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松林先生的宋學研究

　　霍松林先生的宋學研究有著悠久的學術淵源。1946年，霍松林先生就讀于南京中央大學，師從陳匪石學習宋詞，師從汪辟疆研究宋詩；汪先生特意將所選宋詩朱筆加圈，再讓霍先生以毛筆小楷謄抄紙上，以此強化他對宋詩的學習，是為學林佳話。霍先生的宋學研究在大家引領下起步，又經(jīng)閱世事，因此較之常者具備了更為宏闊的學術視野和深重的歷史責任感。

　　霍先生的宋學研究以宋詩見長，約略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20世紀50年代、80年代的兩個“雙年并置”期，以及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的集成期。

　　第一個“雙年期”為1958年和1959年。在此期間，霍先生一連發(fā)表了《西昆派與王禹偁》（《人文雜志》）、《論蘇舜欽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遺產(chǎn)》）、《論梅堯臣詩歌題材風格的多樣性》（《文學遺產(chǎn)》）這三篇宋學論文。本雙年期內(nèi)，先生的宋學研究從文學外部走向文學的內(nèi)部，“為生民立命”的吶喊逐漸沉郁為學術探討的底蘊，研究重心遷轉(zhuǎn)到對文學規(guī)律、語言形式等理論的探索之上。顯然，這種學術規(guī)范化的進程是主動追隨時代走向、自覺深化理論研究、隨時調(diào)整研究方向的結(jié)果。兩年間，文獻發(fā)表雖謂密集，但著述成果步步遞進，呈現(xiàn)出清晰的進化層次，無疑是不作單一水平的重復研究，不斷超越自我、推陳出新的最好證明。

　　第二個“雙年期”為1983年和1984年。此期之內(nèi)，霍先生的宋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宋詩鑒賞領域，先后發(fā)表《蘇詩例釋》等六篇鑒賞文章，并出版專著《唐宋詩文鑒賞舉隅》。宏觀而言，其治學方略似乎從純粹的理論探討，轉(zhuǎn)向了文教大眾的“非專業(yè)”陣地；實際的鑒賞路徑卻與此相反，恰恰是經(jīng)歷了從“體感性”認知到“學理性”抽繹的學術化進程。發(fā)表于1983年5月的《感、視、聽的交替與綜合——說陳與義〈早行〉詩的藝術特色》（《文藝理論研究》），僅從基礎直觀的感知層面切入鑒賞，通過體感代入與視聽模擬，闡發(fā)詩作的藝術特色；其后發(fā)表的《蘇詩例釋》（《文史哲》）、《陸詩鑒賞兩題》（《山西師院學報》），鑒賞重心便深入遷移至詩作的語言形式，通過“憑空提起”“逆起”“二句一夾束”等句法與章法的解析，闡明“形式”造就的閱讀效果和文學審美的內(nèi)在規(guī)律，賦予詩作鑒賞以理論深度；再到《說陸游〈劍門道中立微雨〉》（《陜西師范大學學報》），處理方法就更為專業(yè)化，通過文獻考證與邏輯推演，將詩句書寫置入生平境遇與家國時運的大背景之下進行考察，以純?nèi)坏膶W術手段和嚴謹?shù)臍v史眼光審視詩作的文史意義及審美效果。1984年發(fā)表的《宋詩鑒賞二題》（《遼寧大學學報》），更是將人文情境與理學興味融為一體，完成感性審美與學理審釋兼?zhèn)涞蔫b辨賞析。

　　霍先生的宋詩鑒賞憑借豐富的歷史細節(jié)，超越了一般層面的語言審美；更以深廣持重的生命體悟，引領后人在文史交疊處探尋文藝真諦。從專業(yè)性的學術論斷到審美鑒賞，霍先生的宋學研究似乎采取了一條“接地氣”的大眾路徑，但個中內(nèi)容卻是經(jīng)過了高度的學術淬煉�；粝壬鷳{借一身學養(yǎng)，對既有的文學體裁“鑒賞”進行了規(guī)范與升華，將其變成復合文學學術和日常審美為一身的文藝載體。

　　霍先生的宋學研究集成階段是在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本時期內(nèi)，霍先生的宋學著述成果陸續(xù)結(jié)集出版。1994年出版《宋詩三百首評注》；1999年出版《唐宋名篇品鑒》；2011年出版《宋詩鑒賞舉隅》；2015年出版《宋詩舉要》。鑒賞專著的成書發(fā)行，將原本束之高閣的古典文學帶向大眾，在整個社會中形成現(xiàn)象級的文學審美熱潮。其鑒賞著述未嘗局限于具體作品，亦不作泛于表面的介述，而是憑借詳實考證和縝密推論，以身作渠，銜通古今，將蘊藉豐厚的宋詩寶藏引入當下的日常生活，灌溉培育了民族幾代人的古典文學素養(yǎng)。該時期內(nèi)，霍先生還同鄧小軍、張小麗等共同發(fā)表論文《論宋詩》（《文史哲》）及《論王安石的晚年禪詩》（《蘭州大學學報》），其中關于宋詩的論斷“自然意象的淡化，人優(yōu)勢的提升，規(guī)范了宋詩淡樸無華的基本風貌；崇尚品節(jié)涵養(yǎng)的精神與藝術上的創(chuàng)新，決定了宋詩瘦硬通神的風格要素；富于人文修養(yǎng)的情致，產(chǎn)生了宋詩淵雅不俗的風味。因此，淡樸、瘦硬而有味，是宋詩的總體風格”，至今仍是學術界關于唐詩、宋詩區(qū)別的具有總結(jié)性的結(jié)論和認知。

　　綜觀先生的宋學研究歷程，最令人動容者是霍先生治學的思想內(nèi)核：立命于民。他的研究從來不只局限于紙上，霍先生的治學格局從未囿于書齋，而是將學術目標與時代需求緊緊相連，突破相對狹隘的專業(yè)“桎梏”，回到文學文本本身。集成期的種種著述，除見霍先生腕底波瀾、胸中巖壑，更是填補了民族整體文化素養(yǎng)亟待提升的巨大需求空間。從前至今，霍先生從未忘卻生民之需，在新的歷史時期，仍然不斷探尋更加適宜、合理的文化方式去服務民眾。從充滿歷史回響的學術探索，到審美余韻繞梁的文學賞鑒，霍先生的治學歷程始終堅守著文學本位，并不斷向文學內(nèi)部深化，從中亦可管窺我國學術研究從新中國成立伊始的格局初具到后期體系成熟的發(fā)展過程，也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當代學術發(fā)展史。

　　霍先生的宋學研究校正了早期“崇唐絀宋”的學術局面，更新了學術研究的有效方法，引領后輩學人不斷拓展宋學的研究范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宋代文學研究發(fā)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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