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

改革開放40多年來，輿論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fā)展的晴雨表，“輿論監(jiān)督”“輿論引導”“輿論導向”“輿論場”“輿情”等詞語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的流行話語。黨和政府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視程度也越來越高。輿論也成為新聞傳播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計算機科學等各學科的重要研究內容。改革開放40多年來輿論的發(fā)展歷程，需要學術界從輿論史的角度追根溯源，總結輿論的時代特征，探求輿論工作的成敗得失，觀照當前輿論實踐。

輿論研究的歷史與現實

其實，我國關于輿論的研究早在晚清民國時期就已經出現。近現代報刊的發(fā)展和西方輿論研究成果的傳入，催生了中國近現代輿論學研究。梁啟超的《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1902）、汪馥炎的《輿論與社會》（1914）、羅家倫的《輿論的建設》（1920）、徐寶璜的《輿論之研究》（1920）、劉國楨的《輿論與社會》（1925）、樊仲云的《輿論與新聞》（1930）、鄒韜奮的《輿論的任務與力量》（1940）、張友漁的《報紙和輿論》（1944）等研究論文，開創(chuàng)了我國的輿論學研究。1936年，林語堂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輿論史學著作《中國新聞輿論史》。

近年來，輿論也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要領域，關于構建輿論學學科體系和理論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丁柏銓、陳力丹、李良榮、童兵、陳虹、王潤澤、許紀霖、唐小兵等一批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學科的專家學者，都在積極倡導和推動輿論學和輿論史的研究。然而，目前的新聞傳播史和歷史學研究的重點是晚清民國的報刊輿論。這些研究多是選取某一歷史節(jié)點上的社會事件、某一媒介或某幾種媒介，研究的是某一類群體的輿論史，還沒有形成自身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體系，專門的輿論史研究成果較為薄弱，更沒有很好地正視和參與改革開放輿論史研究。這不僅與改革開放以來輿論史的發(fā)展不相稱，也不利于學科的融合發(fā)展。因此，積極推進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是一項理論和實踐上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探索性的研究工作。

三大研究重點

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應重點把握當前迫切需要的研究內容。

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新聞輿論工作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研究。新聞輿論工作是中國共產黨始終重視的思想政治工作。正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新聞輿論政策、理論、思想、工作方式等。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應著重關注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新聞輿論工作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加強研究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新聞輿論工作的理論闡釋，加強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的社會文化意義。需要注意的是，這一研究應該牢牢把握一條主線，即新聞輿論工作貫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應該置身于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形成過程中予以研究。因此，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雖然以改革開放為研究重點，但是也應該觀照改革開放前的輿論史研究。

二是改革開放以來輿論史的史料整理與研究。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性工程就是史料的收集與整理，改革開放以來輿論史研究自然離不開史料工作。2016年7月25日，楊揚在上海交通大學《中國輿論史》教材編寫工作坊的發(fā)言中說，輿論史的研究“要注重尋找史料的支撐點，注重史的描述而不是理論的描述”。輿論史的研究不僅要對史料進行收集整理，更為重要的是在史料的基礎上開展研究，要以時間發(fā)展為經，以輿論構成要素為緯，展現輿論本體的發(fā)展歷史，揭示改革開放以來輿論史的獨特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輿論史料的整理與研究，工程浩大，需要傾注大量的時間精力，牽涉的領域非常廣泛，因此當前要推進重點領域的輿論專題史的史料整理和研究：按媒體形態(tài)劃分的報紙、期刊、廣播、電視、網絡與新媒體等輿論史料；按輿論類型劃分的政策文件、理論研究、調查報告等輿論史料；《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環(huán)球時報》《中國日報》等重點媒體的輿論史料；“真理標準大討論”“深圳特區(qū)建立”“國企改革”“香港澳門回歸”“北京奧運會”等重大事件輿論史料；環(huán)境、經濟、農業(yè)、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城鄉(xiāng)關系等重點領域的專門輿論史料，以及相關領域重大議題的輿論史料。尤其要注重口述史、民族志等跨學科的研究。通過對史料的收集、整理與研究，深入分析歷史語境中的輿論事件、媒介作用、社會文化等。

三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輿論史和涉華輿論史研究。改革開放40多年來，是中國不斷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屹立世界的進程，是從“富起來”到“強起來”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進程。在這一偉大進程中，輿論的作用不容忽視。因此，對外輿論的研究始終是各學科關注的焦點。不過，當前對外輿論研究仍局限在對外傳播體系建構的宏大敘事之中，仍然是局限于所謂的對外傳播策略研究，缺乏扎實深入的研究成果。系統(tǒng)梳理、總結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輿論史，不僅可以強化對外輿論研究的基礎理論，同時也可以從對外輿論史的發(fā)展演變中總結經驗教訓，進而從理論和實踐上為當前對外傳播話語體系構建提供有力的支撐。

同時，涉華輿論也是影響國家發(fā)展的重要外部因素。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的一舉一動備受世界關注。近年來，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世界各國對中國的關注度不斷提高。涉華輿論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態(tài)度、中國國際形象，影響中國對國際社會開放的態(tài)度和行為，也是一國制定外交政策和國際戰(zhàn)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相較于對外輿論研究，涉華輿論的研究更為薄弱。由于語言和資料獲取因素，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可以選取歐美、亞洲和非洲等地區(qū)的主要國家作為研究對象，選擇這些國家具有代表性的媒體，對改革開放以來涉華輿論傾向性的本質、生成、演變進行研究，以此為如何構建正面涉華輿論提供借鑒和參考。

作為社會意見的公開表達，輿論事關國家安危和民生民意。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是改革開放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需要借鑒跨學科理論，實現學科融合發(fā)展，構建多樣性的研究方法，立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fā)展的現實國情，反映輿論在歷史語境中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闡釋其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互動關系，凸顯輿論史研究的主體意識和創(chuàng)新精神，整合各專業(yè)、各學科的研究隊伍，共同推動改革開放以來的輿論史研究。

（作者單位：南京財經大學新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