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易容：“巴蜀圖語”理據(jù)研究與中國符號學體系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圖語的符號譜系與人文傳播研究”首席專家、四川大學教授

“巴蜀圖語”又稱“巴蜀符號”“巴蜀文字”，是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四川盆地陸續(xù)出土的青銅器上的圖案、戈文、印章符號的統(tǒng)稱。“巴蜀文字是一種‘古文字’是研究者公認的，且我國先秦的文字，除漢字外可確定的只有巴蜀文字�！� 近年的不少研究表明，巴蜀圖語與古彝文字有一定關系。無論巴蜀圖語的文字類屬如何界定，其研究的推進對中華文字文化譜系的重要價值不言而喻。

“巴蜀圖語”及其符號學屬性

從符號形制結構來看，巴蜀圖語中有較多象形符號，這也是其得名“圖語”的原因。根據(jù)目前收集的272種符號歸類，大致可分為人形、動物形、植物形、器物形、建筑形、幾何形六類。其中，“人形符號12種、動物符號26種、植物符號有33種、器物符31種、建筑符號有20種”。不過，巴蜀圖語并不是完全象形，其中不少較為抽象，已經(jīng)無法簡單地按照象形來辨識。

對于巴蜀圖語的表音特性，學界也存在爭議：錢玉趾從巴蜀符號與古彝文的關系推測，這些圖符可能是2400多年前的一種拼音文字；而童恩正從文字結構考察認為，“這種文字是方塊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橫行。它與漢字一樣，應屬于表意文字的范圍”。此外，目前發(fā)現(xiàn)的巴蜀符號多為單符，沒有連接結構或句法關系，從語言邏輯可判斷，其表意帶有對象指向性；結合其主要出現(xiàn)于鑄造成本較高的青銅器物上，也可推測其可能具有較強的象征性。

相比較甲骨文，“巴蜀圖語”的圖像性更加明顯，作為一種早期造字的符號例證，有助于從更立體的維度呈現(xiàn)中華文字譜系不同支脈的演化。結合文化考古情況，通常認為巴蜀圖語是由許多兄弟族團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體產(chǎn)物，這又使得巴蜀圖語具有符號融合演化的極佳樣本性。這兩種特性，令巴蜀符號作為中國符號學對象具有雙重價值。

西方語言符號學傳統(tǒng)偏頗與巴蜀符號的可能補充

以中國漢字為代表的表意文字符號，在西方傳統(tǒng)中一直受到偏見甚至污名化對待。黑格爾認為，拼音文字自在自為地更符合理智的要求……而象形文字語言只有對中國那樣精神文化處于停滯狀態(tài)的民族才是適合的；盧梭則認為，漢字是只比最原始的描畫物體高級的第二階段，而字母文字對應文明社會和秩序�，F(xiàn)代符號學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索緒爾，將他的語言符號學研究范圍界定為“以希臘字母為原始型的表音體系”。上述偏見，實際上是植根于西方文化中心主義的“線性符號達爾文主義”，其與文化的“多樣性”本質(zhì)相悖。在學理和歷史維度上，這種“線性符號達爾文主義”都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即東西方文化處于兩個不同演化系統(tǒng)中。在符號形式上，他們集中體現(xiàn)為書寫文明與語音文明的區(qū)別，且植根于各自文化信仰。

而在東方中國，語音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所謂禽有禽言，獸有獸語，在中國古人看來，這是自然不過的事情。賦予人類超越性力量的符號，明確指向“文字”——倉頡作文字，天雨粟，鬼夜哭。張彥遠解釋說，“造化不能藏其密，而神鬼不能遁其形”。上述解釋也是“書畫同源”說的最早來源。這反映出，中華書寫符號體系中的圖像理據(jù)植根于文字的發(fā)生和演化，其極大區(qū)別于表音語言體系的西方文明的語言符號系統(tǒng)。

未納入圖像理據(jù)性的索緒爾語言符號系統(tǒng)，在對象范疇上是褊狹的，其理論的普遍有效性也受此限制�，F(xiàn)代符號學的另一位開創(chuàng)者皮爾斯的邏輯修辭符號學模式，在理論架構上一定程度彌補了前者的偏頗，但作為一種“邏輯學”，它幾乎不涉及具體文化對象。如此一來，又使得符號學成為了一種“符號形式邏輯”，在偶發(fā)性和具體文化例證方面有所不足。

如何在理論邏輯普遍有效的基礎上，充實以具體的文化對象，是當今符號學的重要方向之一。目前，西方學界勃興的一般圖像符號學，就是這種努力的體現(xiàn)。不過，“一般圖像”在“非語言”范疇中展開，又導致“語言”與“非語言圖像符號”構成了兩個巨大的不對稱體系。不得不說，一般圖像研究固然重要，但卻并不能構成對索緒爾的“語言符號”范疇缺失的對稱性補充——語言符號學中缺失的“圖像理據(jù)性”與文字研究依然未能得到有效彌補。

由此，要找一種既具有系統(tǒng)的完整規(guī)約性，又保留高度理據(jù)性的文化符號樣本，縱觀整個人類文明史，中華語言文字無疑具有典范性。不過，甲骨文作為較為成熟的文字體系，其圖像理據(jù)性已經(jīng)在句法化中高度系統(tǒng)化了。相對來說，巴蜀符號的單個符號特征，恰好使得它可能保留較為明晰的圖像理據(jù)特征，對甲骨文是極佳的補充。

從理論建構到文化自信：符號學及其中國路徑的面相

古希臘邏輯理性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西方符號學模式中得到了良好的傳承：無論是索緒爾的“結構符號”或是皮爾斯的“邏輯修辭”，只是這種傳承的不同分支。反觀東方中國，無論是被視為第一套人類經(jīng)驗符號化表述的 “周易”，還是與古希臘斯多葛學派幾乎同時探討名稱與意義的中國“名學”，都未在今天符號學基本模式中占據(jù)一席之地；而本文主要討論的中華文字符號，更是在西方語音中心主導的符號學體系中被嚴重邊緣化了。

近代以來的中國，伴隨著封建帝國的沒落和百余年外辱入侵，受西方啟蒙思想影響的一些知識分子接受語音中心的偏見，將落后根源歸咎于文化，甚至直接將矛頭對準文字符號，開展嘗試廢除漢字的拉丁化運動。設想若去漢字化運動成功，其造成的斷裂將超過任何文物器皿的損毀。損毀的器物固然可貴，但不過是過去文化生活方式的遺跡，而文字符號歷時數(shù)千年，是連接整個華夏文明的鮮活文化。消除符號差異以擁抱全球化，絕非一個國家文化發(fā)展的必然選項。法國自1539年國王弗朗索瓦一世頒布法令規(guī)定以法語為官方語言后，捍衛(wèi)和弘揚法蘭西語言的努力已堅持了400多年。中華文字系統(tǒng)是承載東方中國文化生活，且區(qū)別于西方的獨特顯現(xiàn)。在信息全球化引發(fā)的信息平均化中，文化身份日漸銷蝕，而文字語言符號卻是建構文化身份的重要標志。

綜上，從包括巴蜀圖語在內(nèi)的中華文字立體譜系，來建構基于圖像理據(jù)的文化符號學，不僅有助于立體化呈現(xiàn)華夏文字文明譜系，也將有助于總體上構建起不同于西方表音體系的中國符號學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