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莫高窟最大的寶藏

【述往】

四十年前，我曾陪同著名作家黃宗英女士從上海趕赴數(shù)千公里之外的敦煌莫高窟，采訪常書鴻先生。四十年后，回憶起那段往事，我至今夜不能寐。常老，在千里的戈壁沙灘上，默默守護和研究著敦煌石窟藝術(shù)，為了祖國的藝術(shù)寶藏，他舍棄了優(yōu)厚的生活，甚至舍棄了家庭和婚姻，獨守荒漠，一待就是幾十年。

從年輕帥氣的小伙到白發(fā)蒼蒼的老人，常老并無怨言，他甚至常常還會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沒能把敦煌的寶物完全保護好，發(fā)掘好。正是這樣一位令人敬佩的高尚長者始終讓我難以忘懷。他就像敦煌藝術(shù)一樣，永遠屹立在茫茫戈壁，永不頹敗。

啟程

1979年，黃宗英向上海文藝出版社報了一個寫作計劃，準備去拜訪遠在敦煌莫高窟的常書鴻先生。那一年，黃宗英56歲。

“文革”后的上海文藝出版社，集中了一批無所歸屬的老作家。除黃宗英外，還有菡子、哈華、王西彥、茹志鵑、趙自等。他們都是原來作家協(xié)會的人，作家協(xié)會解散了，沒地方去，就安排到了出版社。那一年，我23歲，剛進出版社，和他們在一個辦公室。平時，他們也不是每天都來，只是有事才會露面。

黃宗英的寫作計劃得到了出版社的關(guān)注，很快就批了下來。由于敦煌距離上海遙遠，而且大家對那邊情況也不十分清楚。慎重起見，出版社安排我陪著黃宗英一起遠赴敦煌，萬一有什么特殊情況還可以多個人救急。

臨行前，黃宗英的丈夫、著名演員趙丹專門為常老寫了一幅字——“不服老”，草書。那時候的趙丹已經(jīng)可以回家了，也沒什么事，就專心畫國畫，牡丹山水之類的。我也不是很懂，無法評判，但感覺他畫得很不錯。

從上海去敦煌，要先坐飛機飛到蘭州，然后換從上海到烏魯木齊的火車，在甘肅的最后一站柳園下車，那里已經(jīng)離敦煌很近了，300公里。我們走之前，給常老打過了電話，他知道了我們的行程。

要出發(fā)了。黃宗英叫家里的老阿姨去菜市場買了一大堆新鮮蔬菜，用很厚的塑料袋裝了起來。她說，敦煌那地方吃不到新鮮蔬菜，所以要帶去。

從蘭州上了火車之后，聽說乘客里來了黃宗英，列車員們都擠過來看熱鬧。因為是上海鐵路局的車，列車員也都是上海人，因此，多少都聽說過黃宗英。當(dāng)時，黃宗英著急要把那袋子蔬菜安置好，因為我們從上海出發(fā)時已是大熱天，盡管蘭州沒有上海那么熱，但要是繼續(xù)這么捂著，恐怕菜非壞了不可。幸好，列車上有冰柜，趕緊放了進去，這下我們也就安心了。

蘭州距離柳園還有1000多公里，火車很慢，開了一天一夜，直至次日傍晚才到。從火車上下來，柳園漫天飛雪。

想想上海的酷熱，轉(zhuǎn)眼就到了寒冬，恍如隔世。

常老親自坐車來柳園接我們。車是那種綠色的北京吉普。常老說，凍壞了吧？

常老叫黃宗英“小妹”。

相遇

第一次見到常老，覺得他是一位很憨厚、很和氣的老人，身材魁梧，不像是江浙人。但他講的是浙江話，口齒不大清楚，聽起來有點費勁。不過，在這茫茫戈壁上，突然能聽到吳儂軟語，也是讓我倍感興奮。

車子在戈壁灘上飛奔起來。

接站的人帶來了綠色的軍大衣，要我們趕緊穿上，不然容易著涼。其實，所謂的路根本不像樣，坎坎坷坷，汽車一路顛簸。終于遠遠望去，一座高大的沙土山上，有著無數(shù)的洞窟，還有著與山一樣高的寶塔一般的門樓。

這就是莫高窟了吧，我想。

汽車又開近了點，看到進洞窟前有一個門樓，牌匾上題寫的是“三危攬勝”四個字，好像是郭沫若先生題的。

當(dāng)晚，我們在莫高窟前的招待所住下了。

莫高窟的夜靜得出奇。

次日，我們先去了常老的家，見到了他的夫人李承仙。去之前，我看過一些資料，知道李承仙是常老的第二位夫人。原先的夫人，即從法國跟著常老一起回來的陳芝秀，因為忍受不了戈壁灘的寂寞與枯燥，逃離了莫高窟。后來，常老在重慶去莫高窟學(xué)習(xí)臨摹壁畫的女學(xué)生中認識了李承仙，并與之結(jié)為夫妻。

黃宗英當(dāng)場拿出了趙丹的題詞“不服老”送給常老，常老激動地舉起酒杯說：“阿丹，寫得好！”

隨后幾天，我們跟隨常老一同參觀莫高窟。常老邊走邊講，能有他這樣一位大藝術(shù)家為我們“服務(wù)”，真是莫大的榮耀。在這杳無人煙的戈壁灘上，常老名聞遐邇，但他卻絲毫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經(jīng)常一邊講解一邊和黃宗英開著玩笑。

莫高窟的夜晚來得特別晚，時鐘幾乎已經(jīng)指向了十點，但太陽還沒有落山。這里與東海邊上的上海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時區(qū)。與我們一起坐飛機來莫高窟的還有一批日本人，幾天以后，我們竟然在莫高窟又相遇了，再次謀面，我們彼此都驚呼起來。后來，他們發(fā)現(xiàn)我們與常老那么熟絡(luò)，才知道我們也是為莫高窟而來的，并非旅游者。

尤其是，這群日本人見到常老，無不畢恭畢敬。經(jīng)過翻譯的介紹，才知道他們來自京都大學(xué)，其中有好幾位都是敦煌學(xué)的研究者。他們對常書鴻的名字簡直是如雷貫耳，充滿了敬仰與尊重，希望能與常老好好座談一次。這個請求，他們當(dāng)面不好意思說，就找到了我，拜托我向常老轉(zhuǎn)達這個意愿。

我轉(zhuǎn)達到了，常老同意。

飛機上還有兩位香港女孩，他們倒是真正的旅游者，來到大漠戈壁中的莫高窟，眼見那么多千年遺存，心情無比激動。兩個女孩萬萬沒想到，會在這個地方遇到像我這樣的上海青年，所以也很好奇，經(jīng)常與我一起寒暄。

當(dāng)時，日本NHK電視臺也派出了一個《絲綢之路》攝制組，來莫高窟取景。他們要在這里拍攝一部長篇的紀錄影片，希望能采訪常書鴻，要老人出鏡。

黃宗英從上海帶來的新鮮蔬菜當(dāng)天就拿出來交給了李承仙。大家看到難得一見的蔬菜，高興得都叫了起來。當(dāng)晚，我們在常老家里吃了飯，那真是難忘的一餐。

黃宗英告訴我，采訪要仔細，因為常老的經(jīng)歷實在復(fù)雜，經(jīng)多見廣，如果搞不清楚，會出笑話的。在黃宗英之前，報告文學(xué)作家徐遲也寫過常書鴻，《祁連山下》發(fā)表后，非常震撼。

我們就與常老商議采訪之事。常老說，可以的，不急。

轉(zhuǎn)移

敦煌地處沙漠深處，空氣干燥。白天如果站在太陽底下，身上會感到非常熱，但是，只要不站在太陽底下，頓時很涼爽。當(dāng)?shù)厝烁嬖V我，這是因為空氣干燥，傳熱能力很差，陰涼地與陽光下，好像不是同一個季節(jié)。

敦煌研究所里有一些年紀不是很大的研究人員，他們每天都會端個小板凳，進入洞窟。在那里具體干什么，我也不清楚。也有一些是專門去臨摹壁畫的，也是端個板凳，一進去就是一天。他們的畫，筆法很細，都是那種線條畫，但是，色彩很鮮艷，畫好了，還要把本來鮮艷的顏色做暗，這是為了與壁畫保持一致。

莫高窟附近并無人煙，因此，整個莫高窟完全不用擔(dān)心會有人來破壞，管理自然而松懈。

常老帶我們?nèi)タ戳艘惶幉亟?jīng)洞，也就是石窟邊上的一間暗室，里面有一尊不算太大的佛像泥塑。據(jù)說，這個洞是常老來到敦煌后才被他發(fā)現(xiàn)的，從里面取出來一批佛經(jīng)的手抄卷，價值很高。

到了中午，研究人員就會回家吃飯，有點像是在地里干活的農(nóng)民。他們無論男女，腦袋上都捂?zhèn)�毛巾，為的是不被日頭曬著。其實，回家也沒有幾步路，他們的住所就在千佛洞前面，一排排用土坯造成的平房，帶個小院子，和農(nóng)村基本沒什么兩樣。

常老的家也是這樣，只不過屋子里多了些日文、法文書籍以及畫冊，顯得十分洋氣。

我們到的第三天，敦煌突然開始刮起大風(fēng)，飛沙漫天，連眼睛都睜不開了。常老要我們趕緊躲進屋里去，不要出來，關(guān)緊門窗。而那個日本攝制組的人卻興奮得手舞足蹈，大聲嚷嚷著：“就等這一天了！”說完扛起攝像機出去了，身影消失在飛舞的沙塵中。

我趕緊讓黃宗英進屋，自己隨后檢查了一下，看看窗子是不是關(guān)嚴實了，這時候才發(fā)現(xiàn)窗子是雙層的。原來，這里早有對付這種異常天氣的辦法。

我把自己屋里的窗簾也拉了起來，然后把自己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與外界隔絕，以為這樣就可以免受風(fēng)沙的侵擾了。躺在被窩里，耳畔是呼嘯的狂風(fēng)，那風(fēng)聲簡直就如同狼嚎一般，異常恐怖，一陣高過一陣，把招待所的門窗撞得叮咚直響。

我在這恐怖的聲音中慢慢睡去了。

第二天起來才發(fā)現(xiàn)，其實門窗根本不夠嚴實，沙塵全部順著門縫鉆了進來。被子上有著厚厚一層沙塵，一掀被子，掉了一地。走出屋子，風(fēng)沙已經(jīng)停了，藍天白云，爽朗的天又出現(xiàn)在眼前。

我趕緊去看黃宗英。她也已經(jīng)起來了，正站在那里，用上海話說，吹得來一塌糊涂。

常老說，根據(jù)天氣預(yù)報，這幾天還會有更大的風(fēng)沙來襲，為了不影響采訪，準備把我們轉(zhuǎn)移到敦煌縣城內(nèi)的國際旅行社去住，他也和我們一起去，那里的條件要比莫高窟好很多。于是早飯之后，我們就坐車去了敦煌縣城。

說是縣城，其實就是一排沿街的房子，孤零零的，根本沒有什么城鎮(zhèn)的樣子。我們來到一座平房大院前，司機說，這就是國際旅行社，敦煌最好的地方，就住這。于是，幫著我們把行李搬了進去。

雖說還是平房，但條件已經(jīng)比莫高窟好了很多，吃飯要到食堂，那里窗明幾凈，坐得也寬敞。大圓桌上吃飯，端上來稀飯饅頭，還有榨菜。服務(wù)員端著一盤炒雞蛋上來，黃澄澄的，看得讓人嘴饞。結(jié)果一吃，甜的。哪有炒雞蛋是甜的呀？我們問。服務(wù)員卻說，這是縣長吩咐專門為你們做的�？h長說了，上海人愛吃甜的。

常老也隨我們一起搬進旅社，和我同住一室。

告別

采訪開始了。

為了能把采訪內(nèi)容完整記錄下來，我們向旅社借來了錄音機，那種轉(zhuǎn)盤式的，這在當(dāng)時已是很先進的設(shè)備了。錄音帶是一盤一盤的紫紅色帶，錄音時需要把磁帶繞在磁頭上，隨著常老的話語，磁帶開始轉(zhuǎn)了起來。

無論行前做了多么充分的準備，但對于常老的經(jīng)歷來說，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伙子，還是無法全部聽明白。在常老的講話中，時不時地會出現(xiàn)一些人名，如張道藩、于右任、傅斯年、張大千、向達、馬步芳、冼星海、聶耳、林徽因、梁思成等。

我只負責(zé)為常老和黃宗英的對話采訪錄音，同時也是他倆唯一的聽眾，盡管很多內(nèi)容對于我當(dāng)時那個年紀來講，根本無法聽懂。

我覺得，常老所談的經(jīng)歷就像一個從遠古過來的人一樣，很多事情是我只在書上看到過或接觸過的，但常老居然是親歷者，甚至連冼星海這樣的大音樂家他都熟悉。

在采訪中，常老提到了一件事，那是有一年，他們在蘭州舉辦敦煌臨摹壁畫展，結(jié)果來了一位美國女士，在仔細觀看展覽后，她找到工作人員詢問，這些畫都是誰畫的？工作人員找來了常老，常老告訴她，都是自己的女兒常沙娜畫的。

隨后，常老把常沙娜叫到身邊，這位美國女士看到常沙娜還那么小，就問，她現(xiàn)在住在敦煌嗎？她讀書怎么辦？常老把女兒在敦煌的情況跟她說了一下。那位女士說，我在中國還有一年的教書時間，一年以后，我會再來敦煌，想把常沙娜帶到美國去讀書。

一年之后，這位美國女士沒有食言，又來到敦煌，她為常沙娜辦好了所有的赴美手續(xù)。常老沒有想到她會那么認真，就把女兒托付給了這位異鄉(xiāng)朋友。于是，常沙娜跟隨她去了美國讀書。新中國成立后，常沙娜再次回到祖國，參與國家建設(shè)。后來，她任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院長多年，也是敦煌藝術(shù)的研究專家。

這樣的采訪一連幾天都是如此，每天早飯過后，常老就開始講述，黃宗英用上海話打趣說：“儂好交代問題了。”常老哈哈笑著說：“好額，我交代�！�

黃宗英也是浙江溫州人，與常老是浙江老鄉(xiāng)，他們同時又都會說上海話，因此，語言交流幾乎沒有障礙。只是常老的口齒實在有些模糊，有好幾次都被黃宗英打斷：“儂‘剛’糊涂了。重新‘剛’。（‘剛’即上海話重新‘講’的意思）”常老樂呵呵地說：“好額好額，我交代。”

常老與我同住一屋，讓我有點手足無措。可他很隨和，經(jīng)常和我說笑。我當(dāng)時并不知道常老的年紀，后來查了一下才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75歲了。

雖是浙江人，常老卻是滿族，或許祖上還是蒙古族也說不定，因為常老的身軀明顯不是江浙一帶的人種，可以用高大威猛來形容。

常老的嘴唇很厚，說起話來就阻擋了口音，因此顯得口齒不清。他的語言保持了浙江話原有的調(diào)子，如果不是江浙一帶的人，很難聽懂。常老說我上海話講得好。其實，我的上海話很差，因為父母都是北方人，從小又都生活在部隊大院，根本沒有人說上海話。所以，我直到現(xiàn)在都不是經(jīng)常說上海話。

更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常老每天早上起來之后會在屋子里用冷水擦澡，雖說不是寒冬臘月，但敦煌這地方的冷水簡直跟冰水沒有什么區(qū)別，用這樣溫度的水擦身，沒有好體魄是難以支撐的。

常老說，他幾十年來都如此。

我漸漸明白，常老之所以能在這個寂寞枯燥的戈壁灘上一待就是幾十年，沒有一點本事和信仰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他是頂著多大的壓力才堅持下來的呀！

有一天，常老說，我們要去一個新的地方。至于是什么地方，常老沒說。

那天中午睡了個午覺，一直快到三點，才有人來叫我們。我心里想，為什么這么晚才出發(fā)呀？

我們總共兩輛車。在戈壁灘上，單獨的汽車是不敢出行的，必須是兩輛車以上才能夠上路，因為茫茫戈壁，萬一汽車有個什么閃失，根本無人可求。

汽車奔馳著。從車窗向外望去，是一望無際的戈壁，大路筆直，一直升到天邊。天空中沒有什么云彩，碧藍碧藍的。常老和我說，我們要去看的是陽關(guān)道和獨木橋。

汽車開了很長時間，才到了獨木橋和陽關(guān)道，其實只是戈壁灘上的景色，并沒有什么真正的獨木橋和陽關(guān)道，倒是見到了幾幢高大的烽火臺，據(jù)說那是古人專門用來傳遞信息的，幾百公里都能一眼望見。

我有一種回到古代的感覺。

在敦煌的采訪已經(jīng)接近尾聲了。我對這個剛剛熟悉起來的環(huán)境有點眷戀了。更主要的是，因為常老，離開這樣的一位老人，我心里絕對不舍。我也不知道老人還將要在這里待多久，他內(nèi)心的希望又是什么？

告別常老的時間終于來臨了。我們和常老告別，常老及夫人站在帶有暮色的晚霞中向我們揮手。我很想知道，我什么時候能再來，重新看到常老和千佛洞。

學(xué)人小傳

常書鴻（1904—1994）浙江杭州人，中國畫家，敦煌學(xué)專家。1927年6月赴法國留學(xué)，11月考入法國里昂美術(shù)�？茖W(xué)校預(yù)科學(xué)習(xí)。一年后提前升入�？�，學(xué)習(xí)油畫。1936年回國任國立北平藝術(shù)�？茖W(xué)校教授。1938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隨國立藝專遷校云南，任代理校長之職。1943年3月到達敦煌。1944年元旦，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成立，任所長。1951年敦煌藝術(shù)研究所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文化事業(yè)局，轉(zhuǎn)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任所長，1956年7月1日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82年3月，調(diào)任國家文物局顧問，敦煌文物研究所名譽所長，舉家遷往北京；同年4月回母校浙江大學(xué)參加85周年校慶，10月在學(xué)校與夫人李承仙合作繪制大型油畫“攀登珠峰”。在常書鴻辛勤工作的幾十年中，為敦煌藝術(shù)的保護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組織修復(fù)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撰寫了一批有很高學(xué)術(shù)價值的論文，還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多次舉辦大型展覽，出版畫冊，向更多的人介紹敦煌藝術(shù)。1994年6月23日，常書鴻在京逝世。依照遺囑，其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畫作捐獻給了浙江省博物館。

（作者：魏心宏，1954年12月出生于上海，畢業(yè)于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曾任上海文藝出版社《小說界》雜志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輯、編審，長期從事文學(xué)編輯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