助于恢復被西方“毛澤東美學”遮蔽的“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內容,從而凸顯出“毛澤東文藝思想”中“極為獨特的聲音”。
吳娛玉的《西方左翼怎樣闡釋中國馬克思主義?以德里克對<矛盾論>的解讀為例》(《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指出,毛澤東自1938年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來就一直致力于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1968年五月風暴前后,西方左翼理論家也將目光投向中國,開始闡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同樣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西方語境中所指涉的內涵卻大相徑庭。這里存在雙重轉變,一是中國語境對馬克思主義的轉化,二是西方左翼對這一轉化的再闡釋、再轉化。馬克思主義在這些轉化中勢必呈現出闡釋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恰恰潛藏著中西方對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解讀過程中的重要問題。其中,德里克對《矛盾論》的闡釋為探究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毛澤東思想是德里克進入中國現代思想的一個主要入口,而《矛盾論》的哲學思維和國際影響力都首屈一指。本文重心在西方左翼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解上,依照德里克對《矛盾論》的闡釋,討論被西方左翼闡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呈現了怎樣不同的面向。
馬欣的《布萊希特對毛澤東<矛盾論>的美學轉化》(《文藝理論與批評》2018年第2期)指出,有關布萊希特與中國古典文化,如布萊希特與老子、布萊希特與中國詩歌、布萊希特與中國傳統(tǒng)戲劇等論題一直頗受關注,而關于他與中國現代思想家進行“對話”的研究則鳳毛麟角。布萊希特創(chuàng)作活躍的年代恰逢中國社會轉型、新舊文化更替的時期,因此他與中國現代文化的交集雖然有限,卻并非只是從中國戲曲藝術中汲取養(yǎng)分,創(chuàng)生出“陌生化”理論。布萊希特從早年開始一直關注毛澤東,到晚年又特別推崇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因而,他對《矛盾論》的閱讀以及美學轉化也應該為我們所重視。
藍江的《不平衡矛盾與一分為二——巴迪歐論毛澤東的〈矛盾論〉》(《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4期)指出,巴迪歐認為,正是毛澤東的矛盾理論,讓他可以在今天重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在《矛盾論》中,毛澤東強調了矛盾的不平衡性,從而徹底摧毀了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唯心主義殘余,而矛盾的不平衡性意味著現實是一種由多種矛盾制約的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是無解的,為了超越這個矛盾過程,在巴迪歐看來,就必須拋棄合二而一的思維,將毛澤東的一分為二的辯證法作為思考現實社會和革命斗爭的唯一理論武器,在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指引下,主體從眾多矛盾中決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從而為走向一個史無前例的新未來社會開辟了一條道路。
以上文章以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矛盾論》和“毛澤東美學”為例,闡釋并解構了西方在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等資料進行“美學化”時的闡釋機制和轉化機制。
3、歐美文化理論中的中國資源
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過程中,傳統(tǒng)學術界只關注中國接受-傳播西方文化思想的單向過程,而忽視了對西方文化思想進行構建、改造和塑型的中國資源。
曾軍的《德里達思考漢字的方法》(《東北師大學報》2018年第1期),指出德里達在他學術生涯的第一個重要時期所撰寫的著作中大量涉及對中國漢字問題的思考。對語音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文字等級論”的批判,是德里達必須開展自己并不懂的漢字研究的動因。德里達的策略是,通過西方漢學來思考作為哲學問題的漢字。通過解構“漢語偏見”,強調漢字屬性的多重性,將“表意性”、“表音性”置換為“表意價值”和“表音價值”,進而完成對語音中心主義的解構。此外,德里達還思考了“漢語圖形形式的用途”問題,開辟了新的理論空間。
汪洪章在《形而上學的衰落與20世紀西方文論話語形式》(《南京社會科學》2017年第8期)中,將西方傳統(tǒng)形而上學的衰落,置于西方社會發(fā)展史和東西文化交流史中來加以考察。作者認為,在西方社會民主化進程中,政治、文化權力漸次下移是導致形而上學理論話語衰落的主因,而19世紀以來東方的道佛思想之影響,則助推了形而上學的消解過程。20世紀后半期以來,西方理論生產速度快、產量高,理論性質也有所改變,這與形而上學解體、學術人口膨脹及社交倫理中的“政治正確”等因素關系密切。文章還結合中國現當代學術文化史上對待“中學”“西學”的態(tài)度,探討了理論的生產和消費等相關問題。
馬欣的《本雅明“手工復制時代”的謄寫美學》(《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發(fā)現本雅明“手工復制時代”的謄寫美學,可視為其“機械復制”美學思想的重要補充。本文將他在《單向街》中關于謄寫的美學闡釋,放在“手工復制時代”的框架下進行考察,圍繞文字的復制與藝術作品的復制之間的差異,及文字的手工復制與文字的機械復制的分歧問題,勾連本雅明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講故事的人——尼古拉?列斯科夫作品隨想錄》《論波德萊爾的幾個母題》《評安雅?門德爾松與格奧爾格?門德爾松<筆跡中的人>》,分別從謄寫與閱讀、謄寫與講故事、謄寫與印刷三個角度進行細讀與分析,揭示出謄寫作為“文學文化”重要保證的筆跡學內涵,以及謄寫美學在數字復制時代的啟示意義。
韓振江的《蝴蝶:齊澤克的古代中國鏡像》(《人文雜志》2018年第1期),作為精神分析哲學家的齊澤克對孔子和莊子等先秦思想家的思想以及中國傳統(tǒng)藝術抱有濃厚興趣,并使之與拉康哲學勾連起來。齊澤克通過對莊子夢蝴蝶、M?蝴蝶君等蝴蝶意象的精神分析透視,闡釋了古代儒家文化,并進而想象了作為西方他者而存在的古代中國形象。他的中國蝴蝶意象與文化的鏡像他者有某種根本的同構性。透過對齊澤克蝴蝶意象的分析,我們看到了齊澤克是如何通過蝴蝶這一幻象架構來想象古代中國的,以及西方學者如何通過鏡像他者關系來理解現代中國。理清齊澤克如何想象中國,也就為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反思視角。
李縉英的《格林布拉特與詹明信之辯:當代中國政治與詩學的關系》(《學術界》2017年第6期),指出近年來逐漸進入主流的美國新歷史主義學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提出了“文化詩學”的主張,其中社會與文學、政治性與詩性的關系是其研究的關鍵。在《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中,他把詹明信及其觀點塑造為“異己”進行辯駁,并把當代中國作為論據,以此論證社會與詩學的功能性區(qū)別應該分開的觀點,而且認為二者間的聯系必須通過互相調整才能適應。借用“新歷史主義”注重語境和闡釋模式的研究方法,我們會發(fā)現觀點的迥異最終都可追溯到理論派別、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差異。
楊光的《面向一種新的創(chuàng)意產業(yè)治理方式——約翰?哈特利、格雷姆?特納論中國創(chuàng)意產業(yè)》(《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8期)指出,在討論中國創(chuàng)意產業(yè)時,哈特利認為創(chuàng)意產業(yè)的發(fā)展需要一個“聰明型”的系統(tǒng),而非“控制型”的系統(tǒng)。這其實是一種新型的治理方式,強調劃定范圍、提供條件而非劃定具體規(guī)則。而一種“數字讀寫能力”與“參與性”是實現這種治理方式的重要條件。格雷姆?特納則通過中國的例子,認為此種參與性未必能打破原有的話語權力結構并導致一種民主化的狀態(tài)。在此,中國問題成為了他們的一個對話空間。從中國視角出發(fā),固然應該重視他們談到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看到他們的討論中展現出來的對于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可能性。
藍江的《在今天的中國,我們應該如何閱讀巴迪歐?》(《學習與探索》2018年8期)指出,在今天的中國,閱讀像巴迪歐這樣的西方思想家的作品,不能局限于簡單的引介性研究,而是需要在中國語境下來重新思考研究巴迪歐的意義。一方面,需要解讀巴迪歐如何言說中國,尤其是他對當代中國和中國的其他原典,如《鹽鐵論》的討論;另一方面也需要積極在當下中國背景下重新思考巴迪歐對于我們的價值和作用。對于今天的中國而言,巴迪歐對我們最大的啟示是,我們不能從現成的方案,去尋找當下中國現實道路的路徑,真正的道路在于游蕩和遠征,遠離熟悉的土地,開辟出新的未來。
無論是佛教思想、“手工復制時代”的謄寫、作為古代中國鏡像的蝴蝶,還是當代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關系和中國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都成為西方理論家構建文藝理論的研究對象、參考對象或比較對象,成為構建西方文藝思想的重要資源。
4、中國思想的西學轉換
中國的民間文化、古代繪畫、儒道思想等,都是西學的重要資源。張冰的俄羅斯?jié)h學民間文化問題》(《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8年第2期)闡釋了中國民間文藝與俄羅斯“語言學詩學”之間的關系。本文通過闡釋俄羅斯形式主義的語言學詩學、維謝洛夫斯基歷史詩學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詩學和巴赫金超語言學的語言學詩學等理論思想,與俄羅斯?jié)h學的中國民俗、年畫、俗文學等中國民間文化研究諸問題,探討俄羅斯?jié)h學的民間文化研究中,以“語言學詩學”視野展示出的中國民間文化在“異質”語境中的獨特樣貌。盡管其中不無極端偏頗之見,但俄羅斯?jié)h學家獨辟蹊徑的中國民間文化領域的“語言學詩學”研究對當時的中國研究界無疑是前衛(wèi)的,對當下的中國民間文化研究亦有極大的參照和啟示意義。
莊桂成的《俄國文論里的中國畫論關鍵詞——以查瓦茨卡婭的<中國古代繪畫美學問題>為中心》(《學術界》2017年第6期)指出,俄國學者葉?查瓦茨卡婭的《中國古代繪畫美學問題》是一部研究中國古代繪畫美學的專著,它從歷史、問題等方面闡述了中國古代繪畫美學的分期和相關理論問題,尤其對中國古代繪畫美學的關鍵詞給予了特別的關注。查瓦茨卡婭對中國古代繪畫第一法“氣韻生動”這個關鍵詞,從本體論、認識論的角度進行闡述,是為“以西釋中”方法。她對“畫道”關鍵詞的闡述,是用中國的理論學說來闡述其對“畫道”的理解,是為“以中釋中”方法。查瓦茨卡婭對中國繪畫美學進行分析時,還闡述了“天地”與“空間”,“品”與“風格”,“逸”與“自然”等關鍵詞,采用的是“中西互釋”方法。俄國學者查瓦茨卡婭對中國古代繪畫美學關鍵詞的闡釋超越了“異國情調”和“東方主義”,體現為一種“多元共生”,這是西方文論闡釋中國問題的一種理想狀態(tài)。
喻宛婷的《阿恩海姆的“太極圖”:格式塔藝術心理學中的中國圖形》(《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8年第2期)指出,魯道夫?阿恩海姆通過以中國為例證、以中國為靈感、以中國為路徑,將太極圖納入格式塔藝術心理學研究中。本文指出,阿恩海姆的格式塔藝術心理學研究了以太極圖為代表的眾多中國圖形,來闡釋視知覺的形式動力和“異質同構”現象,并尋找中西藝術理論和美學思想的互通之處。他利用中國思想,尤其是道家學說,來彌補西方思維的不足和短板。在其反思二元對立模式,彌補感知和思維、藝術和科學之裂縫的理論實踐過程中,道家學說為其提供了靈感和思路。阿恩海姆既通過西方心理學視角關照中國藝術,也以中國為鏡反觀西方文化,彌補西方經驗的不足,以建立具有普適性的科學美學理論,其“中國問題”路徑對中國當下美學和藝術研究具有啟示意義。
董樹寶的《迂回與進入:德勒茲與加塔利論中國思想的內在生成》(《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第2期)指出,法國當代哲學家吉爾?德勒茲與菲利克斯?加塔利從“草”之于中國、“線”之于中國詩書畫、“形象”之于中國思想的角度來闡釋塊莖論、生成論與內在性哲學,呈現了他們經由中國而進入西方哲學的他者視角。與此同時,以法國漢學家弗朗索瓦?朱利安為思想中介,德勒茲與加塔利在內在性的平面上與現代新儒家的內在超越論交匯到一起,展現了中國思想與西方哲學之間的交錯運行,呈現了中西相互生發(fā)、融會貫通的思想運動。
這些文章發(fā)現了西學中的中國思想文化,西方不僅以中國為例證、以中國為靈感、以中國為路徑,而且體現了多元共生和對話主義的特點。
5、西學新潮的引入與當代中國文論話語轉型
西方的文化思想的譯介、傳播與接受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界來說十分重要,形成了一次次熱潮。曾軍、李維的《新世紀以來中國巴赫金研究的現狀及其問題》(《人文雜志》2017年第2期)指出,在新世紀,隨著《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的出版、巴赫金研究學會的成立,中國的巴赫金研究獲得了長足發(fā)展,其中2004-2005、2008-2009年度,中國學者有關巴赫金研究的成果推出較為集中,形成兩次高潮。中國學者對俄蘇和歐美巴赫金研究的現狀了解不深,引述范圍也不夠廣泛,表明了中國的巴赫金研究還未能達到與外國巴赫金研究對話的程度。在巴赫金思想的研究中,中國學者主要圍繞“巴赫金思想體系研究”“巴赫金語言理論研究”“對話、狂歡和復調的理論論爭”“文化理論視角下的巴赫金”等幾個焦點展開。將巴赫金置于俄蘇和歐美文學和文化理論的學術史中展開研究是新世紀中國巴赫金研究較為突出的一個特點,中國學者圍繞巴赫金與俄羅斯文藝思想的淵源、與法國理論、與英美文化理論以及與德國傳統(tǒng)等方面展開研究,但冷熱不均,成果亦不均衡。
曹謙的《俄蘇美學及文論在20世紀80年代的譯介與研究》(《學習與探索》2018年第1期)指出,在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新時期語境下,中國文論界放眼世界,最先展開了對俄蘇美學、文論及文藝思想的譯介與研究,成果豐碩,其數量之巨大、內容之豐富,堪稱繼50年代以后引入俄蘇文論的第二次熱潮,足以成為當時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文化事件,也可以說是中國文論學習借鑒外國文論本的開端,在新時期外國理論譯介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大意義。
這些都是對西方思想在中國的譯介、傳播與接受的總體性研究。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下一步研究計劃包括兩個方面:
一方面,繼續(xù)按照既定的四個子課題推進相關研究工作。
1、子課題一:英語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
本子課題在上海大學外國語大學喬國強教授帶領下,將繼續(xù)深入展開課題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計劃:
(1)20世紀英語文論的中國背景(復旦大學汪洪章負責)
(2)英美新批評與中國思維(江蘇師范大學鄭佳老師負責)
(3)后殖民主義批評中的中國凝視(華東師范大學吳娛玉負責)
(4)英澳文化研究學派的當代中國文藝生產研究(深圳大學楊光負責)
(5)美國多元文化中的中國因素(浙江工商大學薛春霞負責)
(6)新歷史主義與中國形象的演變(上海大學李縉英負責)
(7)新敘事學中的中國問題(上海外國語大學喬國強負責)
2、子課題二:法語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
本子課題在華東師范大學姜宇輝教授帶領下,將繼續(xù)深入展開課題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計劃:
(1)20世紀法國文化中的中國背景(上海大學景春雨負責)
(2)現象學文論與中國藝術的對話(上海大學吳攸、周海天負責)
(3)從結構到解構:語言-文字界域中的漢語(北方工業(yè)大學董樹寶、陜西師范大學張穎負責)
(4)法國精神分析學派中的中國問題(華東師范大學姜宇輝負責)
(5)中國文化的親密接觸(陜西師范大學張穎負責)
(6)法國后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的中國問題(上海大學曾軍負責)
(7)當代激進左翼文論中的中國問題(南京大學藍江、大連理工大學韓振江負責)
3、子課題三:德語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
本子課題在華東師范大學范勁教授帶領下,將繼續(xù)深入展開課題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計劃:
(1)20世紀德語文論的中國背景(同濟大學胡春春負責)
(2)衛(wèi)禮賢的中國美學研究(華東師范大學范勁負責)
(3)心理學視角下的中國文化(四川大學喻宛婷負責)
(4)存在之思與中國哲學(上海大學周海天負責)
(5)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問題(河南大學王銀輝、同濟大學孫雯倩負責)
(6)法蘭克福學派的中國想象(東華大學馬欣負責)
(7)當代德國美學新進展之歐道主義(南京大學常垣負責)
4、子課題四:俄語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研究
本子課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吳曉都教授帶領下,將繼續(xù)深入展開課題的研究,完成既定的研究計劃:
(1)黃金白銀時代俄羅斯文論中的中國問題(上海大學曹謙負責)
(2)俄蘇馬克思主義文論中的中國革命(江漢大學莊桂成負責)
(3)俄蘇文學視野的中國文學研究(黑龍江大學劉柏威負責)
(4)俄國類型學觀中的中國民間文化(北京大學張冰負責)
(5)俄蘇漢學視角中的中國文學(山東大學李建剛負責)
(6)俄蘇漢學文論中的中國古代文論(天津師范大學李逸津負責)
(7)東歐文論視域中的中國問題(上海大學曾軍負責)
文獻翻譯組也已正在緊鑼密鼓地推進相關圖書和論文的翻譯工作。各方面的進展相對較為順利。
另一方面,隨著課題研究的走向深入,新材料、新觀點、新視角不斷涌現,既對原有的研究框架做了進一步的充實,也出現了“溢出”原有框架,但同樣非常重要的新領域、新問題。
同時,隨著本課題研究成果的不斷推出,課題的學術影響力已擴展到了西方學術界,通過與國際出版機構的合作,從AHCI刊物的本課題的special issues到國際知識出版社的課題階段性成果的英文著作出版,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也開始參與到本課題的研究中來。
有鑒于此,課題組將在原有框架的基礎上,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新要求,在更深入的課題研究和更廣泛的學術影響兩方面做好如下幾項工作:
1、“20世紀西方文論資料庫”部分資料的掃描、復印、打印。
由于文獻資源非常分散,且有海量文獻還未完成數字化轉換。因此,課題組將由出國訪學、留學的成員負責收集整理所需要的外文文獻,以掃描、復印、打印以及購買海外國書資料的方式繼續(xù)充實“20世紀西方文論資料庫”建設。
2、新增子項目一項,深化重大課題研究
在繼續(xù)按現有的四個子課題的基礎上,擬新增“海外漢學對20世紀西方文論的影響研究”子課題。此子課題是在以上四個子課題原有框架中的“溢出”,即通過對上述四個基本子課題的內容和邏輯的初步研究中,我們后來發(fā)現了一個新的領域,即許多西方文論家根本沒有面對和理解真正的中國問題,而只是把其接觸到的海外漢學視域帶入到自己的理論構架中。總體來說,海外漢學對西方文論的影響呈現出“從文化到實用”這一“由虛到實”的發(fā)展歷程。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演變中,海外漢學家們構筑的“中國形象”和“中國文化”毋庸置疑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成為一個西方視域中的“他者”,而此“他者”恰恰是西方的“自我”所產生的,海外漢學家在此過程中擔任了一個“中介”的作用,海外漢學與西方文論的關系經歷了“對立”、“同化”和“吸收”的過程,由此形成了在海外漢學家的影響下,西方文論界看待中國問題的不同視角。
因此,本子課題旨在首先重點追問20 世紀西方思想界和文論解究竟面臨哪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或危機?其次,在多大程度上海外漢學家視域中的“中國問題”之引入起到了西方文化的“自我更新”之作用?最后,這些“中國問題”通過西方文論進行了何種形式的轉化,又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20 世紀西方文化的建構和發(fā)展?本子課題試圖通過以上問題的解答,通過每個個案的研究作為縮影,拉起20世紀西方理論的思潮的發(fā)展歷程,從而海外漢學家和西方文論家在對中國問題之調用的差異性表述中,尋找在海外漢學家的影響下,20世紀西方文論的發(fā)展過程中那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主題。(詳見附件3)
3、全面啟動“未名譯庫”計劃,推動西學新潮中國問題最新前沿研究的譯介。
全面啟動與北京大學出版社簽署的“未名譯庫?當代西方學術前沿叢書”計劃。本重大項目的成果將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學術研究,即以論文和專著形式的研究性成果;二是學術翻譯,即對重要的與西方文論中國問題有關的未譯文獻進行精選和精譯,從而對20世紀西方文論知識進行新的補充。旨在完善當代西方學術研究,特別是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這一重要方向的研究。該項計劃將努力把握當代西方文論思潮的最新發(fā)展趨勢,尤其是關注其中與中國問題相關的最新研究進展。(詳見附件4)
4、全面推進“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
在本課題申報計劃中,有一項“搭建當代中國文論與西方文論合作研究的平臺”的計劃。本課題將建立一個全新的中西文論合作研究機制(“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研究高層論壇”),以此助推當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建設。通過這一機制和平臺,中西文學理論研究者就彼此共同感興趣的中國問題展開合作研究,促進雙方的了解,深化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進而提升中國文學理論的國際影響力。在已成功舉辦兩屆論壇的基礎上,在未來幾年時間內,課題組將圍繞特定的研究專題來展開“西方文論中國問題高層論壇”,邀請中外學者就中國問題展開專題對話。(計劃4次,詳見附件5)。
5、策劃SSCI或AHCI刊物的special issues,致力于當代中國文論海外傳播
本項課題有一個非,F實的研究目的,即以中國問題為中心,展開中西文論之間的交往與對話。中國學者如何通過還原、質疑甚至批判20世紀西方文論對中國問題的誤讀和變形,參與對這些被西方文論闡釋過的中國問題的還原、糾偏以及新意義的生成?并反過來深化自己對中國問題的理解和研究?中國思想如何才能真正地走出西方知識的框架?中國學者如何調動中國經驗,提出文論中新的中國問題,并逆向影響西方文論的參與和關注?這些問題也是內在于本課題的問題意識。有鑒于此,本課題組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之上,將大力推進當代中國文論海外傳播的進程,將致力于將中國學者所展開的對西方文論中的中國問題的思考通過翻譯出版、海外發(fā)表的形式傳播到西方學術界。這一計劃已獲得初步成果。2018年5月,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雜志推出由本課題組策劃的special issue“Chinese issue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發(fā)表了由曾軍、李縉英、韓振江、董樹寶、喻宛婷、吳攸、陳瑜、吳娛玉、周海天、李逸津圍繞本課題撰寫的系列論文。從2018年下半年到2020年年底期間,本課題組還與另外三個SSCI或AHCI刊物確定好special issue的出版計劃。它們分別是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Critical Theory and Maoism”、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的“A Critical Response to Neocolonialism”和Critical Arts: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的“Chinese discourses in Western literary and aesthetic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詳見附件6)
6、致力于“西方文論中國問題”部分階段性成果的外譯出版。
已與意大利都靈大學里昂Massimo Lone教授達成協議,將“西方文論中國問題”的部分階段性成果納入由他主編的the series "The essays of Lexia"中出版。同時,也在與Purdue University Press談階段性成果文集翻譯出版事宜。這既是提高課題研究水平,保證我們的研究始終處于學術前沿的需要,也有助于繼續(xù)擴大本學科與本課題的學術影響力。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