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援建吳哥古跡20年

　　吳哥之名源于梵文“Nagara”,意為“神圣的城市”。“吳哥”是個現(xiàn)代概念,專指由紀念性建筑、水庫和城墻組成的一個政治影響力遍布東南亞大陸大部分地區(qū)的中心。由于在吳哥地區(qū)方圓200多平方千米的范圍內(nèi),散布著上百座吳哥王朝時期建造的建筑遺跡,因此這些建筑群統(tǒng)稱為“吳哥古跡”。

　　吳哥古跡位于柬埔寨首都金邊西北240千米的暹粒省,荔枝山(Phonm Kulen)以南、洞里薩湖(Tonle Sap)以北的臺地上,這里曾是9—15世紀吳哥王朝的都城所在。吳哥建筑始建于9世紀,其后的幾百年間國都雖有變遷,但是一直在今天的吳哥地區(qū)附近,直到1431年吳哥都城被泰國軍隊占領,國王遂決定放棄吳哥遷都金邊。此后,吳哥建筑群也逐漸倒塌、荒蕪,消失在熱帶雨林叢中。

　　緣起:拯救吳哥古跡國際行動

　　吳哥古跡在17—19世紀末被西方殖民者發(fā)現(xiàn)后,以法國遠東學院為代表的研究機構也隨之對吳哥古跡進行了考古發(fā)掘和古跡的修復工作。

　　1992年,吳哥古跡被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以瀕危遺產(chǎn)的形式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ǎn)名錄》。1993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出面,由法國和日本牽頭,組織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發(fā)起拯救吳哥保護行動,并成立了保護吳哥遺址國際協(xié)調(diào)委員會,從而揭開了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國際文化遺產(chǎn)保護合作行動的序幕。

　　1993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率團出席“國際拯救吳哥古跡國際行動”東京會議,中國政府成為吳哥保護國際行動最早的一批發(fā)起者和參與者之一。這是繼20世紀60年代埃及阿斯旺水庫建設引起的努比亞文物搶救之后,規(guī)模最大的全球性文化遺產(chǎn)跨國行動。

　　1997年,國家文物局選定吳哥古跡周薩神廟(Chau Say Tevoda)作為保護修復與研究對象,并委托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前身)正式組建“中國政府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工作隊”,著手開展周薩神廟保護修復項目。1998年正式啟動實施周薩神廟保護修復與考古研究。這是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在柬埔寨實施的第一個文物保護項目,也是中國政府援助吳哥古跡保護工程的開始。

　　成果:形成“兩處五地”的綜合平臺

　　周薩神廟地處吳哥通王城勝利門外,西距勝利門約500米,隔路與北側的托瑪農(nóng)神廟(Thommanon)相對峙。神廟圍墻占地面積約1650平方米,坐西朝東,由東、西、南、北四座塔門,中央圣殿和南、北兩座藏經(jīng)殿等石質(zhì)單體建筑組成。建筑群以中央圣殿的中心主塔為構圖中心,呈對稱分布,主次分明。各單體建筑的墻面和基座均布滿雕刻。其建筑風格屬于吳哥藝術中的吳哥寺風格,建筑的時代為12世紀上半葉。

　　根據(jù)周薩神廟破壞的具體情況,中國工作隊制定了基本的原則:“搶險加固、遺址保護、重點修復。”其中,“搶險加固、遺址保護”是指在基本保持現(xiàn)狀的前提下進行的一般性保護工程,而“重點修復”是文物保護工程中對原物干預最多的重大工程措施。

　　維修工程的工作程序分為前期研究和施工兩個階段:1998—1999年為前期研究階段,主要的工作有考古調(diào)查、工程地質(zhì)勘探、建筑損傷情況調(diào)查、制定維修計劃和施工的準備等。2000年4月開始動工修復,2007年6月工程全部完工。2008年12月,周薩神廟修復工程全部竣工。

　　2006年,國家文物局與柬埔寨吳哥古跡管理局正式簽署“中國政府援助柬埔寨吳哥古跡保護(二期)茶膠寺保護修復項目合作協(xié)議”。鑒于周薩神廟的順利竣工,及獲得的國內(nèi)外各方的高度評價,2007年以來,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參與選定茶膠寺(Ta Keo)作為援柬二期項目。

　　2010年11月,茶膠寺保護修復工程正式啟動。同時,對茶膠寺建筑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前期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建筑、考古、結構工程、巖土工程、保護科學等諸多學科,先后完成各類研究報告17項,取得了重要的階段性成果。2018年12月,茶膠寺修復工程全部竣工。

　　茶膠寺位于吳哥通王城勝利門東約1千米處,坐西朝東,是一座廟山建筑,按須彌山意象進行設計和建造,平面布局按照中心對稱和軸線對稱相結合的方式組織。整體是逐層收進的五層方形須彌壇,壇頂五座塔殿呈梅花狀布置,在東西和南北軸線與其相交處均設有一座塔門,藏經(jīng)閣和長廳建筑分布在東西軸線兩側,組群外壕溝環(huán)繞,東側有長長的甬道,一直通向東池西岸,以碼頭平臺作為結束。其建筑風格屬于吳哥藝術中的南北倉建筑風格,建筑年代為10世紀末11世紀初。

　　為配合周薩神廟和茶膠寺的維修工作,中國工作隊對相關遺址進行了考古調(diào)查、勘探、發(fā)掘以及初步研究,以便于了解遺址的整體布局和文化堆積,最終形成了四篇(部)考古簡報(報告)及兩部工程研究報告。

　　2018年1月,李克強總理對柬埔寨進行正式訪問,中柬兩國政府發(fā)表聯(lián)合公報指出,中方將繼續(xù)對吳哥古跡、柏威夏寺、吳哥城中的王宮遺址及其他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和修復提供支持。中國工作隊從最初的周薩神廟、茶膠寺,到王宮遺址、崩密列寺、柏威夏寺,逐漸形成了“兩處五地”的吳哥古跡援外綜合平臺。

　　反思:提升考古數(shù)量和精細化程度

　　從1998年正式啟動實施周薩神廟保護維修至2018年12月茶膠寺修復工程全部竣工,中國政府在保護修復吳哥古跡方面已經(jīng)工作20年。經(jīng)過20年的持續(xù)工作,取得的成績大家有目共睹。同時,我們也很有必要對以往考古工作進行反思,以便于更好地指導下一步的工作。

　　由于吳哥古跡類型繁多,損壞情況有別,各國文物保護專家理念也不盡相同,但是理念和目標是一致的。

　　原物重建法已被各國普遍采納,石質(zhì)建筑是實施“原物重建法”最基本的條件,倒塌的建筑物石質(zhì)構件必須保存在原地,如此才有條件進行建筑復原。但是,在吳哥核心區(qū)之外有些建筑遺址內(nèi)石質(zhì)構件遺失嚴重,我們是否還有必要對建筑進行復原?這種情況下,也許我們對此類建筑遺址進行適當?shù)目脊虐l(fā)掘,掌握其建筑的整體規(guī)模、布局和屬性,要比單純地復原建筑更有意義,可為以后建筑遺址的展示和利用提供基礎材料。

　　考古學是根據(jù)古代人類通過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以研究人類古代社會的一門科學(參見夏鼐、王仲殊《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序言》,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版)。考古學所研究的是歷史的物化表現(xiàn)。也許有人會問,我們?yōu)槭裁匆�研究吳哥歷史?因為研究中國文明,光靠我們自己的材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與其他古代文明進行比較。正如李學勤所言,中國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比較研究,目的是為了更深入地認識中國古代文明本身。他建議,在掌握中國考古學成果之外,有必要去認識外國的、世界的考古學。

　　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是大勢所趨,是中國考古學發(fā)展的必然。而在吳哥古跡保護和綜合研究中,考古工作是基礎,只有對遺址進行科學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弄清遺址的規(guī)模、結構和屬性,才能在以后的修復過程中對遺址有全面的把握和理解。如此方能更好地復原建筑本身,還原歷史的真相。通過對吳哥地區(qū)的建筑古跡研究,提升價值認知,加深對吳哥歷史的認識。

　　如暹粒機場擴建時,在邊寺特洛(Prasat Trapeang Thlok)和托斯塔螺(Tuol Ta Lo)四周進行考古發(fā)掘時,發(fā)現(xiàn)了10—11世紀的居址和手工業(yè)作坊遺址及與之相關的稻田遺址。國外考古學家利用激光雷達對荔枝山叢林覆蓋地區(qū)成像,發(fā)現(xiàn)了一座吳哥時期的早期城址。該城址比吳哥寺遺址的歷史還要早大約350年,它是吳哥王朝第一座城市,始建于802年。同時,他們還對吳哥寺及早期都城貢開周圍展開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寺廟、城市周圍有大量的街道、居址、寺廟、水塘等遺跡。

　　又如,吳哥城以東90千米處磅斯外的圣劍寺(Kompong Svay Preah Khan)是吳哥王朝時期面積最大的封閉式遺址,占地面積32平方千米,遺址修建在并不適合耕種的土地上,很多學者紛紛猜測該遺址的用途。最終,通過科學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大家了解了該遺址的性質(zhì)。

　　從目前對吳哥歷史研究現(xiàn)狀來看,以現(xiàn)存的都城、寺廟等建筑為核心的歷史考古研究以及對1300余通碑銘的解讀,大致可勾勒出吳哥時期的社會面貌。但是,在吳哥古跡考古的數(shù)量和精細化程度上都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許言、王元林《吳哥古跡保護與考古研究的回顧和思考》,《中國文化遺產(chǎn)》2018年第2期)。雖然有國外考古學家使用激光雷達探測出,吳哥古跡的核心區(qū)主體寺廟之外有大量的河渠、街道、居址、池塘等遺跡,由此而得出吳哥王朝時期的城市是由大量堤壩、灌溉系統(tǒng)、民居房址、道路和稻田組成環(huán)繞的。但是,從考古學的角度來分析,通過激光雷達探測得出如此結論難免有些倉促和不謹慎,如此規(guī)模的遺址還需要大量的考古發(fā)掘工作對其進行精細化作業(yè),對遺跡進行分期和歸納,以甄別出不同時期的遺跡,以便于我們能夠?qū)�吳哥歷史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和見解。

　　展望:增強中國學者的國際話語權

　　20世紀以來,西方學者尤其是法國學者在吳哥地區(qū)的考古活動未曾中斷,他們掌握著吳哥古跡的考古發(fā)掘與研究的話語權,吳哥古跡考古主流理論和觀點也是由他們主導。如喬治·賽代斯(George Coedès)、亨利·馬紹爾(Henri Marchal)、亨利·帕爾芒捷(Henri Parmentier)等一批吳哥學研究的領軍人物。他們研究碑文、藝術、建筑,同時對吳哥古跡進行考古發(fā)掘、保護修復等,在吳哥歷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礎工作。

　　雖然中國在吳哥地區(qū)工作20年,但是我們的考古工作只是在配合古遺址的保護和修復,處于邊緣地位。我們在吳哥古跡考古研究方面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觀點,尤其是在華南與東南亞之間的人群遷徙、文化、經(jīng)濟交流領域,考古研究嚴重滯后。我們對周薩神廟和茶膠寺的考古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從吳哥古跡社會史、宗教史、文化史的視野下開展的考古工作及吳哥文明與古代高棉史的綜合研究還是比較欠缺的。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海上絲綢之路”建設,2016年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作出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增強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指示。為此,我們要加強吳哥古跡考古學的研究,尋找相關歷史依據(jù)、激活歷史因子,豐富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借助“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我們需要建立自己關于吳哥古跡考古學的話語體系,以增強中國學者在吳哥古跡研究方面的話語權。

　　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國自古以來就與東南亞保持著緊密的聯(lián)系。如東南亞低地地區(qū)的粳稻起源于中國,粟的種植,豬、狗及牛的馴化都是從中國傳播過去的。又如,青銅冶金術存在一條從中原向華南再向東南亞傳播的“金錫之路”。在中國歷史發(fā)展過程中,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一直發(fā)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不了解外國的歷史和考古學資料,就難以對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進行深入的研究。在我們研究中華文明特質(zhì)的時候,由于不了解其他古代文明,沒有開展相互比較的基礎,曾遇到過嚴重困難(王巍《中國考古學國際化的歷程與展望》,《考古》2017年第9期)。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了解吳哥古跡歷史就是了解當代東南亞的文化,就是更為深入地了解中國古代文明。

　　　(作者單位:中國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