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歐洲公共圖書館的興起

自宗教改革以降，國家與社會從基督教世界中逐漸顯現出獨立的力量，歐洲圖書館也在這一世俗化過程中展現出其多元類型與特點：有體現民族與國家認同的國家圖書館，有培育地方文化生活的市鎮(zhèn)圖書館和教區(qū)圖書館，有推動學術進步的大學圖書館、專業(yè)協(xié)會圖書館，有體現個人文化品位的私人圖書館和捐贈圖書館，也有促進閱讀社會化的會員制收費圖書館和流通圖書館。16—19世紀中葉，歐洲圖書館的數量和類型不斷增加，且因各地經濟狀況、社會結構、生活方式、閱讀習慣的差異，閱讀空間相互分開。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歐洲各地先后出現公共圖書館運動，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逐漸成為主流。

隨著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諸多皇家圖書館開始搜集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書籍和手稿檔案，承擔起民族文化保存者與掌管人的角色。法國圖書館學者加布里埃爾·洛代在1627年寫作的小冊子《建立圖書館之倡議》里寫道，要在民眾中獲得巨大聲望，沒有哪種方式比建藏書豐富、規(guī)模宏大的圖書館更保險的了。這正是近代早期國家圖書館興起的緣由。法國國家圖書館肇始于14世紀查理五世的國王圖書館，該館在17世紀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統(tǒng)治時期有了較大發(fā)展，1735年開始向公眾開放。法國大革命之后，沒收而來的貴族及教會藏書大大充實其館藏。1753年，大英博物館設立圖書收藏部，是為大英圖書館的前身。大英圖書館最初的藏書中有一部分來自1757年喬治二世捐獻的皇家圖書館，這一捐贈使得大英圖書館獲得接收法定送存本的資格，其藏書規(guī)模隨著英國圖書出版業(yè)的繁榮而壯大。

伴隨啟蒙思想的涌動與世俗化進程，具有自治性質的大城市、市鎮(zhèn)與大學也大力發(fā)展自己的圖書館，使其成為本地區(qū)知識網絡的中心與樞紐，奠定了歐洲文化版圖的基本格局。1578年，荷蘭阿姆斯特丹市政當局從天主教改宗新教，原天主教教會圖書資料構成了阿姆斯特丹大學圖書館的基本藏書。18世紀七八十年代，耶穌會與其他修會解散，其位于德意志地區(qū)的經院圖書館被弗萊堡大學、奧洛穆茨大學等大學圖書館兼并。受法國大革命影響，德意志地區(qū)于19世紀初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世俗化運動，教會領地與自由帝國城市合并，教會領地內的修道院圖書館也被城市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兼并。

從修道院圖書館的狹小空間里解放出來之后，閱讀不再是經院學究的特權，也不是王公貴族的奢侈消遣與學者的專屬領域，閱讀開始走向大眾。閱讀社會化過程，伴隨著市民階層的興起以及啟蒙思想從學者案頭、沙龍走向民間的過程。各類經營性質的圖書館興起并繁榮，擴大了閱讀的公共空間。英國的情況尤為典型，因為英國的商業(yè)革命與工業(yè)革命，為圖書館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個知識生產、流通與消費的完整體系——印刷出版物的數量與種類逐年增加，出版物的銷售網絡基本成型，讀者群隨著識字率的提升不斷擴大，但當時的圖書價格不菲，很多讀者選擇借閱而不是購買圖書，圖書館因此成為讀者首選的閱讀渠道。為了適應不同閱讀群體的需求，出現各類不同的圖書館。

17世紀末流行開來的會員制收費圖書館，是一個以中等階層男性為主體的文化與閱讀空間。會員不僅繳納比較高昂的入會費，也需要付年費，費用全部用于購買圖書。這類圖書館包括比較小眾的學會圖書館，例如化學、醫(yī)學、植物學、法律等方面的專業(yè)圖書館，由專業(yè)人士和團體組建，旨在加強會員之間的學術交流。還有的會員制圖書館出現在新興制造業(yè)與貿易城鎮(zhèn)，如伯明翰、曼徹斯特、利茲、謝菲爾德等地。更多的會員制圖書館位于鄉(xiāng)村教區(qū)和小城鎮(zhèn)，由負責地方政府的社會精英組織，因此圖書館管理委員會成員時常也是地方政治活動的組織者。他們選購圖書的原則，反映出地方的知識需求與社會價值觀。從蘇格蘭西南部的威格敦會員制圖書館現存的借閱記錄來看，讀者熱衷借閱的圖書主要是歷史類和游記類圖書，如休謨的《英國史》，愛丁堡大學校長羅伯遜的《查理五世時代》，圣安德魯大學沃森的有關西班牙菲利普二世的傳記等。除此之外，政治經濟、商業(yè)和道德哲學類圖書也在該圖書館目錄中占據重要位置。有研究者認為，這種閱讀偏好反映出蘇格蘭啟蒙思想在地方的傳播與影響。會員制收費圖書館遍布城鄉(xiāng)各處，通過圖書訂購與流通閱讀活動，不僅吸收外地乃至海外最新知識，也促進、支持和培育了地方文化生活。

18世紀30年代，提供圖書租借服務的流通圖書館出現，到18世紀后期成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市場經營主體。與會員制收費圖書館不同的是，讀者只需花費略高于一本小說價格的租借費，便可以在一年內平均閱讀30本左右的圖書。依據現存的書目清單可知，簡·奧斯丁寫作的那類講述人情世故的小說和充滿奇幻色彩的哥特式傳奇故事，特別受讀者尤其是女性讀者的歡迎。提供小說之類消遣性讀物的借閱服務，成為流通圖書館受到詬病的原因之一，批評者認為這類圖書館降低了閱讀的格調。然而，流通圖書館為小說作者和圖書銷售商提供了市場，為女性讀者提供了閑暇閱讀的渠道，因此這類圖書館迅速獲得商業(yè)上的成功。

工人階級也組織了會費低廉的收費圖書館。英國最早的工人收費圖書館出現在蘇格蘭利德希爾斯的鉛礦礦工之中，工人們希望通過有組織的知識活動，提升工作伙伴之間的知識水平和互助精神。起初，工人們以閱讀歷史與宗教類作品為主，如約翰·班揚的《天路歷程》的簡寫本等。18世紀90年代，隨著工人政治意識的覺醒，工人圖書館中開始訂購政治性與時事類小冊子，如托馬斯·潘恩的《人權》等。工人激進主義改革團體組織了很多小型圖書館，為工人提供借閱服務，激發(fā)他們參與改革運動的熱情。反對工人組織閱讀的聲音隨之而起，其理由認為閱讀有損勞動者的勤勉精神和服從的態(tài)度，圖書館是有害的溫床。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工人階級的圖書館會員以男性技術工人為主，直到1872年左右，女性工人和非技術工人才擁有會員資格。

上述各類圖書館不乏冠以“公共”之名，實質上卻是一種服務特定“公眾”的、排他性閱讀空間。如今我們對公共圖書館的理解，一般包含兩個要素：由地方或國家財政提供支持；應該免費對所有公民開放所有類型的館藏。圖書館的這種現代公共性觀念，源自于19世紀50年代至20世紀初的公共圖書館運動，這一運動與國家干預社會生活的觀念有關。

工業(yè)革命使得英國經濟突飛猛進之時，長期施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對社會的負面影響逐漸凸顯，貧困、酗酒、犯罪等社會問題與日俱增。人們開始接受這樣的觀念：國家和政府應該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積極作用，不僅要改變業(yè)已存在的社會問題，也要采取有效手段建設一個文明的社會。在這一觀念的推動下，一系列社會改革立法得以推行，如公共衛(wèi)生法、工廠法、基礎教育法等，公共圖書館法也是在這一背景下提出的。當時代表性觀點認為，公共圖書館應該成為社會治理的工具以及國家教育體系的支柱。道德改良與提升教育水平，是公共圖書館的兩大功能。

1850年，歐洲第一部公共圖書館法案在英國誕生。該法規(guī)定，經地方納稅人投票同意可以使用地方稅設立公共圖書館，然而其后40多年，公共圖書館的發(fā)展并不理想。1893年，英國議會對該法案做出修正，允許地方政府有權決定設立公共圖書館。此后，公共圖書館得以穩(wěn)步發(fā)展，并逐步消除了圖書館歷史上對性別、階層、經濟狀況、身份、年齡的諸多限制，實現閱讀空間真正的公共性。1871年德國統(tǒng)一之后，其公共圖書館運動得到發(fā)展，1924年成立德國公共圖書館協(xié)會，擁有450家圖書館會員。在社會和政治相對穩(wěn)定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1882年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歐仁·莫雷爾發(fā)起公共圖書館運動，1906年在他的倡議下成立了法國圖書管理員協(xié)會，公共圖書館在法國順利發(fā)展�？傮w來說，到20世紀初，歐洲已經普遍建立起公共圖書館體系，這與政府的公共屬性和社會職能是分不開的。

（作者：梁躍天，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掣毖芯繂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