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歡歡：翻梵譯經(jīng) 傳承“絕學”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梵本《月喜疏》與早期勝論思想研究”負責人、浙江大學研究員

古印度婆羅門教的學說一般稱為“印度哲學”或“六派哲學”，即在古印度社會占據(jù)主流地位的勝論、數(shù)論、正理、瑜伽、彌曼差、吠檀多六大宗教哲學思想。早在6世紀，第一位由海路到達中國的印度法師真諦（499—569）就將所攜梵莢中的數(shù)論派經(jīng)典《金七十論》譯為漢文。約一百年后（648），玄奘法師（600/602—664）在弘福寺翻經(jīng)院譯出了勝論派的重要典籍《勝宗十句義論》。這兩部“外道”論著被收進了歷代漢文大藏經(jīng)，以繁復晦澀著名，卻是佛學者的必讀之書。

隨著佛教在中國的傳承與發(fā)展，作為附帶而來的“同鄉(xiāng)”，印度哲學因其內(nèi)嵌于佛典和義學的不可或缺性，一直保有著被研習的名義，卻鮮見注釋或論著流傳。直到近現(xiàn)代，在西方與日本之新式學術研究范式的影響下，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將“印度哲學”請上了講臺，力邀梁漱溟于1917年始設課目，才開啟了實際研究這門古老學問的新風。

《月喜疏》是名為“月喜”之人為《勝論經(jīng)》所作的注疏，乃勝論派現(xiàn)存最古老的文獻，不僅包含了較古形態(tài)的《勝論經(jīng)》，對經(jīng)文的解釋也屬于早期勝論。全疏共載《勝論經(jīng)》經(jīng)文384句，分為十章，前七章每章都分為兩“節(jié)”，后三章內(nèi)部沒有小節(jié)區(qū)分。注疏者月喜幾乎對每一句經(jīng)文都作了解釋，系統(tǒng)完整地闡述了以“句義”為核心的勝論思想。

“句義”是勝論派最重要的理論，梵文Padārtha一詞，由pada（句，語言、概念）和artha（義，對象、目的）兩字合成而來，意思是“與概念相對應的實在（物）”�！熬淞x”是古譯，現(xiàn)代學術研究參照西方哲學術語常譯為更加通俗易懂的“范疇”“Categories”等�！熬淞x”主要有六種，稱為“六句義”——實、德、業(yè)、同、異、合。玄奘法師譯《勝宗十句義論》在“六句義”的基礎上，增加了“有能”“無能”“俱分”“無說”四個句義，從而構成“十句義”，但這一發(fā)展并不是主流。勝論派用“句義”來系統(tǒng)闡釋人和世界的各種現(xiàn)象以及“積聚”為主的構成方式，如“實體”分成作為萬物之基礎的“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九種；而不能用各“句義”或其相互間關系來解釋的事物和現(xiàn)象都歸因于“不可見力”的作用，獲得“不可見力”的方法則是遵守并履行“沐浴、斷食、梵行、住師家、林棲、供養(yǎng)、布施、禮拜，以及（遵守）方位、星宿、曼陀羅、時間的規(guī)則”，即符合吠陀要求的婆羅門之行為規(guī)范。

勝論學說以試圖系統(tǒng)描述并解釋自然界為基本特征，被認為是古印度自然主義哲學的代表。其思想萌芽可以上溯至釋迦牟尼創(chuàng)立佛教的同時代，在此后幾乎相同的時空中，與佛教等其他各宗教哲學流派并行發(fā)展，始終是被佛教批判最多的婆羅門思想。筆者在翻譯、釋讀《月喜疏》的基礎上，通過與古印度、古希臘等思想文化的比較，提出了關于勝論思想之起源的新看法，即梵文母語所承載的思維特性與異域思想“入侵式”刺激的內(nèi)外結合產(chǎn)生了這種“優(yōu)勝”“別異”的哲學。換句話說，勝論哲學既有對古吠陀之“梵”“我”等神性信仰的承續(xù)，也有對外在世界的科學觀察和理性思考；既可能受到了古希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哲學的外來影響，也不排除對語言文法學（派）、耆那教、前彌曼差派等本土文化的吸收與融合。

勝論思想發(fā)展到5、6世紀時，逐漸形成了精致而成熟的哲學體系，除了“句義”理論外，還有極微、因中無果、聲等學說，并且開始強調(diào)從“形而下”向“形而上”的轉(zhuǎn)化，逐漸彰顯“大自在天”的神性意志。《月喜疏》集中展示了勝論哲學的獨特之處——以自成邏輯的體系化理論求證形而上學的自然主義法則，是一種“離苦得樂”的法門。

另外，有關《月喜疏》成書年代的判定一直是勝論哲學（史）研究中的首要難點。此前諸多國際學者根據(jù)梵文文獻的互引互證，推定月喜的生卒年代最早可與6、7世紀的正理派學者烏底耶塔卡羅相近，最晚則與1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和詩人黑拉羅阇同時期。從6世紀到10世紀的年代跨度雖然共通于古印度不重視歷史斷代的一般認識，卻不利于深入研討。筆者在校勘、翻譯梵本《月喜疏》的基礎上，通過與《中觀心論》《思擇焰》等梵、藏、漢佛教文獻相比較，以生卒年代較確定的印度佛教學者陳那（約480—540）和清辯（約490—570）為坐標，首次將月喜的活躍年限框定在了6世紀上半葉，鼎盛年估算為500—530年，并且依次把古印度著名哲學家烏底耶塔卡羅、月喜、法稱的鼎盛年都納入6世紀前后各約50年的跨度之中，由此奠定了《月喜疏》與勝論思想研究的重要歷史基準。

1874年，印度學者在位于印巴邊境的賈沙梅爾發(fā)現(xiàn)了《月喜疏》的梵文寫本，但沒有傳布開來。直到1961年著名梵文學家、耆那教徒降布維杰亞出版精校本之前，學界可以利用的《勝論經(jīng)》只有保存于商羯羅?彌施洛（15—16世紀）撰《補注》中的經(jīng)文。近現(xiàn)代學者早就注意到商羯羅?彌施洛所傳經(jīng)文存在很多問題，但苦于沒有其他抄本可以比照而難解疑惑。梵本《月喜疏》的發(fā)現(xiàn)與出版極大地改變了《勝論經(jīng)》及勝論哲學的研究狀況，對考察同時期佛教等其他學派的思想發(fā)展也有著特殊意義，是近200年國際印度學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

雖然各國學者都非常重視《月喜疏》這一被“埋沒”了一千多年的重要文獻，但由于解讀哲學文本的難度很大，故作為思想研究之必要先行條件的現(xiàn)代語全譯本，多年來只有宮元啟一于2009年出版的日譯版本。筆者耗時十年完成的漢譯是對《月喜疏》的第二次全譯，也是繼玄奘法師之后首次譯釋梵文勝論經(jīng)典為漢文，旨在為通達原語者考察第一手材料提供方便與參考，又能滿足不諳梵文者以漢譯為媒介了解一部全新的論著，使研究成為可能。

梵典漢譯是有著千年傳承的博大精深的“獨絕”之學。翻梵譯經(jīng)的工作充滿艱辛與挑戰(zhàn)，作為青年學者應當勇?lián)�使命，為確保具有重要文化價值和傳承意義的“絕學”冷門學科“有人做、有傳承”而甘坐“冷板凳”、敢啃“硬骨頭”，努力達到“養(yǎng)兵千日、用兵一時，需要時也要拿得出手、用得上”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