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危機下南歐左翼政黨的政治迎合

代議制民主是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關鍵環(huán)節(jié)就是民眾通過定期選舉代表而行使國家權力。但在現實的發(fā)展過程中，代議制民主制度逐漸演變?yōu)橐环�“精英民主”的圖景。民粹主義政黨不斷渲染“精英”和“大眾”之間的鴻溝，以二者之間的分裂質疑主流政治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并號召底層民眾反抗上層精英。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fā)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歐洲政治格局的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左翼政黨的民粹化傾向在意大利、瑞典、德國、希臘、法國、奧地利等國家的選舉突破就是重要例證，它們不僅導致很多國家政黨格局發(fā)生結構性變化，也一定程度上挑戰(zhàn)著西方世界引以為豪的自由民主體制。近一段時間以來，南歐一些國家左翼民粹化政黨如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SYRIZA）和西班牙“我們可以”黨（PODEMOS）當前的政治選舉成就，引發(fā)了政壇地震和歐盟的普遍關注。

經濟危機發(fā)酵誘發(fā)

政黨政治格局變化

2015年1月，齊普拉斯領導的“激進左翼聯盟”黨以36.7%的選票贏得希臘大選，并與獨立希臘黨人（ANEL）聯合組閣，成為歐洲為數不多進入政府執(zhí)政的激進左翼政黨。2014年的歐洲大選中，SYRIZA獲得26.5%的選票，超過新民主黨躍升為第一大黨�！凹みM左翼聯盟”黨的民粹主義話語宣傳鼓動，是其從邊緣性政黨走向主流政黨甚至躍升為執(zhí)政黨的重要因素。以反緊縮政策上臺執(zhí)政的“激進左翼聯盟”黨，面臨的主要執(zhí)政挑戰(zhàn)是，如何與國際債權人就主權債務問題和援助合作進行談判并達成協議。但齊普拉斯政府未能成功地履行選舉前承諾，2015年7月希臘議會與國際債權人達成第三輪救助協議。雖然希臘國內爆發(fā)了多場反對政府緊縮政策和新救助方案的示威游行，但2015年9月的大選中“激進左翼聯盟”黨依然再次當選并執(zhí)政，該黨此次再次勝選所采取的選舉策略引發(fā)了外界的很多思考和關注。

與此同時，在西班牙也發(fā)生同希臘類似的政治變化態(tài)勢。創(chuàng)立于2014年1月的西班牙“我們可以”黨，成員主要是大學教職人員、左翼社會活動家，如“聯合左翼”（IU）的成員、“反資本主義左翼”（IA）政黨的成員，以及其他社會運動的成員等。高舉反緊縮政策大旗的“我們可以”黨，在同年5月的歐洲大選中獲得8%的選票，并在歐洲議會中獲得5個議會席位。2016年西班牙大選中，“我們可以”黨與“聯合左翼”、綠黨組成選舉聯盟，獲得超過21.2%的全國選票成為議會第三大黨，打破了西班牙傳統政治權力平衡。“我們可以”黨有著較為明確的民粹主義定位，強調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愿景，話語體系和理論戰(zhàn)略深受拉克勞和墨菲的民粹主義理論影響，正是秉持這些主張的“我們可以”黨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崛起，威脅到了西班牙的傳統政治格局，這種變動給西班牙國內政治穩(wěn)定帶來了嚴峻的挑戰(zhàn)。

民粹主義：

歐洲政客們的選舉“甜品”

深陷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泥潭的南歐各國，由于經濟低迷、失業(yè)率高、政治無序、民眾憤怒等，為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產生、發(fā)展壯大提供了現實土壤。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和西班牙“我們可以”黨，成功地動員了對傳統主流政黨失望的選民和對未來充滿恐懼的人民，贏得了政治上的果實。在穆德和卡特瓦塞看來，民粹主義是一種“弱意識形態(tài)”（thin ideology），它將社會分為兩大同質性卻對抗的集團——“純潔的人民”和“腐敗的精英”，而政治應該是人民一般利益的表達。拉克勞則認為，民粹主義是可以在任何政治運動中出現的政治邏輯和話語類型，顯著特征是對社會集團中“人民”與“敵人”（政治精英）的二元對立劃分。民粹主義既存在于右翼政黨之中，也存在于左翼政黨之中，前者的民粹主義主張具有排外性，而后者則具有包容性。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和西班牙“我們可以”黨等南歐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和選舉突破，既受益于歐洲多重危機的時代背景，即經濟社會災難導致民眾對主流政治和政黨失去信心；同時，也離不開激進左翼政黨反緊縮政策的社會動員和戰(zhàn)略選擇。概括而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經濟困境孕育政治民粹化傾向。20世紀70年代的民主重建后，希臘形成了由中左翼的泛希臘社會運動（PASOK）和中右翼的新民黨（ND）輪流執(zhí)政的相對穩(wěn)定的政黨體系。2009年，泛希臘社會運動贏得大選，但此時希臘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已非常突出，為了避免希臘破產，喬治·帕潘德里歐被迫與“三駕馬車”（歐洲委員會、歐洲央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簽訂緊急備忘錄，實施嚴苛的緊縮政策。2011年喬治·帕潘德里歐辭職，盧卡斯·帕帕德莫領導的新民黨繼續(xù)推行緊縮政策，嚴厲的財政紀律、社會福利支出的削減和大規(guī)模私有化，令民眾苦不堪言。2008—2012年，希臘的GDP縮水20%，失業(yè)率上升了23%，其中年輕人失業(yè)率達到60%。2011年秋，希臘爆發(fā)持續(xù)數月大規(guī)模反緊縮政策的“廣場運動”。2008年的金融危機同樣重創(chuàng)了西班牙經濟，2012年西班牙政府通過“歐洲穩(wěn)定機制”向“三駕馬車”借款10億歐元，陷入公共債務危機的政府被迫實施嚴苛的緊縮政策。2008年以來，西班牙的失業(yè)率為17%左右，而在2017年7月，青年的失業(yè)率高達39%。長期低迷的經濟形勢、緊縮政策的負擔以及政治丑聞和腐敗案件等，滋生了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和反抗情緒。2011年5月，西班牙爆發(fā)“憤怒者”抗議運動，譴責政治精英已不再是人民的代表，呼吁“真正的民主”。

主流政黨的代表性與合法性危機。代議制民主是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關鍵環(huán)節(jié)就是民眾通過定期選舉代表而行使國家權力。但在現實的發(fā)展過程中，代議制民主制度逐漸演變?yōu)橐环�“精英民主”的圖景。民粹主義政黨不斷渲染“精英”和“大眾”之間的鴻溝，以二者之間的分裂質疑主流政治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并號召底層民眾反抗上層精英。就希臘和西班牙案例而言，主要的中左政黨、中右政黨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歐盟財政規(guī)制，它們很難找到同時符合國家利益又符合選民利益要求之間的平衡，無法為走出經濟和社會困境提供有效解決方案，無法有效回應民眾反緊縮政策的需求。在此背景下，主流政黨代表民意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因而，受到來自民眾不同程度的選舉懲罰。

在希臘，挫敗、憤怒、絕望等情緒的累積，最終導致中下層民眾政黨認同發(fā)生改變，對執(zhí)政當局喪失信心。特別是泛希臘社會運動，在2012年第一次大選中損失慘重，選舉支持率從2009年的43.9%下降到13.2%，新民黨在此次選舉中的選票也減少了15%左右。在西班牙，社會工人黨在2011年的大選中損失了將近15%的選票，人民黨贏得大選。但繼續(xù)實施緊縮政策的人民黨在2014年的歐洲大選、2015年西班牙大選中的選票也急劇下降。2014年歐洲大選中，社會工人黨和人民黨的得票率都達到歷史最低點。主流政黨的代表性危機，為反建制的激進右翼、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發(fā)展和崛起提供了政治空間和“窗口期”，特別是它們能夠利用簡單化的、激進主義的反緊縮政策宣傳口號將自己打造為普通人民大眾的代言人。

左翼政黨的“二元”民粹化動員。無論是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黨，還是西班牙的“我們可以”黨，政黨政治的理論話語和政策綱領中都明顯將社會空間劃分為兩個維度——“他們”（當權派）和“我們”（人民），這一“精英”和“大眾”的二元對立，也是它們被界定為民粹主義政黨的重要標志。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的領導人齊普拉斯在2012年之后的演講中頻繁使用“人民”一詞，該黨在2012年和2015年國內大選的海報宣傳中也不斷喚起人們對于當局緊縮政策的憤怒和不滿情緒，同時為人們提供了縮減債務負擔、與債權人重新談判、解決貧困、強化公共服務的替代性方案�！拔覀兛梢浴秉h具有強烈的反建制、反精英傾向，成為大眾反抗主流政黨和既存政治體制的重要政治力量。2014年歐洲大選中，該黨提出了反緊縮政策、反新自由主義、重建經濟、反對腐敗和增強社會融合的諸多政策倡議。

菲爾克曾指出，“殖民主義是理解任何形式的民粹主義的關鍵性要素”。包容性民粹主義大多發(fā)生在殖民主義國家或地區(qū)，如拉丁美洲。南歐地區(qū)是經濟危機、債務危機的重災區(qū)，南北的地理劃分，特別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程度上的差異，極易導致希臘、西班牙等國民眾將抗議和憤怒轉移到以德國為首的歐盟。在他們看來，布魯塞爾的精英們和以德國為首的歐元區(qū)債權人正把歐洲南部“貧窮”國家當作新的殖民對象來看待，正是經濟全球化、地區(qū)一體化、新自由主義和私有化改革才導致目前國內的經濟、社會困境和政治危機。

從歐洲政黨政治視角看，“激進左翼聯盟”黨的上臺執(zhí)政和“我們可以”黨這一類型政黨的崛起和選舉突破，很大程度上鼓舞和激勵了其他歐洲國家的激進左翼政黨，像齊普拉斯這樣的政客已成為歐洲激進左翼的“門面擔當”。在此意義上，更多這樣的政治人物和政黨會利用這股民粹主義浪潮，去贏得他們的政治選舉，極有可能進一步加劇歐洲政治格局的動蕩和不穩(wěn)定性。當然，歐洲激進左翼這種正面導向作用不應被過分估計，畢竟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的成功經驗很難在其他國家和地區(qū)復制，它是否能夠產生持久的影響力，依然主要靠在政府中的執(zhí)政表現，在沒有廣泛影響歐洲議會政黨政治格局態(tài)勢的情況下，歐洲激進左翼能走多遠還需要觀望。現實的情況是，歐洲多國的激進左翼政黨依然是國內邊緣性小黨，而諸如德國左翼黨、荷蘭社會黨，以及北歐地區(qū)的激進左翼，在本國國情和歐洲整體政治氣氛下，并未在當前緊張的歐洲多重危機背景下獲得明顯的選舉紅利，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歐洲左翼政黨政治的全面崛起。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歐洲激進左翼政黨的意識形態(tài)研究”（18KDC015）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