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球史

　　全球史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流行于世界史壇的一種提倡從全球整體出發(fā)審視人類歷史活動的史學理論與實踐。目前，在全球范圍內(nèi)，越來越多的高校和中學開設了全球史課程，許多大學還成立了全球史研究機構，歐美亞三大洲均建立了全球史洲級學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五年一度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亦多次以全球史作為會議的專題或主題。

　　全球史的最大突破是從學理上顛覆了世界史學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論”。16世紀前后，歐洲殖民者通過征服與擴張成為人類中最先認識和接觸自然地理意義上的“世界”的人，因而“天然”擁有解讀世界及其歷史的“優(yōu)先權”。為使其經(jīng)濟和領土擴張合法化，他們極力利用這種特權創(chuàng)制普世性話語，在此后的不同時代，或以上帝福音的傳播者自居、或以文明的化身自命，或以現(xiàn)代化的標桿自詡。不管是使用什么名目，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歐洲/西方總是代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代表世界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而其他民族和群體只能扮演追隨者的角色。更為可悲的是，西方長年的文化侵略還造成“記憶的殖民化”，許多非西方民族也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歐洲/西方的這種世界歷史觀，以致歐洲/西方中心論在全球的世界歷史學界長期彌漫，即或政治上受到批判，在學理上也不曾遭遇真正的挑戰(zhàn)。但全球史徹底顛覆了這一理論的根基。全球史學者指出，必須把西方從其自視的世界歷史認識主體的位置上拉下來，將其還原為認識對象，若以全球視野觀照西方，它也只是普通一員。全球史對歐洲/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或許還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不可否認，這一批判是有力的、有學理性的，不僅動搖了歐洲/西方中心論的根基，而且對建立世界歷史學新的價值觀具有積極的啟發(fā)意義。

　　全球史的內(nèi)容非常豐富，所涉獵的范圍極為寬廣。宏觀如從宇宙大爆炸說起的“大歷史”，微觀細致到某種生活器皿的跨文化傳播。與傳統(tǒng)世界史比較，全球史更加注重不同單位間的互動關系，互動成為敘事的關鍵詞，被視為促進各人類群體社會發(fā)展，并使世界從分散逐漸走向一體的推動力。全球史的敘事特點總體來說即“空間轉(zhuǎn)向”，從縱向進步觀向橫向比較觀轉(zhuǎn)移，聚焦點從民族國家向其他空間單位轉(zhuǎn)移，敘事從單向度向多向度轉(zhuǎn)移。這樣，全球史將富有新意的“空間思考”注入世界歷史學，提出歷史的空間“流動性”；其“互動”思想首次把人類社會群體的“集體學習”能力即“外在記憶系統(tǒng)”納入歷史發(fā)展動力。凡此種種，都將為深化世界歷史研究產(chǎn)生非常積極的影響。

　　當然，全球史是后現(xiàn)代思潮的產(chǎn)物，像其他后現(xiàn)代學術表現(xiàn)一樣，其批判性大于建設性。它對西方的世界歷史學傳統(tǒng)進行尖銳的批評，但并沒有建立一個新世界史闡釋體系取而代之。正因為如此，全球史所追求的“敘事客觀性”“文明平等性”就成為無所依托的空談。以“比較法”為例，要想取得全球史學者鼓吹的那種理想效果，事實上是十分困難的。比較項太宏觀，難免大而無當；比較項過于微觀，如某種飲食習慣的比較等，雖然具體，但有多大意義值得懷疑。況且，歷史學不可能脫離意識形態(tài)屬性，全球史學者的立場必然限制其“客觀性”。比如在帝國研究方面，有些西方學者把近代殖民主義者所建立的帝國也定義為“互動平臺”，這就完全抹殺了帝國主義侵略史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血淚史的區(qū)別，將宗主國的黑暗統(tǒng)治徹底“洗白”。至于有些國家的全球史學者（不限于西方），在“全球視野”幌子下，懷著某種政治目的“重構”國別史或地區(qū)史，那就另當別論，更值得警惕了。

　　大多數(shù)全球史學家都有比較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面對20世紀后期全球化理論研究主要在經(jīng)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界蓬勃開展而歷史學竟然缺位的局面，全球史學家痛感失責。他們指出，由任何一個學科單獨構筑全球化理論都必然是片面的、短視的和誤導的，因為它沒有全局觀和現(xiàn)場感，而這一重大缺陷只能由歷史學來彌補。他們呼吁甚至以宣言的形式號召史學家行動起來，把握好史學發(fā)展的這一“天賜良機”，結合全球化現(xiàn)實開展全球史研究，從史學角度分析全球化的起源和機理，打開全球化理論研究的新局面，向世人充分展示史學的獨特價值。

　　全球史既帶給我們啟示，也給我們提出了挑戰(zhàn)。無論從全球史國際發(fā)展的現(xiàn)狀來說，還是就當代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并須承擔起大國責任而言，或從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來看，當代的中國世界史學者都必須意識到、并必須承擔起祖國和時代賦予的光榮而艱巨的使命。

　　首先，全球史的創(chuàng)新有待中國學者實現(xiàn)。已有西方學者自承，全球史所追求的文化平等理想，如果僅靠他們自身，不管付出多少努力也無法實現(xiàn)，因為他們?yōu)槠渖�活體驗、教育經(jīng)歷和話語環(huán)境所限，寫不出來完全非西方立場的東西。迄今在西方較有創(chuàng)新性的全球史杰作往往出自研究印度史、中國史的專家之手，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全球史的發(fā)展多么需要非西方史學家的參與。遺憾的是，我國目前還少有全球史力作。這與中國這一具有悠久史學傳統(tǒng)的國度極不相稱，也與當今中國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近代以來中國經(jīng)歷了百年屈辱，中國的世界史學者因之更有責任突破西方話語體系，重新書寫世界史。

　　其次，中國編纂世界通史的優(yōu)勢有待進一步發(fā)揮。中國的全球史是馬克思主義的全球史，而正是馬克思創(chuàng)立了全球經(jīng)濟一體化系經(jīng)濟發(fā)展的自然過程的理論、強調(diào)了交往在其中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早期具有全球史視野的大家如布羅代爾、沃勒斯坦、霍布斯鮑姆等人，或者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熟稔馬克思主義理論，其原因就在于此。當代中國世界史學者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這是一個先天優(yōu)勢。中國學者要發(fā)揮自己的優(yōu)勢，謹記恩格斯的教導：“我們的理論是發(fā)展著的理論，而不是必須背得爛熟并機械地加以重復的教條”；“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事例上發(fā)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鉆研的科學工作……只說空話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中國的世界歷史學者完全可以大有作為。

　　再次，“全球史發(fā)展規(guī)律”有待中國學者深入探尋。即以“互動—融合”一說為例。“互動”是全球史的核心理念之一，幾乎所有全球史學者都高度認同：互動導致人類各群體間理解加深、相似性加強、融合的可能性加大。事實果真如此嗎？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僅關乎歷史真相，而且影響對當前世界局勢的認識與應對。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著眼于當下現(xiàn)實，世界各地之間的聯(lián)系和互動若以長時段來測量，確有逐步加強的趨勢，但是并非每一次“加強”都帶來理解與和諧。歐洲在哈布斯堡王朝瓦解之后，一些小型的、高度商業(yè)化和軍事化的民族國家組成了一個體系，體系內(nèi)部各個部分的確極具相似性。但當這個充滿競爭性的體系四處尋找新的商業(yè)機會，在18世紀中葉至19世紀中葉“催生”一個新的、真正全球性的體系的時候，它給世界帶來了劇烈震蕩，新的體系內(nèi)部存在遠非昔日可比的更大的社會和區(qū)域差異。這說明地區(qū)間的密切交往并沒有導致一個統(tǒng)一的世界；體系形成后產(chǎn)生的經(jīng)濟增長也沒有帶來一個更加平等的世界。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否定“互動—融合”的總趨勢，還是承認在這個總趨勢下會出現(xiàn)暫時的“波動”和“逆轉(zhuǎn)”？如果存在“波動”與“逆轉(zhuǎn)”，其原因是什么？是否有周期？這些問題都需要深入探討，基于中國的歷史遭遇和現(xiàn)實需要，中國學者尤應重視這方面的研究。

　　最后，“全球性的全球史”有待中國學者構建。社會科學的特點之一，是因其概念、理論、話語不斷循環(huán)往復于研究對象而會“自反性地”重構和改變研究對象，在今天這個交往日益緊密的“地球村”里，這一特點尤其鮮明。為了我們生活的世界更加和平和美好，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有必要加強塑造未來的意識。時值全球史勃興于世界各地的今天，我們有理由組織全球史學家的跨國對話，研究在不同國情下、從不同學術角度，何以對全球史產(chǎn)生共同的興趣。通過討論，進一步厘清全球史研究的目的和責任，交換新時代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在不回避思想交鋒的前提下，在為逐步接近一部全球的、兼容的、完整的全球史的共同努力中，加深彼此理解，為營造更加包容的世界氛圍盡一份力量。這是中國史學家為打造和諧世界應盡的責任，也是一個旨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家的學者應有的襟懷與氣魄。

　　（作者：劉新成，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