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世界史學科的回顧與展望

【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我國的世界史學科，發(fā)端于19世紀中葉，而其真正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則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至今的70年。自鴉片戰(zhàn)爭后林則徐、魏源、徐繼畬等仁人志士“開眼看世界”，到康有為、梁啟超變法圖強，以及他們編撰的《海國圖志》《瀛寰志略》《俄彼得變政記》《斯巴達小志》等，可視為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fā)端。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以梁啟超、嚴復、陳衡哲、何炳松、陳翰笙、周谷城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在革命與戰(zhàn)爭的動蕩年代，盡其最大努力，翻譯和介紹了一些西方世界史學著作，編寫了一些世界史教材，對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具有重要啟發(fā)意義。不過，總體來說，這些前輩學者的工作極為有限，主要集中在西歐、北美等所謂“西洋史”的領域，對其他各大洲、各國的歷史幾乎沒有涉及，即使對西歐、北美的研究也僅停留在初級階段。

1.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創(chuàng)立、奠基期（1949-1978年）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歷史進入新紀元。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世界史學科也正式創(chuàng)立，初期主要受到蘇聯(lián)影響。從1949年到1978年，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就。

首先，在一些高等院校中建立了世界史的教學與科研機構，如北京大學、南開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設立了世界歷史專業(yè)，中國科學院設立了世界歷史研究所，這些教學與研究機構成為世界史學科發(fā)展的重要基地。在這里，集聚了一批致力于世界史研究的學者，培養(yǎng)并形成了我國第一批世界史專業(yè)隊伍。與此同時，由于國家規(guī)定中小學生都要學習一些世界史的知識，高等師范院校的世界史學科也獲得了教學相長的發(fā)展。另外，20世紀60年代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的拉丁美洲研究所、蘇聯(lián)研究所（今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亞非研究所（今西亞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初為伊斯蘭研究所），云南大學西南亞研究所等，盡管當時主要服務于外交工作，但也為這些區(qū)域歷史的研究打下了最初的基礎。

其次，初步建立了我國自己的世界史學術體系。歷史學既有“貫通”“綜合”的內在要求，又有學科細分、分科治學的現(xiàn)代學術特點，新中國成立后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也遵循著這兩條路徑發(fā)展。

其一是構建世界通史體系，即對世界歷史發(fā)展的整體框架進行建構與描述，其代表便是周一良和吳于廑主持的、舉全國世界史研究力量通力合作編寫的新中國第一部綜合性4卷本《世界通史》（包括配套的4卷資料集）。這套教材，以蘇聯(lián)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解讀為劃分歷史階段的標準，以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五種生產方式把世界各國、各民族、各地區(qū)的歷史排列起來，以階級斗爭為綱，以人民群眾為主角，通過時間和空間的經緯度，比較系統(tǒng)地敘述了從人類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的歷史。這部教材不僅體現(xiàn)了當時的中國學者對世界史的認識和研究水平，也體現(xiàn)了他們力圖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進行教學與研究，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世界史學術體系的真誠和努力。因此，盡管它受到蘇聯(lián)13卷本《世界通史》的影響，在世界通史的體系方面沒能有更多的創(chuàng)造和突破，但仍然是我國世界通史的奠基之作，成為高校通行的世界史教材，至今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參考書。

其二是在斷代史、地區(qū)史、國別史、專題史、史學理論與方法等方面有所建樹。例如，童書業(yè)、吳于廑、郭圣銘、林志純（日知）、耿淡如、劉啟戈、蔣湘澤、王榮堂、孫秉瑩、戚國淦、丁則民、羅榮渠、齊世榮等先生對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xiàn)代史和西方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雷海宗、閻宗臨、蔣孟引、辜燮高、沈煉之、張芝聯(lián)、吳廷璆、齊思和、劉緒貽、黃紹湘、楊生茂、劉祚昌、鄧蜀生、納忠、王繩祖等先生對歐洲史，對英國、法國、日本、美國、埃及等國別史和國際關系史的教學與研究，王輯五、何肇發(fā)、朱杰勤、陳翰笙、季羨林、周一良、楊人楩、丁則良等先生對亞洲史、東南亞史、中外關系史、非洲史、近代亞洲民族解放運動史的教學與研究，奠定了我國世界史研究的基石，培養(yǎng)了一代年輕的學人。與此同時，我國學者在“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向封建制社會過渡”“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以及“世界資產階級革命分期”等問題上所進行的學術爭論和理論探討，也進一步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解。另外，1971-1978年由十幾家出版社陸續(xù)翻譯出版的200多冊國別史或地區(qū)史，一些世界名著、名人傳記和回憶錄等，以及《外國歷史小叢書》（吳晗主編的通俗外國史知識讀物，“文革”后由陳翰笙主編）也為我國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打下了最初的資料和知識基礎。

誠然，由于這一時期的國際國內環(huán)境，我國的世界史研究不僅基本拒絕和排斥西方史學，與外界的學術交流也極其有限；同時亦由于原始資料嚴重匱乏、研究條件簡陋以及外國語言文字基礎薄弱，我國世界史還存在大量研究領域的空白。

2.我國世界史學科的大發(fā)展時期（1978年至今）

從1978年到今天，在40多年堅定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大好形勢下，我國的世界史學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發(fā)展。

首先是機構建設。我國全面恢復、重建和建立了世界史的教學、科研機構和學術團體，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學科發(fā)展架構。比如，幾乎在所有高等院校的歷史系都有世界史的教研室，不僅開設了世界通史、斷代史、國別史、區(qū)域史、專門史、西方史學理論等課程，而且進行科學研究。又如，除了20世紀60年代成立的一些專門的區(qū)域研究機構之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內又成立了美國、歐洲、日本等研究所，并都擁有自己的學術刊物。這些刊物與先前成立的各個研究所的刊物一起，成為展示世界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學術園地。與此同時，許多高校成立了富有自己研究特色的斷代史、國別史、國際關系史等研究中心。另一方面，有關世界史各領域的研究學會也紛紛成立。這些學術團體在推動和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隨著21世紀中國的發(fā)展以及面對越來越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為了更好地為國家的發(fā)展戰(zhàn)略、外交決策提供智力支持，從2012年起，教育部又在多所高校陸續(xù)成立了437個國別與區(qū)域研究中心（包括第一批“培育基地”42個和第二批“備案基地”395個），它們在客觀上也進一步擴大了我國的世界史研究領域。

其次是人才培養(yǎng)。我國已經形成了世界史本科、碩士、博士的完整的學位授予機制。在本科生培養(yǎng)方面，自1977年恢復高考招生制度后，不僅所有具有歷史系的高校都能授予本科畢業(yè)生歷史學學士學位，而且在全國已經有23所院校單獨設立了世界歷史專業(yè)，其中一些院校世界歷史專業(yè)的本科生還同時接受世界歷史和多種外國語言的專業(yè)訓練，如北京大學2012年開辦的“外國語言與外國歷史”專業(yè)，是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外國語學院、歷史學系聯(lián)合設立的；首都師范大學2001年開辦的世界歷史專業(yè)，其學生同時在歷史學院和外語學院學習。它們都是新型的跨學科專業(yè)，目標是為相關學科輸送基礎扎實、學識廣闊、適應力強的高質量的教學研究人才和國際文化交流人才。在研究生培養(yǎng)方面，1978年我國恢復了研究生招生制度，1981年正式實施學位制度，但當時能夠授予世界史研究生的學位點很少。經過多年的發(fā)展，到2019年，我國已經擁有31個世界史一級學科博士點，80多個世界史一級學科碩士點，幾十個世界史博士后流動站，形成了完整的世界史人才培養(yǎng)機制。這些在讀的世界史本科、碩士和博士生，在國家、學校的資助下，幾乎都有長短不等的出國出境學習機會，他們中的佼佼者正在不斷補充到世界史的教學科研隊伍中。

第三是學術梯隊。我國已經形成了陣容比較完整的世界史教學科研隊伍。其中大部分成員都接受過國內外正規(guī)的高學歷與學位教育，既有到國外境外留學并學成回國的優(yōu)秀學子，更有我們自己培養(yǎng)的大量世界史博士碩士；他們知識結構新、創(chuàng)新意識強，對外交流頻繁，對國內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學術前沿反應敏銳。這支隊伍正在前輩學者成就的基礎上繼續(xù)開拓進取，一些人已經在國際學術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別是經過幾代世界史學人的努力，這支隊伍已經基本形成老中青相結合、人才梯隊成功更替的發(fā)展態(tài)勢，保證了學科建設的有序發(fā)展。尤其要指出的是，2011年世界史學科升級為一級學科，說明了國家對發(fā)展世界史學科的迫切需要和殷切希望，為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提供了新的機遇。

第四是對外學術交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走出去、引進來，積極頻繁地開展對外學術交流，全方位多層次地與國際學術界接軌。在個人層面，越來越多的世界史學者多次走出國門，到世界各國的高等學府、學術中心和檔案館等機構，或攻讀博士學位、或深度進修查找資料、或講學、或出席學術會議，在不斷充實自己的同時，也強化了與境外同行的交流。與此同時，各國及中國港、澳、臺地區(qū)越來越多的學者來到大陸講學、研究、參加會議。中國學者還與國外學者進行了一些合作研究項目，如參加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的《非洲通史》的編纂、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東亞三國的近現(xiàn)代史》等。在學術機構層面，幾乎每個大學和研究機構都有相對固定的對外交流的對口大學或研究機構。在學術團體層面，各種研究學會也與國外同行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學術交流活動。比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連續(xù)召開了四次規(guī)模較大的世界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自2004年起，法國史研究會每年與法國相關學術機構合作開設了中法歷史文化國際研討班；自2009年起，中國英國史學會與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形成了定期進行學術交流的機制；2011年，首都師范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主辦了美國世界史學會第20屆年會，等等。一些中國學會或學者也參加了相關的國際學術組織，如法國大革命史研究會、國際二戰(zhàn)史研究會等。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國史學會積極開展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交流活動。自1982年中國史學會被接納為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成員之后，1985年中國代表團第一次正式參加第16屆大會，以后每隔五年中國學者都會組團或個人出席大會，或做大會主題發(fā)言、或主持專題討論、或參與圓桌座談會，使中國的一些研究成果為國際學術界所知曉。2015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在山東濟南召開，這是該大會自1900年成立以來首次在一個亞洲國家舉行，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

第五是學術研究。在此時期，我國的世界史學術體系得到了健康發(fā)展，其研究成果已呈現(xiàn)滿天星斗的繁榮景象。

其一是重新建構了我國的世界通史體系。隨著“文革”的結束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實行，我國世界史學界也迎來了思想大解放。當人們重讀經典作家對人類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論述時，發(fā)現(xiàn)他們不僅注意到社會形態(tài)的變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個整體即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從而對作為唯物史觀組成部分的馬克思主義世界歷史觀有了新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吳于廑和齊世榮受國家教委（即教育部）委托，主編了6卷本《世界史》。它突破了蘇聯(lián)的世界通史模式，以包括世界歷史理論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抓住世界歷史的縱向發(fā)展與橫向發(fā)展密不可分這個關鍵歷史現(xiàn)象，并將中國歷史納入其中，否定“西歐中心論”；通過對中外重大歷史事件、人物和現(xiàn)象的敘述，展現(xiàn)人類發(fā)展進程中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以及人類社會從古至今、從分散到整體、社會形態(tài)從低級到高級的發(fā)展歷程，從而重構了世界史的宏觀體系，成為最受歡迎的高校世界通史教材。該教材之后經過修訂，成為4卷本的《世界史》。與此同時，從文明史視角撰寫的《世界文明史》（2卷，馬克垚主編），從國際關系史角度撰寫的《國際關系史》（12卷，王繩祖主編），以專題和時序相結合的通史性著作《世界歷史》（8卷38冊，武寅主編），以現(xiàn)代化范式、分區(qū)域撰寫的《世界現(xiàn)代化歷程》（10卷，錢乘旦主編）等也紛紛問世。另外，由陳翰笙主編、數(shù)百位世界史學者參與編撰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2冊）的出版，以及它的第2版和正在編纂的第3版（網絡版），也是中國世界史發(fā)展的標志性成果之一。

其二是大大拓寬、拓深了研究領域，出版了大量教材、學術專著和論文，成果豐碩，多有創(chuàng)新。斷代史方面，古代史、中世紀史、近代史、現(xiàn)代史、當代史等基本全覆蓋，不僅出版了《世界上古史綱》《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xiàn)代史》《世界當代史》《戰(zhàn)后世界史》等不同版本的各個斷代的通史性著作，而且在古典學、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拜占庭學、中世紀史、一戰(zhàn)史、二戰(zhàn)史和冷戰(zhàn)史等西方學者長期居于領先地位的領域，都有中國學者的著述，其研究活動和成果也具有了一定的國際性。

專門史方面，除了作為傳統(tǒng)研究領域的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外交史、國際關系史、革命史、殖民主義史等之外，還不斷將研究擴展到勞工史、農民史、社會史、宗教史、法律史、文化史、教育史、藝術史、城市史、鄉(xiāng)村史、日常生活史、華僑華人史等領域。進入21世紀，一些前沿領域如全球史、環(huán)境史、婦女史、人口史、性別史、家庭史、疾病史、醫(yī)療衛(wèi)生史、災荒史、能源史、知識史、書籍史、心態(tài)史、概念史、記憶史、帝國史等，都有涉及。

區(qū)域研究方面，除了原有的東亞史、南亞史、東南亞史、中亞史、西亞史、拉丁美洲史、非洲史、中東史之外，將歐洲、西亞北非、亞太、地中海、印度洋、巴爾干、太平洋島國、大洋洲等分別作為一個地區(qū)的整體研究也已經有所發(fā)展�！斗侵尥ㄊ泛喚帯罚�楊人楩編），《拉丁美洲史稿》（2冊，李春輝著）等可視為早期出版的代表作，《中東國家通史》（13卷，彭樹智主編）和《中東史：610-2000年》（2冊，哈全安著）則在21世紀陸續(xù)出版。

國別史一向是中國世界史學者研究較為集中的領域，特別是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蘇聯(lián)/俄羅斯、日本等國的歷史研究方面，成果比較豐碩，不僅出版了中國學者自己著述的有關這些國家的多種版本的通史類著作，如《美國通史》（6卷，劉緒貽、楊生茂主編），《英國通史》（6卷，錢乘旦主編），《法國通史簡編》（沈煉之主編）和《法國通史》（張芝聯(lián)主編），《德國通史》（6卷，邢來順、吳友法主編），《蘇聯(lián)史》（9卷，鄭異凡主編），《日本史》（吳廷璆主編）等，而且對這些國家不同發(fā)展時期的內政、外交、軍事、社會、宗教、文化等都有探討；對意大利、西班牙、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土耳其、印度、以色列、伊朗等國家的歷史也有涉獵。

在西方史學史方面，《西方史學通史》（6卷，張廣智主編）的出版，當屬代表。除此之外，我國世界史學者對西方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的研究興趣也不斷增長，使之成為世界史學科建設的重要領域。學者們不僅介紹了計量史學、心理史學、口述史學等研究理論，而且引入了社會科學如經濟學、社會學、人口學、統(tǒng)計學等的研究方法。近年來，原屬于自然科學的遺傳學、古生物學、生物化學、地質學等的理論與方法也在世界史學科中初步運用，使我們對人類演化、遷徙的歷史進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大數(shù)據、信息史學也成為近年來學者關注的領域。與此同時，在相對傳統(tǒng)的世界史、文明史、現(xiàn)代化史等方面的理論與寫作范式，以及在全球史、國際史、跨國史、跨文化互動等方面的研究也受到了學界的關注并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探討。

另外，從現(xiàn)在可查到的已經公布的國家社科基金世界史的重點、一般和青年項目來看，1994年為10項，2009年為32項，2019年為98項，增長速度之快，令人欣慰。

隨著研究成果的增加，世界史的刊物也獲得發(fā)展。除了原有的能夠發(fā)表世界史著述的《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世界歷史》《史學理論研究》以及一些史學刊物和大學學報等期刊之外，一些具有研究特色的、定期或不定期的世界史學術期刊、輯刊不斷涌現(xiàn)，如《西學研究》《古代文明》《現(xiàn)代化研究》《冷戰(zhàn)國際史研究》《全球史評論》《近現(xiàn)代國際關系史研究》《經濟社會史評論》《世界歷史評論》《外國問題研究》《國別和區(qū)域研究》《醫(yī)療社會史研究》，等等，甚至創(chuàng)辦了少量世界史英文雜志，如《世界古典文明研究雜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世界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等等。

第六是資料的建設與利用。改革開放后，我國學者編纂了一些急需使用的資料集，如《世界史資料叢刊》（該叢刊從1957年開始選譯出版，大多數(shù)是“文革”后陸續(xù)出版，林志純、戚國淦、張芝聯(lián)、齊世榮等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現(xiàn)代部分》（3冊，齊世榮主編），《國際關系史資料選編》（2冊，王繩祖主編），《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資料選集》（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編），《當代世界史資料選輯》（3冊，齊世榮主編）等。后來，隨著出國研究機會的明顯增多，網絡和數(shù)字化技術的飛速發(fā)展，國家對購買圖書資料和各種數(shù)據庫的資金投入大大增加，我國世界史資料建設有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盡管我們的資料仍然無法與國外相比，但是大量已經解密的原始檔案資料，數(shù)不勝數(shù)的各種研究文獻，已經大大緩解了資料匱乏的問題，大體上可以滿足研究者的需要。例如，在世界上古史資料建設方面，購置了包括《洛布古典叢書》（至1999年已出版491冊）、《牛津古典文獻》（百余冊）、《托伊布納爾希臘羅馬文獻叢書》（幾百種）等古典學研究必備的資料；從國際關系史研究的檔案資料來看，北京大學收藏的美國外交史料、首都師范大學收藏的歐洲國家外交史料、華東師范大學收藏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檔案文獻都非常豐富。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它們，并利用多國檔案對史料進行甄別與考證，從而使敘事更為準確，解釋更為豐富，評價更為客觀，研究更加專深。

3.思考與展望

70年來，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成就斐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與問題，擇其要者言之：

一是偏重實證研究，對提高理論素養(yǎng)和改進研究方法的重視不夠。改革開放后，我國世界史學者在較充分地占有史料特別是原始檔案資料進行實證研究方面，已經有了很大進步。但是，一些學者的理論素養(yǎng)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yǎng)比較欠缺，對與自己研究領域相關的理論與方法論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一些成果形成了史料的堆砌，缺乏分析的深度，降低了世界史研究應有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一些學者觀念相對陳舊，方法相對單一，缺少對日益發(fā)展的跨學科、跨領域、跨國家的研究方法的敏銳了解和積極運用，對問題的解釋框架仍然囿于國外學者的語言體系，導致研究成果的創(chuàng)新性不足。

二是偏重微觀研究，對宏觀思辨著力不夠。與上述問題相聯(lián)系，一些學者滿足于微觀研究和個案探討，對構建歷史敘事體系和歷史發(fā)展脈絡關注不夠，更不愿探討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存在研究碎片化的現(xiàn)象和傾向。這樣的研究，即使在某一個問題上可能達到“求真”的要求，但仍然無法在整體上達到“求通”的高度，缺乏研究后勁，間接制約了世界史學科的發(fā)展。

三是偏重發(fā)達國家研究，對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的研究嚴重不足。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存在世界史學科分布不均衡、研究領域不平衡的問題。由于國家現(xiàn)代化建設的需要，學者們多重視對歐美大國的研究，反映了我國世界史學者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以及我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對非歐美國家和地區(qū)歷史文化的認識和研究同樣重要。由于我國世界史研究隊伍相對較小、質量參差不齊、掌握各種小語種的人才缺乏，目前對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研究還存在空白，此種現(xiàn)象需引起重視并加以改善。

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時代，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也進入了新階段。從理論和方法上逐步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應當是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的基本任務。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我們已經奮斗了70年。今后我們將繼續(xù)在理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深入學習、理解、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以審慎的批判性思維借鑒域外的學術理論與研究范式，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指導世界史研究；在學術上，要以開放的視角觀察、研究世界，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中汲取有益營養(yǎng)，在微觀專題探討與宏觀敘事體系的多重層面，提出新問題、挖掘新材料，運用新方法、做出新解釋，以中國學術語言闡釋世界史研究成果；在資政育人上，我們將從歷史的角度，充分發(fā)揮世界史學科觀照現(xiàn)實的智庫功能，服務于國家和社會的發(fā)展大局和人才培養(yǎng)，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應有的貢獻。我們相信，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斷努力，中國的世界史學科必將在世界學術之林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作者：徐藍，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