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的詩歌贈答,或許是《穆天子傳》中所載的周穆王與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的“賦詩往來”,但這只是傳說。真正于史有征的贈答詩應(yīng)為先秦時期諸侯卿大夫與鄰國交往時的賦詩言志,但他們吟詠之詩并不是他們自己所作。現(xiàn)在可以確認的關(guān)于贈答詩的最早記載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大雅》中的《崧高》一詩中。這首詩中有“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fēng)肆好,以贈申伯”的詩句,明確點出“吉甫作誦”來贈給申伯。后來東漢蔡邕的《答卜元嗣詩》中則有“斌斌碩人,貽我以文。辱此休辭,非余所希。敢不酬答,賦誦以歸”的詩句,指出詩作不僅有“貽”(贈),接受贈詩的人還有“酬答”。
突顯詩歌交流功能
現(xiàn)存最早的有贈有答的詩作出自東漢桓帝時秦嘉、徐淑夫婦之手。秦嘉有五言體《贈婦詩》三首。《玉臺新詠》載有《贈婦詩》的小序,序云:“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為郡上掾,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边@篇小序交代了秦嘉的籍貫、官職及寫作這三首詩的背景。《贈婦詩》其一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嗤。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fù)空返。省書情凄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zhuǎn)。憂來如循環(huán),匪席不可卷。”他的妻子徐淑寫有五言楚歌體的《答秦嘉詩》一首,詩曰:“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沉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jié),夢想兮容輝。君發(fā)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泵魅撕鷳(yīng)麟《詩藪》稱贊“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這是從其所抒之情真切感人的角度作出的評價。此外,在中國詩歌史上,秦嘉、徐淑夫婦創(chuàng)作的這些贈答詩也有其特殊的意義。它們標示了中國詩歌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變化,詩歌開始敘寫個體的私人生活和體驗,詩歌創(chuàng)作也開始有了特定的讀者。而特定的讀者則使詩歌抒情具有了明確的對象,所寫之事更為具體,所抒之情也更為專注。
《文選》所收詩歌中有贈答類,收詩數(shù)量為諸類詩歌之最,共收錄了24人的72首詩。這些詩作的顯著特點是在題目中標出“贈”某某或“答”某某,詩人在題目上就明確標出了詩歌是為某個單獨的個人而作。
《毛詩序》說詩歌原本是“用之鄉(xiāng)人焉,用之邦國焉”,《禮記·王制》稱“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fēng)”,《漢書·藝文志》稱“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fēng)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些都是強調(diào)詩歌寫作的公共性特征。而贈答詩則不同。如開“贈答”風(fēng)氣之先的王粲,其《贈蔡子篤》詩末云:“何以贈行?言授斯詩。中心孔悼,涕淚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蓖豸优c蔡子篤一同在荊州避難,離別之際他寫下了這首詩贈給友人,以表達惜別之情。這首詩所抒發(fā)的情感是私人化的,但也不妨害其對政治生活的敘寫,如詩中也有“悠悠世路,亂離多阻”之類對世路艱難的詠嘆。
贈答類詩歌的興起,使詩歌在創(chuàng)作前就有了確定的讀者,而贈詩一般也會有反饋。由此,作詩者并非是在自說自話,也不是單純的傾訴,而是渴望交流?梢哉f,贈答使詩歌的交流功能得以突顯。
此外,贈答詩由于具有特定的讀者對象,便于詩人表達在其他場合不便表達的訴求或態(tài)度。如司馬彪的《贈山濤》、郭泰機的《答傅咸》,這兩首詩都是表達希望對方舉薦自己的私人化請求。而張華在其《答何劭詩》說“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xué)少所經(jīng)”,稱自己的志向與才能不在“功名”而在“文學(xué)”,表達的也是個人情懷。
激活詩歌敘事能力
《毛詩序》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贈答詩既然是為了特定的讀者而作,同時也就需要在詩中寫明是因何事而抒情。由此,贈答詩激活了詩歌的敘事功能。以中古時期的贈答詩而言,其敘事主要有如下幾類。
第一,敘述送行之事。古人有臨別“以言贈行”的傳統(tǒng)。相傳孔子辭別老子,老子就“送人以言”!段倪x》贈答類詩歌中所錄王粲的三首詩均是在他為朋友送行時所作,其《贈文叔良》直接稱“惟詩作贈”。曹植的《贈白馬王彪》也是作者與白馬王曹彪分別時相贈之作。
第二,敘述作詩者所遇之事。贈答類詩歌中也有敘述詩人游覽、旅行之事,或描繪游覽、旅行途中所遇景物的。詩人以贈詩的形式把這些事、這些景寫給對方,同時也把自己當時的心境告訴對方。如謝惠連的《西陵遇風(fēng)獻康樂》、謝朓的《暫使下都夜發(fā)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等詩均為此類詩的代表作。
第三,作詩者敘述自己的處境與想法。在這類詩歌中,詩人自述己事,向某人吐露自己的心胸情懷。如傅咸在其《贈何劭王濟》的“序”中即稱“賦詩申懷”,表明自己企望追攀何劭、王濟二位賢人的愿望,卻又自愧不如因而要隱退,實際上是在委婉表達自己的仕途困頓。
第四,敘述對方之事加以勸勉贊賞。對方有所不足則贈詩以勸勉,對方有長處優(yōu)點則加以贊賞。無論是勸勉還是贊賞,著眼點全在對方。如劉楨的《贈從弟三首》,以蘋藻、松柏、鳳凰為喻贊賞其從弟的品性,自然有勉勵之意。又如曹植寫有《贈徐干》一詩,劉良注曰:“子建與徐干俱不見用,有怨刺之意,故為此詩!逼鋵,詩中稱賞徐干貧窮但有才德,并含蓄地表示要舉薦他。
第五,表達與友人分離不能相見的思念之情。如陸機作有《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詩云“與子隔蕭墻,蕭墻阻且深。形影曠不接,所托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吾心”,李周翰解釋說陸機與顧彥先“同為尚書郎,遇雨不相見,故贈此詩”。
第六,敘述某事以達到某種實用性目的。如晉末時盧諶擔任段匹■的別駕,盧諶覺得自己節(jié)行有所虧,但又不得不從,于是寫了《贈劉琨》一詩表明心跡。劉琨作《答盧諶》一詩,以“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激勵盧諶樹立匡扶晉室的遠大志向,并敘說自己壯志未酬的悲憤之情。后來劉琨受段匹■疑忌而遭囚禁,又作《重贈盧諶》一詩激勵盧諶完成救國大業(yè),并解救自己于困厄。
第七,詩人在贈詩中自述對友人的誠摯感情。如劉楨《贈五官中郎將》四首其二中稱“望慕結(jié)不解,貽爾新詩文”,表明向友人贈詩是因為對友人的向慕。
中古時期的贈答詩借由敘事來抒發(fā)詩人情感,因此激活了詩歌的敘事功能,同時使詩歌所抒之情落到了實處。敘事與抒情的結(jié)合,也增加了詩作的藝術(shù)感染力。
設(shè)立詩歌創(chuàng)作標準
當強調(diào)詩歌的公共性時,詩歌創(chuàng)作的標準是《毛詩序》所言的“發(fā)乎情,止乎禮義”,理由是“發(fā)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而強調(diào)詩歌的私人性時,其創(chuàng)作標準又是什么呢?細讀留存至今的中古贈答詩,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存有大量對于“誠”的描寫,這在某種程度上可看作是當時贈答詩的創(chuàng)作標準。
兩晉的贈答詩有很多寫到了“誠”。如張華在《答何劭詩》其二中寫道:“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發(fā)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彼盐娜碎g贈答詩作的“緣情”與“寫心出中誠”聯(lián)系了起來,提出贈答詩所寫之情應(yīng)該以“誠”為標準。張華認為贈答詩應(yīng)“寫心出中誠”的觀點在當時很多贈答詩作中都有體現(xiàn),如傅咸的《贈崔伏二郎詩》中“人之好我,贈我清詩”“誠發(fā)自中,義形于辭”,陸云的《答吳王上將顧處微詩》中“亦有芳訊,薄載其誠”,鄭豐的《答陸士龍·南山》中“交棄其數(shù),言取其誠”,孫綽的《答許詢詩》中“斂衽告誠,敢謝短質(zhì)”等詩句,均不同程度地表明,贈答的“緣情”應(yīng)以“誠”為標準。由此可見,對于“誠”的重視已成為當時贈答詩創(chuàng)作中一種重要趨向。
王符在《潛夫論·務(wù)本》中批評漢代“賦頌之徒”是“長不誠之言者也”。與此不同,中古時期的贈答詩在發(fā)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寫心出中誠”的創(chuàng)作標準。這一標準繼承了孔子“修辭立其誠”的主張!岸Y義”是一種外在的社會規(guī)范,而“誠”則偏重于自我要求。強調(diào)詩歌的公共性時,自然應(yīng)追求“發(fā)乎情,止乎禮義”,而側(cè)重詩歌在私人領(lǐng)域的傾訴與交流功能時,則有必要依照“寫心出中誠”的要求來進行創(chuàng)作。這不僅為詩歌創(chuàng)作設(shè)定了“內(nèi)”“外”兩種標準,也為詩歌發(fā)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