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初心的感人故事

致讀者

今天恰逢我們黨成立98周年的紀念日，我們精心策劃了這期特刊，作為一份特別禮物，獻給中國共產(chǎn)黨。

“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苯�(jīng)過98年的砥礪奮進和自我革命，當初中國社會上那個僅有50多人的不起眼小黨，如今已成為擁有9000多萬名黨員的世界第一大執(zhí)政黨。98年來，在我們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真正成為了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不斷匯聚起開創(chuàng)美好生活的磅礴偉力；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前所未有地煥發(fā)出新的蓬勃生機。那么，中國共產(chǎn)黨為什么“能”？對于這個“世界之問”，習近平總書記早在十九大報告中就已給出了明確回答：“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

初心激發(fā)創(chuàng)造，使命鑄就輝煌。一部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展壯大的成長史，其實也是一部踐行初心使命的奮斗史。為了生動展現(xiàn)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這部壯麗史詩，本期特刊緊扣“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的“總要求”，著力從“守初心”“擔使命”“找差距”“抓落實”四個層面，深刻展現(xiàn)98年來我們黨踐行初心使命的生動實踐和歷史經(jīng)驗，深刻揭示其中蘊藏的內(nèi)在邏輯和精神價值，以期為深入開展“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提供閱讀輔助。

北京日報理論部

2019年7月1日

當前，全黨正在進行“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5月31日，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守初心”的內(nèi)涵。6月24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他再次強調(diào)我們黨要“始終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貫之體現(xiàn)到黨的全部奮斗之中�！苯�百年的黨史就是一部塑造初心、守護初心并為初心而奮斗的歷史。在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階段，涌現(xiàn)出無數(shù)可愛可親的黨史人物，創(chuàng)造了無數(shù)可歌可泣的“守初心”故事。

“生為《共產(chǎn)黨宣言》生，死也為它死”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堅定的理想信念堅守初心�！豆伯a(chǎn)黨宣言》第一個中文版翻譯的故事，可以讓我們了解黨的初心是怎樣形成和塑造的；而她傳奇的旅行和保管歷程，又可以讓我們了解共產(chǎn)黨員是以何等堅定的理想信念堅守初心的。

1920年早春，在浙江義烏分水塘村一間簡陋的柴屋中，陳望道用木板和凳子支起簡易的書桌。兩部詞典占據(jù)了書桌大部分位置。此后的幾個月，他把自己封閉在這里，時而奮筆疾書，時而蹙眉深思，時而字斟句酌。累了，他就在鋪板上短暫休息一小會兒；餓了，他就匆匆墊幾口母親送來的簡餐。雖是早春，江南仍時有料峭春寒。這天，母親送來粽子，還特地加了一碟紅糖。紅糖有御寒的作用，她特別囑咐陳望道，吃粽子要蘸紅糖。陳望道一邊應著，一邊把粽子蘸著墨水，當作紅糖吃下去了。墨水和紅糖的味道當然不一樣，然而，完全沉浸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的陳望道，竟全然品味不出兩者的差異。直到母親察覺，陳望道才解釋道，真理的味道是很甜的。

這似乎是一個精彩絕妙的隱喻。閃耀著真理光芒的《共產(chǎn)黨宣言》，對中國先進分子產(chǎn)生了多么強大的吸引力，又與中國先進分子有多么天然的親近感�！豆伯a(chǎn)黨宣言》所言說的，正是在中國先進分子內(nèi)心中回蕩了良久的理想。在她的照耀和啟發(fā)下，這批先進分子內(nèi)心中的理想，變得清晰、明亮和堅定起來。中國共產(chǎn)黨就要誕生，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也慢慢形成和塑造起來了。

4月底，陳望道刻苦譯好的《共產(chǎn)黨宣言》被帶到了上海。8月，《共產(chǎn)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出版了。翌年8月，到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的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攜帶陳望道吃墨汁翻譯的《共產(chǎn)黨宣言》跨越長江，把《共產(chǎn)黨宣言》傳到了中國北方�；氐綕�南，他們把書交給濟南黨組織專司黨報發(fā)行和保管的張葆臣。張葆臣發(fā)現(xiàn)，經(jīng)常同他一起參加黨組織活動的劉雨輝熱愛學習，就把這本書傳給了劉雨輝。1926年春節(jié)，劉雨輝把這本書帶回故鄉(xiāng)濱州市廣饒縣大王鎮(zhèn)劉集村，并親手交給村黨支部書記劉良才。劉雨輝指著封面上的“大胡子”說，這個大胡子叫馬格斯（即馬克思），他和一個叫安格爾斯（即恩格斯）的人一起寫了這本書。共產(chǎn)黨員都該學一學，會讓我們知道今后該走的路。

魯北平原上的劉集支部，是山東省乃至全國最早的農(nóng)村黨支部之一。1925年，廣饒最早的共產(chǎn)黨員劉子久將劉良才發(fā)展入黨，劉良才在劉集村秘密成立黨支部并擔任支部書記。

精通語言學的陳望道，在翻譯時努力做到通俗簡練，他通篇用白話文翻譯，還注重用漢語的俗語來實現(xiàn)通俗的修辭效果，翻譯出了像“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一類精彩的句子，“義俠”“血性”“兒女”“深情”等詞匯通俗而接地氣，但是，對于僅讀過兩年私塾的劉良才而言，“大胡子”筆下的道理還是令他不能迅速吃透。不過，想到這是一本從黨的一大帶回來的書，想到這是一本省城黨員叮囑能夠知道今后該走的路的書，劉良才還是堅持啃下來了。此后的三個冬春，他帶領黨員和積極分子，在自己小院的北屋中，反反復復地讀，努力把書中艱深的道理轉化為更為通俗易懂的語言，講給更多不知路在何方的中國農(nóng)民聽。

書一頁頁地翻過了，字一個個地認全了，理一句句地悟透了。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劉集村的黨員漸漸懂得了“大胡子”的話，他們從中學到了反抗，學到了斗爭，學到了解放。1928年，劉良才發(fā)動了打擊地主豪紳的革命斗爭。斗爭勝利了，劉良才卻暴露了。他因此無法在當?shù)亻_展工作。1931年2月，山東省委安排劉良才擔任濰縣縣委書記。

遠赴濰縣前，劉良才最放心不下的是這本《共產(chǎn)黨宣言》。他預料到自己可能被捕。這本書到底放到哪里呢？劉良才反復考慮，決定將其留在本村支部。他親手把這本書交給劉集村支部委員劉考文，鄭重地囑托他：“你要好好保存這本書，你要把它視為自己的生命，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還寶貴。” 他還說了一句令劉考文終生難忘的話：“生為《共產(chǎn)黨宣言》生，死也為它死�！�

劉良才鄭重的囑托讓劉考文感到了沉甸甸的責任。劉考文有時把它藏在糧囤底下，有時封進灶頭，有時又轉移到屋頂。雖然幾易藏處，謹慎的劉考文還是常常食不甘味、夜不能寐，他唯恐這本重要的著作在他手上出現(xiàn)問題。1932年8月，廣饒西鄰的博興縣農(nóng)民暴動被韓復榘鎮(zhèn)壓。機警的劉考文敏銳地從博興的局勢預判敵人可能要鎮(zhèn)壓廣饒縣，他感到自己目標太明顯，一旦敵人對劉集村動手，自己必定是敵人首先下手的對象。他想到了同村的黨員劉世厚，劉世厚平日里行事低調(diào)謹慎，忠厚老實，在農(nóng)民堆里，一點都不扎眼。就像當年劉良才把書交給劉考文一樣，劉考文再次把書交給了劉世厚。一切都如當年的交接一樣鄭重和沉重。劉考文對劉世厚幾乎說了同樣的話：“這本書務必保存好，它比我們的生命都重要。”

就這樣，這本《共產(chǎn)黨宣言》又一次完成了轉移。劉考文不久就被捕了。因叛徒出賣，劉良才也在濰縣英勇就義了。

捧著這本承載了共產(chǎn)黨員生命和鮮血的《共產(chǎn)黨宣言》，劉世厚內(nèi)心中升騰起一種無以復加的責任感。他經(jīng)常變換藏書地點，但心里總是感到不踏實。在他精心呵護下，這本書一次次地躲過了敵人的眼睛，躲過了國民黨的搜索，躲過了日軍的掃蕩。1945年，日軍放火燒村，一次性燒毀了劉集村500多間房屋。老百姓被日軍趕出村子。當時，劉世厚把這本書藏在山墻的“雀眼”中。被趕出村子后，劉世厚想到這本書還在自己家里，又冒著生命危險潛回村里。當時，他家的房子已經(jīng)被點燃了，他冒著嗆人的濃煙爬到“雀眼”處，小心翼翼地掏出這本書。真是萬幸。持續(xù)兩天的大火幾乎燒盡了劉集村全部的家當，糧食燒光了，柴草燒光了，農(nóng)具燒光了。這本書卻在共產(chǎn)黨員的精心呵護下保存了下來。

劉世厚把這本書用藍布包好，放在一個小匣子里。此后的30年間，他精心保管著這本書。他經(jīng)常會像捧著寶貝一樣端詳一番，每當這時，他就會想起劉良才和劉考文的囑托。

1975年1月，周恩來在四屆全國人大召開期間見到陳望道，充滿期待地問：“《共產(chǎn)黨宣言》最早的譯本找到?jīng)]有？那是馬列老祖宗在我們中國的第一本經(jīng)典著作，找不到她，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心病��！”陳望道遺憾地搖了搖頭。就在這一年，廣饒縣征集革命文物，84歲的劉世厚將保存了43年的《共產(chǎn)黨宣言》交給廣饒縣歷史博物館。這正是陳望道翻譯的本子。

這本受過血與火洗禮的《共產(chǎn)黨宣言》經(jīng)歷了獨特的旅程。她曾經(jīng)照亮和見證了共產(chǎn)黨人初心，共產(chǎn)黨人則用自己的初心守護她；她曾塑造了共產(chǎn)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共產(chǎn)黨人則用堅定的理想信念詮釋她。

“千萬別出去，要是被日軍發(fā)現(xiàn)了，福星就保不住了”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初心，要時刻不忘我們黨來自人民、根植人民。黨和人民是魚和水的關系，是血與肉的關系，是種子和土地的關系。乳娘的故事生動地闡述了黨和人民的這種關系。

1942年，日軍“鐵壁合圍”“拉網(wǎng)合圍”使山東抗日根據(jù)地陷入最困難的境地。頻繁轉移給根據(jù)地黨政軍干部的子女養(yǎng)育工作造成嚴重不便。中共膠東區(qū)委決定設立育兒所，養(yǎng)育黨政軍干部子女和烈士遺孤。

9月，乳山東鳳凰崖村的姜明真從育兒所領養(yǎng)了嬰兒福星，為了有足夠的乳汁喂養(yǎng)福星，她狠心給自己剛剛8個月的孩子斷了奶。一次，日軍掃蕩，她帶著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進山洞。兩個孩子在一起，只要喂一個，另一個就哭鬧。為了避免暴露，姜明真把兒子送到一個無人的山洞。敵機轟炸開始了，她聽到了自己孩子的哭聲。婆婆心急如焚硬要過去看看，她噙著淚水勸說：“媽，千萬別出去，要是被日軍發(fā)現(xiàn)了，福星就保不住了�！比哲姵吠撕�，她看到自己的兒子在山洞里亂爬，手腳被磨得鮮血直流，嘴上沾滿了泥土和鮮血，肚子哭得脹鼓鼓的。沒幾天，孩子就去世了。有一次，為了不被日軍發(fā)現(xiàn)，她捂住另一個兒子的嘴，因過度驚嚇和窒息，這個孩子也不幸夭折。福星被養(yǎng)到4歲，才被親生父母領走。姜明真收養(yǎng)過4個八路軍子女，沒有一個傷亡，而自己6個孩子則因疏于照顧夭折了4個。據(jù)統(tǒng)計，膠東育兒所共有300多名乳娘養(yǎng)育了1223名革命后代，在日軍殘酷的掃蕩中，膠東育兒所的乳兒無一傷亡。

“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產(chǎn)黨員要出現(xiàn)在群眾面前”

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守初心，要永遠不能脫離群眾、輕視群眾、漠視群眾疾苦�？h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的故事，激勵著我們永遠不能脫離群眾，不能漠視群眾疾苦。

蘭考縣是黃泛區(qū)中的典型。1962年，春天的風沙摧毀了地里的小麥，秋天的澇災淹壞了田里的莊稼，全縣的糧食產(chǎn)量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作為縣委書記的焦裕祿習慣性地用手擠壓著肝部，從廣場上撿起群眾擠掉的半個糠面窩頭。回到縣委會議室，焦裕祿說，黨把蘭考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沒能帶領他們戰(zhàn)勝災荒，卻讓他們端著飯碗四處流浪。我們不感到羞恥和痛心嗎？1963年的蘭考又是一個多災的年份。秋季多雨，糧食歉收，百姓清苦。冬日里風雪肆虐。焦裕祿說：“在這大風大雪里，貧下中農(nóng)住得咋樣？牲口咋樣？”他要求黨員到群眾中，與群眾同甘共苦。他說：“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共產(chǎn)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xiàn)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談道：“我們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祿同志事跡教育成長起來的，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1966年，正在上初一的習近平，在課堂上聆聽了政治課教師朗讀的人民日報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習近平幾次泣不成聲。經(jīng)過幾代共產(chǎn)黨人的努力，2017年，蘭考縣摘掉了貧困的帽子。蘭考不僅成為河南省第一批脫貧縣，也是全國第一批實現(xiàn)脫貧摘帽的國家級貧困縣。

“烏紗算什么？百姓最重要！”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diào)，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黨史上，黨為了人民過上美好生活而奮斗的故事不勝枚舉。王伯祥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

1988年農(nóng)歷臘月廿八，壽光縣三元朱村支部書記王樂義，拿著一根頂花帶刺的鮮黃瓜找到縣委書記王伯祥。這根翠綠的黃瓜給灰色調(diào)的萬物蕭瑟的嚴冬平添了一抹亮色。王伯祥抑制不住內(nèi)心的興奮，他讓王樂義把冬種黃瓜的技術學會用到壽光。為了推廣這種種植技術，王伯祥的破吉普車就沒閑著。經(jīng)過不懈努力，壽光成了著名的江北菜場。

在這兩年前，王伯祥被任命為壽光縣委書記。當時，通過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任制改革，壽光農(nóng)民生活基本上達到了溫飽水平。但是，農(nóng)民手頭仍然沒錢花。當時壽光有25萬戶，120萬人口。王伯祥默默地定下一個目標：要讓25萬戶成為25萬個“雙萬元戶”。他將目光投向了蔬菜經(jīng)營。但是，由于當時市場不發(fā)達，蔬菜種植具有很大風險。1983年，全縣大白菜豐收，一車車大白菜在田地旁和大街上排成長龍，但找不到合適的市場，大量白菜滯銷，全縣大概爛掉2500萬斤。時任縣委副書記的王伯祥從一位流淚的老大爺那里買了一整車白菜，一家人吃了一個冬天。王伯祥由此悟出一個道理，菜賣了是錢，賣不了還不如一堆草。是錢還是草，關鍵要看有沒有市場。

但是，當時蔬菜和市場都是敏感話題。遭受過菜賤傷農(nóng)的人們?nèi)匀恍挠杏嗉�，不太敢再種植蔬菜。連王伯祥的妻子都“告誡”他：“我們娘兒幾個吃大白菜事倒小，如果全縣落到那步田地，你這當書記的負不起責任！”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1986年，市場更是一個敏感話題，搞市場就免不了個體經(jīng)營，弄不好是要丟烏紗帽的。面對著種種質疑和勸誡的聲音，王伯祥認為，有風險也得辦，不能讓大伙辛辛苦苦種出的菜爛在家里賣不出去，老百姓過不上好日子。他說：“烏紗算什么？百姓最重要！真有什么政治責任，我一人承擔！” 在王伯祥的堅持下，壽光蔬菜市場建立起來了，百姓的日子逐漸富裕起來了。

在壽光任縣委副書記、書記八年，王伯祥一直住在四間舊平房里。1991年，他升任濰坊市副市長，只用一輛130小貨車就搬走了所有的家當。其中最值錢的是一臺冰箱，剩下的是舊桌椅和塞滿被褥的紙箱子。2009年，習近平在會見王伯祥先進事跡報告團時高度評價了他的業(yè)績：王伯祥以富民強縣為己任；堅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心一意為群眾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堅持正確的利益觀，嚴于律己，秉公辦事，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作者為山東社會科學院山東省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