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整理與研究”自立項以來,四個子課題《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文字研究》《出土文獻與兩漢職官政區(qū)地理研究》《出土兩漢器物銘文語言研究》均按照研究計劃穩(wěn)步開展各項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現(xiàn)根據(jù)既定研究內容分“整理”和“研究”兩類進行匯報。
1.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石,到目前為止,《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已具雛形。由徐正考教授和何景成教授負責的《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劃分為六個小課題。各小課題組在全面搜集整理出土兩漢銘文及相關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銘文材料進行了梳理,已完成“集成”70%左右的工作任務。
項目組經(jīng)過多次討論最終確定了“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基本體例”。各子課題組根據(jù)研究對象的特點進一步細化與完善體例,并根據(jù)已定體例展開集成工作。
下面以一般銅器銘文集成為例展示《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樣稿(附表1)。
附表1:《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樣稿)
【0001】
器物名稱:陽平頃侯家鼎
時代:西漢
出土、發(fā)現(xiàn):1983 年陝西臨潼縣關山公社蘇趙村出土
現(xiàn)藏:西安市臨潼博物館
著錄:考古與文物1985年5期第40頁圖二 1;彙編 57 ;選釋 128;陝金集1487
圖片:陝金集
器物形制:通耳高38、口徑32、腹深23釐米。蓋佚。耳作環(huán)狀,附於口沿外。器作圜底,蹄足。腹上凸起高一道扉棱。重23.5公斤。書法工整秀麗,筆畫方折蒼勁?谘叵驴蹄14 字。
銘文:陽平頃侯家上銅石鼎,重七十三斤。
說明:王江鵬《漢代銅器銘文著錄表》未標注《考古與文物》題名著錄頁碼,今補!瓣柶健保旱孛,《史記》索隱:“陽平,志屬東郡”!稓v代沿革表》:陽平初為禹貢冀、兗二州地。夏為觀扈國。周封武庚於此。春秋時屬晉。戰(zhàn)國時屬魏。秦屬東郡。漢屬魏郡治鄴。故城在今河南省臨漳縣西。頃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陽平頃侯名王稚君!都狻罚骸懊麘辍薄!端麟[》:“《漢表》名禁”。王禁籍魏郡,故丞相史。其女為漢宣帝劉詢太子劉奭之妃。黃龍元年(西元前49年)宣帝薨,太子劉奭即位,是謂元帝,妃為皇后。故侯,千二百戶!稘h書?外戚恩澤侯表》云:“王禁之侯是“以皇后父而侯,二千六百戶”,因“子王鳳是大將軍,”又“封五千四百戶,凡八千戶”。可見王禁的封侯不是以功而侯,而是以皇后父,漢元帝的老丈人和兒子是大將軍的位份封為八千戶侯的。封侯時間是元初元年(西元前48年)三月癸卯日。下傳四代!凹摇被颉蛾勎鹘鹞募伞丰屪鳌皦V”,義為“墓上高起的土堆”!般~石鼎”:銅制容一石之鼎!稘h書?律曆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嘉量矣”!墩f苑?辨物論》:“千二百黍為一龠,十龠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石”。斛即石,容十斗。頃侯鼎自名石鼎。與西安高窖村出土的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造石鼎(《考古》1963年第二期)的容量相較,頃侯石鼎與其差幾乎將近一斗。銘後“重七十三斤”:鼎重實稱23.5公斤(不包括蓋)。
孫元成《出土兩漢一般銅器銘文集成》,全面搜集已公布的出土兩漢一般銅器銘文資料及相關研究成果,將已有資料進行歸類,進行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目前,已完成出土兩漢一般銅器銘文整理1870條,占總工作量的90%以上。
鵬宇、張歡《出土兩漢銅鏡銘文集成》,目前已搜集出土兩漢銅鏡銘文2022條,已完成出土兩漢銅鏡銘文整理1337條,占總數(shù)的70%。其中,出土兩漢“紀年”銅鏡銘文,按照紀年的先后順序進行編纂,共78條;出土兩漢“非紀年”銅鏡銘文,根據(jù)鏡銘內容劃分為186類,進行分類整理,已完成出土兩漢非紀年銅鏡銘文整理1259條。
趙敏《出土兩漢陶文集成》,楊一博、李鵬輝《出土兩漢璽印與封泥銘文集成》兩項工作也在穩(wěn)步推進。項目組成員已搜集整理了璽印1088種,封泥1732種。
李曉、田彩霞《出土兩漢雜器銘文集成》。已完成有年號有紀年和無年號有紀年的骨簽銘文整理154條,占總工作量的60%以上,預計所有的整理工作將于2018年9月完成。其他雜器銘文搜集整理工作正在進行。
金東雪《兩漢碑刻與墓志銘文集成》,已完成兩漢碑刻與墓志銘文整理及圖片采集工作量的60%以上。對未命名碑刻也已按出土簡報編碼命名并做了初步整理。
《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是一項涉及內容廣,工程量浩大的整理工作?蔀楹笃跀U大搜集范圍、規(guī)范材料體例、增強釋文準確度、提高圖片清晰度起到先導性的作用。
2.出土兩漢器物銘文“研究”工作
出土兩漢器物銘文“研究”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完成學術論文20余篇,其中,已刊論文3篇,分別是吳良寶、孔令通《戰(zhàn)國秦漢傳世文獻中的地名訛字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8年1期,CSSCI期刊);徐正考、金東雪《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玄三早緋”“勳二絳緋”補釋》(《史學集刊》2018年2期,CSSCI期刊);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2018年3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一分,A&HCI國際檢索來源期刊)。待刊論文5篇,分別為徐正考、張歡《東漢鏡銘句段研究》(《古文字研究》第32輯);肖攀《設計專用計算機軟件輔助編纂古文字字編的設想》(《古文字研究》第32輯);趙巖《“可盜所”還是“何盜所”——以“可”“何”用字習慣的時代性為中心的考察》(《古文字研究》第32輯);劉釗《河西漢晉邊塞散見印章封泥輯考》(選入第五屆“孤山證印”西泠印社國際印學峰會論文集);李春桃《金文“醢”字小考》(擬發(fā)表于《青銅器與金文》2018第2輯)。另有論文10余篇待發(fā)表。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調研數(shù)據(jù)整理情況:
根據(jù)項目計劃穩(wěn)步開展各種調查研究。首先,對出土兩漢器物銘文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的調查整理。充分利用國家及省市各級圖書館資源、各大高校圖書館資源及相關學術網(wǎng)站資料,對出土兩漢器物銘文已有研究成果進行全面的搜集整理。2017年11月,項目組成員走訪西南大學,與西南大學文獻所的相關老師就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材料進行交流學習。2018年2月,項目組成員在國家圖書館管理員張珊珊老師幫助下對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出土兩漢器物資料進行了收集與整理。其次,利用專業(yè)網(wǎng)站、學術類公眾號、學術期刊等平臺全面搜集和整理新出土的兩漢器物銘文及相關研究成果。第三,對傳世兩漢器名銘文進行實地考察研究。項目組成員2017年12月23月至1月15日赴西南大學隨鵬宇博士研習漢代銅鏡銘文,除全面收集整理漢代銅鏡銘文外,還對一些未公開的漢代銅鏡拓片進行釋義研究,對個別銅鏡進行實物考察。
項目組成員對出土兩漢器物銘文相關的實地調研工作十分重視,其中項目組成員徐正考教授、吳良寶教授、沈剛教授、何景成教授、單育辰教授、李松儒教授、李春桃教授等多次利用赴北京、濟南、重慶及韓國、日本等地參加學術交流的機會進行出土兩漢器物銘文實地調查研究工作。
文獻資料收集整理:
文獻資料的收集整理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收集出土兩漢器物銘文及相關研究成果的著作文獻。第二,收集出土兩漢器物銘文及研究相關的學術論文——散見于專業(yè)期刊、學術網(wǎng)站、新媒體平臺(微博、微信公眾號)、學術會議論文集等處的論文。第三,收集出土兩漢器物銘文及研究相關的學位論文。碩士或博士的學位論文對出土兩漢器物銘文研究的特點是就某類材料(一般銅器、璽印、錢幣、銅鏡和雜器、漆器文字、封泥、碑刻、墓志等文字材料)進行專項研究,或從文字學、語言學、歷史地理、社會政治等角度進行探討。文獻資料收集整理主要包括著作、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的獲取及圖版掃描、文字錄入等五個部分。具體搜集整理情況如下:
出土兩漢一般銅器銘文:主要著作143本,期刊論文1528篇,學位論文37篇,圖版掃描1867種,文字錄入26.4746萬字。
出土兩漢銅鏡銘文:主要著作157本,期刊論文1347篇,學位論文26篇,圖版掃描2022種,文字錄入15.9774萬字。
出土兩漢陶文:主要著作16本,期刊論文265篇,學位論文9篇,圖版掃描454種,文字錄入2.4212萬字。
出土兩漢璽印與封泥銘文:璽印主要著作53本,期刊論文94篇,學位論文12篇,圖版掃描1088種;封泥主要著作51本,期刊論文17篇,學位論文15篇,圖版掃描1732種,文字錄入4.1290萬字。
出土兩漢雜器銘文:這一部分文獻資料較少,已有研究成果不多,且非常分散,不便于收集整理。目前已獲取研究兩漢骨簽銘文主要著作2部,期刊論文11篇,學位論文2篇,圖版掃描215種,文字錄入8239字。
兩漢碑刻與墓志銘文:目前已完成了基本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主要著作197本,期刊論文267篇,學位論文121篇,圖版掃描2327種(包括黃腸石、塞石等),文字錄入5.3823萬字。
學術會議及學術交流:
項目組每半年舉行一次全體項目組成員學術研討會,目前已經(jīng)舉辦四場,分別為2017年9月2日、2017年11月30日、2018年1月20日、2018年7月5日。研討會主要就項目具體實施計劃、項目研究方法、項目重點難點、項目進度監(jiān)督、項目成果匯報、項目經(jīng)費使用情況等事宜進行深入討論,對項目前期研究的整理部分進行指導,特別是對“集成”體例進一步完善,有效推動了項目的順利實施。項目組成員還不定期舉辦學術沙龍活動,由徐正考教授主持,指導項目相關工作,及時有效地解決項目遇到的具體困難,監(jiān)督并推動項目進度。項目組成員積極參加各類學術會議,不僅局限于項目研究對象的出土兩漢器物銘文相關的研討會,還鼓勵參加與項目研究對象可做對比研究的簡帛、碑刻類的相關研討會。自立項以來,項目組成員累計參加學術會議并宣讀論文50余篇,有助于開拓學術視野、提高研究水平、提升項目質量。項目組成員所參加的具有代表性的學術會議及提交論文有:
1. 沈剛:2016年12月12日-14日,“簡牘與戰(zhàn)國秦漢歷史”: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2016 年(香港),宣讀論文《也談漢代西北邊亭——以張掖太守府轄區(qū)為中心》。
2. 趙巖:2017年8月18日-23日,中國文字學會第九屆學術年會(貴陽),宣讀論文《秦漢時期“貣”、“貸”二字分化合流考》。
3. 李松儒:2017年9月24日-27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山東省博物館主辦中國簡牘學術研討會(濟南),宣讀論文《〈孝文十年獻枇杷令〉初探——談松柏1號墓出土西漢令丙木牘》。
4. 吳良寶:2017年10月14日-15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辦的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宣讀論文《戰(zhàn)國秦漢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的地名訛字》。
5. 徐正考:2017年11月17日-19日,北京大學第一屆古典學國際研討會——中國古代語言、文學和文獻研究的古典學視野(北京),宣讀論文《東漢鏡銘句段研究》。
國際交流與合作:
項目組非常重視把握機會,開展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活動。 項目組成員參加的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主要有:
1. 吳良寶:2017年4月25日-2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唐中心參加長沙三國吳簡工作坊(紐約)。
2. 沈剛:2017年4月25日-29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唐中心參加長沙三國吳簡工作坊,宣讀論文《三國吳簡稅制類簡研究述評》。
3. Li Songru, Excavated manuscripts and the study of Warring States handwriting,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A&HCI來源A類), VOL 50, 2017,ISS 3, 199-212.
在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及學術調研活動的同時,還注意與項目相關的國際合作交流,本項目組得到了吉林大學文學院、國際漢語教育東北基地等部門的支持,將于2018年9月6日赴烏克蘭基輔國立大學開展中國古文字體驗式學術工作坊(烏克蘭站),與基輔國立大學建立國際合作,走訪烏克蘭博物館,開展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活動!爸袊盼淖煮w驗式學術工作坊(烏克蘭站)”項目緊密圍繞中國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文字,有助于項目成果宣傳與普及。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完成咨詢報告《漢鏡韻文及銅鏡文化入中學語文教材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1.本課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境外資料獲取不夠充分;不同載體的銘文出處非一,用同樣的標準確定同一體例難度較大;課題涉及文字、歷史文化、語言等,綜合性較強,各領域全面深入研究存在一定困難。
2.做出境外文獻獲取計劃:臺灣、日本、韓國、加拿大、美國、英國等國家和地區(qū)近兩年首席專家已有出訪計劃,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亦將由課題組成員分別通過學術會議及交流項目逐步落實;“集成”確定基本條例,同時允許根據(jù)不同載體的銘文做一定的靈活處理;課題組成員將加強聯(lián)系與合作,優(yōu)勢互補。
3.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是一種極高的榮譽,同時也秉承了重要的責任。首席專家及項目組成員得到了高層次錘煉,極大地擴展了學術視野,提升了研究能力與組織水平,增強了責任心。
(五)其他需要說明的問題
1.《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整理與研究》分“整理”與“研究”兩部分!罢怼笔腔A和前提,同時需要大量時間,是項目前兩年的重點工作,在后期工作中將側重“研究”工作。
2.《出土兩漢雜器銘文整理與研究》《兩漢碑刻與墓志銘文研究》均不是本項目的既定研究對象,為額外研究內容,項目組是為了更好地進行兩漢不同載體文字材料的對比研究、呈現(xiàn)兩漢文字特點而作的額外工作和努力。
二、研究成果情況
論文1:《戰(zhàn)國秦漢傳世文獻中的地名訛字問題》(吳良寶,孔令通),發(fā)表于2018年第1期《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CSSCI)第191-197頁;緝热轂橥ㄟ^梳理戰(zhàn)國秦漢時期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地名資料的訛字、異文等情況,深入分析傳世文獻中地名訛字的原因。作者認為該情況多是形近致訛,出現(xiàn)訛誤的時代各不相同,少數(shù)訛誤在古文字階段即已發(fā)生,多數(shù)產生于隸楷階段。出土文獻可以為校訂傳世文獻地名訛字提供直接證據(jù)或者重要的參考,但是不能把通假、省形、形近偏旁混用與真正的訛字混為一談,同時要注意出土文獻也會存在抄寫錯誤。校訂地名訛字時,除字形因素之外,還需要注意不同時期的用字習慣、誤倒、誤拆誤分、脫字以及地理沿革等各種情況。文章利用出土文獻校訂、糾正了部分戰(zhàn)國、秦漢古書中的地名訛字,厘清了已有研究中的某些疏誤。
論文2:《曹操高陵出土石牌“玄三早緋”“勳二絳緋”補釋》(徐正考,金東雪)發(fā)表于2018年第2期《史學集刊》(CSSCI)第126-128頁;緝热轂檫\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二重論證法,對2016年出土的曹操高陵“玄三早緋”“勳二絳緋”石牌文字進行研究,學界對其銘文內容尚未作詳解。作者認為“玄三早緋”應指玄帛三兩,為黑紅色;“勳二絳緋”應指纁帛二兩,為黃赤色。牌銘“玄三”“勳二”應為《周禮》中的“三玄二纁”。曹魏墓出土的石牌“玄三纁二”亦可證。“玄三纁二”特指五兩玄纁,十端,也稱玄纁束!逗鬂h書?獻穆曹皇后紀》“玄纁”的相關記載有脫文,記載不準確。漢代的赗贈制與先秦時期“三禮”相比,規(guī)制有變化,比禮書記載更為詳實。曹操高陵出土石牌銘文所記應為赗贈之禮,并非簡單的飾棺之物。學術價值在于對曹操高陵出土的兩塊石牌銘文進行釋義,同時結合《后漢書》《三國志》等傳世文獻對史實做進一步考證(特別是漢代的賵贈制度)。該研究對赗贈之禮、遣策制度的進一步探討有一定的幫助。
論文3:《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李春桃),發(fā)表于2018年3月《(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A&HCI國際檢索來源期刊)第89本第一分。主要內容為:學界以往對伯公父勺那類寬柄形器定名存在爭議,有瓚、斗、勺、爵等多鐘命名。文章通過梳理以往觀點、辨析相關材料后認為,過去定名成瓚、斗、勺都不可信。結合寬柄器的形制、自名、戰(zhàn)國遣冊等材料,再考慮到滕州博物館所藏寬柄形器的形制,認為將此類器定名成爵更為合理。同時還論述了寬柄形器的功用,也通過考察器物出土時的搭配關系對勺形器進行了研究。三足器自宋代開始被定名成爵,一直延續(xù)至今日,學界多無異議。其實這一定名并不正確,通過材料的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舊說存在很多疑問。而綜合燕侯旨器、魯侯器自名、三足器象形寫法的釋讀、金文中賞賜品類別等方面,再參考近年新見的叔虞方鼎、楚公逆鐘、文王玉環(huán)、郳公鎛等銘文的考釋,這些不同材料指示的方向趨于一致,即將三足器的定名改成“觴”更為合理。至于三足器的功用,以往認識也存在分歧,有飲酒器、溫酒器、注酒器、濾酒器等多種意見,結合三足器自身的形制特點、三足器與其他器物的組合關系、古文字材料所反映出的相關信息,三足器應為裸祭用器。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本課題包含“整理”與“研究”兩部分。
1.關于“整理”
《出土兩漢器物銘文集成》包括《出土兩漢一般銅器銘文集成》《出土兩漢銅鏡銘文集成》《出土兩漢陶文集成》《出土兩漢璽印與封泥銘文集成》《兩漢碑刻與墓志銘文集成》《出土兩漢雜器銘文集成》。
《出土兩漢一般銅器銘文集成》:已完成1870條銘文的初步整理工作,目前看,已見銅器銘文只有這些;下一步將按已定體例細化研究,預計今年年底最終完成。
《出土兩漢銅鏡銘文集成》:涉及鏡銘2022條,已整理出信息內容較為完整的兩漢銅鏡銘文1337條。預計最終有2000余條,今年年底最終完成。
《出土兩漢雜器銘文集成》:因大部分資料未公布,目前只能依據(jù)張戈《漢長安城骨簽校注》及《漢長安城未央宮》《漢長安城武庫》中的圖版照片做集成工作,該項工作預計今年暑期后完成。
《兩漢碑刻與墓志銘文集成》:對已公布碑刻拓本做了全面收集整理,其中西漢碑刻和兩漢墓志集成基本完成,預計其余工作今年年底完成。
《出土兩漢陶文集成》《出土兩漢璽印與封泥集成》:目前已基本收集完相關材料,預計明年上半年完成集成工作。
2.關于“研究”
“研究”須在“整理”的基礎上進行。此前“整理”工作未完成,只是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材料,課題組成員依此有限的資料做了一些研究。預計明年上半年所有“整理”工作都會完成,然后即可展開全面研究工作。
其中《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文字研究》包括“小篆綜合研究”“隸變研究”“筆跡研究”三部分,分別由李春桃、單育辰、李松儒負責,近兩年擬發(fā)表系列論文,預計兩年后完成著作(含上述三部分內容)。
《出土文獻與兩漢職官與政區(qū)地理研究》主要由吳良寶教授及其團隊負責,近兩年擬發(fā)表系列論文,預計兩年后完成著作。
《出土兩漢器物銘文語言研究》主要由武振玉教授負責,趙巖教授團隊參與,近三年擬發(fā)表系列論文,預計三年后完成著作。
《出土兩漢器物銘文文字編》(工具書)主要由肖攀、劉釗(樂游)負責,肖攀博士已完成《設計專用計算機軟件輔助編纂古文字字編的設想》,為字編編纂做了必要的準備;劉釗(樂游)除古文字研究特長外,還長于計算機編程及相關技術工作!白志帯鳖A計三年后完成初稿。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