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經》學和唐詩的形成

長期以來，因受制于清代皮錫瑞所謂唐代為“經學統一時代”以及四庫館臣所謂“漢宋體系”這兩大經典判斷，唐代《詩經》學史，一般被淹沒在經學史和《詩經》學史的宏觀架構之中：以“安史之亂”為界，前段歸漢學，后面歸宋學；而它本身的總體特征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問題至今尚未得到回應。唐代《詩經》學線索不清、特征不明，不僅暴露了學術鏈的不平衡，而且與盛唐經濟的繁榮、文化的輝煌、國祚的長久之宏大歷史場域是極不相稱的。其實，在唐代，傳承《詩經》的主要群體，已經不是專注于注疏的經生，而是風起云涌的詩人。因此，我們應該到浩瀚的詩海中去發(fā)現唐代《詩經》學；另一方面，也得以透過《詩經》學來考察唐詩生成的脈絡。

經學和儒學雖然關系密切，但畢竟不是一回事，儒學更在意經典闡發(fā)的主體性及其實踐價值。錢穆在《中國儒學和文化傳統》一文中，就唐代的情況判斷說：“儒學于經史以外，卻另有一番轉進”，其貢獻是“能把儒學與文學匯合，從此于經史之學之外，儒學范圍內又包進了文學一門”，“自唐代起，自杜詩、韓文始，儒學復進入了文學之新園地”，“把儒學來作為文學之靈魂”，“自此以后，必須灌入儒家思想才始得成為大文章”（《中國學術通義》）。錢先生“儒學轉進為文學”的論斷，補充和超越了皮錫瑞與四庫館臣之舊說。

早在上世紀初，西蜀學者劉咸炘就已經發(fā)現唐代學術的特殊性，特撰《唐學略》一篇，提出“唐學”的命題：“世皆言漢學、宋學，而無言唐學者。實則唐學非無可言也�！碧茖W乃“兩宋之先河”“六朝之后海”，其獨特性在于“于學則輕細目而重大義，賤雜家而標儒宗；于文則輕藻采而重質干，賤集部而標經體。其長為能反源本，其短則流為枵夸”（《推十書》）。劉氏深刻指出了唐學崇尚儒學與古典的表征，并進而發(fā)現“唐有特異之風”，即“擬經”。

非常有趣的是，與錢、劉同時的陳寅恪先生，也有大致相同的見解，其《元白詩箋證稿》云：“樂天《新樂府》五十首……質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詩經》，誠韓昌黎所謂‘作唐一經’者。不過昌黎志在《春秋》，而樂天體擬《三百》。韓書未成，而白詩特就耳�！睆暮暧^到具體，陳先生不僅同樣指出了唐代擬經的潮流，而且為錢、劉之說，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為錢氏所謂“儒學轉進為文學”“把儒學來作為文學之靈魂”，以及劉氏所謂“標儒宗”“標經體”“反源本”做了一個恰切的注腳。

綜觀三位大師的論斷，不禁豁然：唐學尊崇儒學和古典，作為儒家經典最具文學性質的《詩經》理應受到當時詩人的認同和垂青，只不過研究路數已經從過往的注疏轉向審美，不再執(zhí)著于大義的闡發(fā)，而是注重從形式到精神的模擬。也就是說，《詩經》學在唐代被“詩化”了�！霸娀�”的命題，尚未見有學者言及，但是，以上前哲相關論述分別從不同的理論維度暗示了這種邏輯發(fā)展之必然。另外，我們亦可從創(chuàng)作和鑒賞的角度來看唐代《詩經》學的“詩化”表征。

《詩經》是經典的經典，唐人在詩歌理論和創(chuàng)作上推崇《詩經》，獨標風雅比興，即劉氏所謂“唐代特異擬經之風”在詩歌中的彰顯，這一現象已為學者熟知。就鑒賞而言，歷代詩論中，有一非常特殊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宋代以后的學者，在品鑒唐詩的時候，每每與《詩經》相比附，揭示兩者的淵源關系。而對其他時代的詩歌卻非如此普遍。明代楊慎深諳三昧：“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卻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云：‘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后章之意也�！保ā渡�庵詩話》卷八）與宋詩相比，楊慎不僅揭示了唐詩與《詩經》的神似之處，說明唐人以《詩經》為模范的實踐的成功，而且，指出了唐人“以作詩來解《詩》”的詩性的或藝術的闡釋形式。這是唐代《詩經》學“詩化”的又一典型案例。以唐詩來解說《詩經》，為我們研究唐代《詩經》學提供了一種可行的路徑。

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唐詩與《詩經》關系的研究做了很多深耕工作，從而，也充分例證了錢先生關于“唐代儒學轉進為文學”論斷的深刻性。簡要地說，唐代《詩經》學的詩化過程大致可以分為孕育期、自覺期、成熟期、高潮期和延續(xù)期五個階段。孔穎達《毛詩正義》所闡發(fā)的儒家詩歌理論，對唐代詩歌的形成具有預設和規(guī)范作用。陳子昂與李白皆自覺上本《詩經》來開唐代詩歌之新運；而匯通《詩經》（儒學）與詩歌（文學）的運動，到杜甫方告完成。杜詩之表現，同時也是一種儒學之表現。其后，韓愈、白居易則將詩化運動推向極致。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認為，“儒學的確立是文學確立的重要條件”，文學創(chuàng)作“是作為儒學實踐的一部分來進行的”。杜甫所謂“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韓愈所謂“約風、騷以成詩”，他們都是把《詩經》中的儒學精神作為詩歌之靈魂，從而成為唐詩的傳統。唐詩的熾熱激情正是與《詩經》的積極自信遙相呼應的。吉川與錢穆先生的論說相映成趣，共同闡明了《詩經》學與唐詩共生的意義。

唐代《詩經》學詩化的過程，不僅融進了唐詩的血液，而且參與了對盛唐氣象的陶鑄：其一，唐詩正統化。唐代《詩經》學由經學轉進為詩歌，儒學蓬勃向上的功業(yè)觀使得唐詩得到當時社會以及后人的普遍認同。其二，詩人文儒化。唐代從經、文對立兩分（孔穎達、李白），到文儒合一（杜甫、韓愈），經、史、文統一于儒學，儒學范圍進一步擴大。初唐經學家與詩人往往不能兼得，但是中晚唐以后卻逐漸改觀。其三，官僚詩人化。詩歌正統化，作詩不單是時尚，也是走向仕途必備的技能，詩人成為官僚的基本標識。其四，詩學范疇化。唐代以標榜風雅、比興、六義為核心的范疇運動，是《詩經》學詩化的重要途徑，也是唐代詩學范疇化的必然。其五，詩人群體化。詩賦取士，《詩經》“可以群”的功能在唐代復盛，激發(fā)詩人的兼濟之志，促成了唐詩的開放性、功業(yè)性特征。

總之，時代風尚不同，學術必然轉型。唐詩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唐代《詩經》學詩化轉向的過程。不過，目前學界基本上還是采用傳統的接受學方法，處在以《詩經》證唐詩的階段，而在唐詩中觀察《詩經》學存在和傳播的樣態(tài)似乎還專力不夠；另外，本領域的學者尚需用更加宏觀的視野，突破傳統思維的瓶頸，將研究對象置于學術史的流變中考察其特征和規(guī)律，從而使得唐代《詩經》學研究不斷深入。

（作者：韓宏韜，系河南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