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迪歐的“否定性辯證法”及其局限

　　最近幾年，在中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辯證法研究開始受到學界關注。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巴迪歐的辯證法理論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一些學者對巴迪歐的辯證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甚至有人認為巴迪歐的辯證法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研究的一座高峰。事情真的是這樣嗎？巴迪歐的辯證法理論是否真的繼承了馬克思的辯證法傳統(tǒng)？這些觀點放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發(fā)展史上來考量，究竟居于怎樣的位置？

　　肯定性辯證法

　　與否定性辯證法

　　在巴迪歐看來，辯證法在西方不同的哲學傳統(tǒng)中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柏拉圖的辯證法、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亞里士多德的辯證法、康德的辯證法、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的辯證法、阿多爾諾的辯證法等不同種類的辯證法，如果我們忽略它們內部的細微差別，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即肯定性的辯證法和否定性的辯證法。

　　所謂肯定性的辯證法，是要在知性和辯證的兩大環(huán)節(jié)之后尋求一種思辨的統(tǒng)一，達到最后的全體性的確定性，因而肯定性的辯證法總是要進行體系的建構，要在經(jīng)驗的現(xiàn)象世界之外去尋求最后的根據(jù)和本體，要努力為現(xiàn)象世界找到最后的確定性和秩序。在“上帝已死”的前提下和目的論的世界觀解體的背景下，這種追求大全的統(tǒng)一的肯定性的辯證法可能會帶來形而上學的“恐怖”。在一定程度上，這種辯證法要為20世紀以來人類發(fā)生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負責。巴迪歐對肯定性的辯證法持猛烈和堅決的批判態(tài)度，拒絕在辯證的環(huán)節(jié)之后去尋求一種思辨的統(tǒng)一，努力讓思維和理論停留在辯證的否定和創(chuàng)造性的環(huán)節(jié)中，使思維永遠向多種可能性開放。這種否定性的辯證法是面向具體事件的辯證法，是在否定既有秩序的過程中去發(fā)現(xiàn)新的可能。

　　巴迪歐強調否定性辯證法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因為他看到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文明形態(tài)已經(jīng)制造了一個密不透風的整體，要想砸碎這個整體，為人類找到一種新的存在方式，就必須開掘辯證法的這種批判的和革命的本性。將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所強調的那種作為創(chuàng)造性和革命性原則的辯證法堅持到底，與資本主義保守的文化和生產總體保持一種批判的距離，為可能到來的共產主義革命隨時做好準備。

　　可以說，巴迪歐對辯證法的理解，部分地受到了海德格爾現(xiàn)象學和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的影響。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明確強調了對于此在的生存來說，事件是一種本體，此在的周圍世界是在事件中被建構起來的。此在面對的并不是一個現(xiàn)成的自在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在一種偶然性的事件中，在因緣和意蘊的關聯(lián)中被建構起來的，它是一種動態(tài)的過程。因而，此在在本質上是一種“能—在”，是“去—存在”。在這個“能—在”的世界中，存在著辯證的結構，但這不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普遍的結構，恰恰相反，這是一種個體性的、歷史性的、不可復制的面向未來的結構。

　　阿爾都塞則進一步強調，導致世界出現(xiàn)相對穩(wěn)定結構的原因是多元的，并不是哪一種單一的原因產生了這種穩(wěn)定的結構，這些多元的原因，有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有的卻完全是偶然的。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中，歷史主體會遭遇到怎樣的原因，這完全不取決于歷史主體自身，而是一種偶然的相遇。巴迪歐的辯證法繼承了海德格爾的事件本體論，并與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和偶然相遇的唯物主義相關聯(lián)，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固執(zhí)地停留于神秘主義的偶然相遇的否定性的辯證法。

　　對巴迪歐辯證法的批判性反思

　　在我們看來，巴迪歐對辯證法的這種理解符合青年馬克思的精神。馬克思在1846年之前為了從黑格爾龐大的思想體系中掙脫出來而尋找一條新路，確實曾經(jīng)一度非常強調辯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的本性，強調辯證法的否定一面，在這個意義上，巴迪歐對辯證法的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這并不是馬克思有關辯證法理解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

　　馬克思不僅在成熟時期強調辯證法的肯定性維度，哪怕是在青年時期他也沒有完全拋棄辯證法的肯定維度。在《論猶太人問題》中馬克思懸設了“無產階級”這個革命主體，這個革命主體絕對不是簡單停留在辯證階段就可以發(fā)現(xiàn)的，“無產階級”所承擔的歷史功能是從整體上全面超越私有制和市民社會，這體現(xiàn)了馬克思對歷史目的的確定性理解。

　　而隨著思想的不斷發(fā)展，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還是在《共產黨宣言》中，無論是在《1857—1858年經(jīng)濟學手稿》，還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都自覺地貫穿了一種歷史目的論的看法，而這種歷史目的論恰恰是肯定性辯證法的一個基本特征。如果我們仔細反思《資本論》中的那些范疇運動，就會發(fā)現(xiàn)馬克思也借用了黑格爾正反合的三段論，但馬克思創(chuàng)造性地把黑格爾作為精神運動的三段論改造為作為物質的社會關系的運動的三段論。

　　因此，我們認為巴迪歐對馬克思的辯證法的理解是片面的。無論是黑格爾還是馬克思的辯證法都不是簡單地停留在辯證環(huán)節(jié)，而是要進入到一個更高的肯定性的環(huán)節(jié)。無論我們把馬克思的辯證法叫做“歷史辯證法”還是“唯物辯證法”，它都包含第三個環(huán)節(jié)，即肯定性的統(tǒng)一環(huán)節(jié)。如果馬克思的辯證法沒有第三個環(huán)節(jié)，那么馬克思主義就很難與那種為革命而革命、為否定而否定的無政府主義、布朗基主義和托洛茨基主義區(qū)別開來，馬克思主義就只能淪為一種革命的學說，而不能成為一種建設的學說。

　　在我們看來，巴迪歐面對西方總體性的資產階級文化和生產模式努力想去保持辯證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從而去捍衛(wèi)共產主義理想的理論抱負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對馬克思辯證法的理解確實存在片面性。我們應該對巴迪歐的辯證法保持一種警惕，不僅僅是因為它肢解了馬克思的辯證法，還因為這種肢解會導致巴迪歐找不到真正革命的主體、革命的動力和方向，這樣一來，巴迪歐式的激進只能停留在理論層面而無法付諸實踐。在現(xiàn)實生活中卻不知不覺地又融入到資本主義的總體中，造成一種對資本主義的犬儒式的生活。如果理論上的激進是真誠的還值得肯定，但假如這種激進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表演，只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yè)的一部分，那將是可悲的。

　　既然我們已經(jīng)看清楚了巴迪歐理論的總體局限性，而且這種局限性直接與他的辯證法理論相關，那么我們就不可能像某些學者認為的那樣，以為巴迪歐的辯證法理論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理論的高峰。反而我們認為，巴迪歐的辯證法理論只是片面地繼承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批判和否定的維度，而沒有很好地繼承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肯定性和建構性的維度。

　　以問題意識代替盲目崇拜

　　通過對巴迪歐辯證法的實事求是的分析，我們認為在今后推進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過程中，要注意三個方法論原則。

　　一是要對西方當代的左翼思想家進行仔細甄別。不是所有的西方左翼思想家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的思想不一定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fā)展，很有可能是一種歪曲和顛覆。對于那些歪曲和顛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方法和立場的人，我們不僅要高度警惕，而且要有勇氣與其做理論上的爭論，以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

　　二是要摒棄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盲目崇拜。要客觀冷靜地分析他們的思想，對于那些真正具有原創(chuàng)性和啟發(fā)性的思想要高度重視，對于這些思想家的限度也要有清晰的意識，既不能故步自封和一味批評，也不能毫無主體性地過度拔高，要拋棄那種認為越新的人物其思想就越深刻的幻想。

　　三是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要強化中國當代的問題意識。著重去發(fā)掘那些對于當代中國具有解釋力和構建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使它們成為解決中國當代問題的有益的理論資源。對于那些與中國當代社會沒有契合度的思想，更多的是做一些學理性的分析，分析它們的思想史意義，而非現(xiàn)實意義。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心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