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橋梁記的多維價值

　　橋梁記脫胎于漢魏橋梁碑文，橋梁碑文是將修橋始末形成文字、勒石刻碑，以稱揚功績、遠播聲名，常涉文體有碑、銘、頌、贊、記，記文與其他類別多有交叉，甚或“異名同體”。自漢徂宋，橋梁記文逐漸獨立開來，在其演變歷程中，創(chuàng)作主旨與語言形式的變化最為明顯，具有多維價值。

　　從創(chuàng)作主旨看，宋前橋梁記主要是歌頌功德。宋前四篇橋梁記，于子健《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后魏）、崔祐甫《汾河義橋記》（唐）、喬潭《中渭橋記》（唐）、劉丹《西郭橋記》（唐）皆與贊、銘等文體創(chuàng)作主旨相似，都是頌功。入宋后，橋梁記創(chuàng)作主旨由稱揚外在事功向表達內在自我轉化，作者常借修橋話題論政治理念，滕強恕《平政橋記》云“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或諷時局弊病，范成大《重修行春橋記》論“今天下仕者，視劇縣如鼎沸，屏氣怵惕，猶懼不既”；或宣德性品格，曾鞏《歸老橋記》贊賞柳侯老而歸鄉(xiāng)、不貪仕祿，“明于進退之節(jié)”，隨著宋代理學風氣漸濃，橋梁記主觀性、哲理化傾向也漸強。從語言形式看，宋前四篇橋梁記皆為駢文，文辭工整華美。喬潭《中渭橋記》（唐）描述建橋過程“京兆尹紫綬而董之，邑吏墨綬以臨之。遠邇子來，結構勿亟；無小無大，咸稱天休；經之營之，不愆于素”，整飭精美、藻飾鋪排。究其原因，一是受時代文風的影響，二是源于橋記最初豎碑頌德的功用。然而駢語記事常因對偶形式所限，橋梁尺寸、經費來源、工程處理等細節(jié)難以準確說明，剝去宋前橋梁記浮華的辭藻外衣，詳細信息并不多。宋代橋記則主要以散體書寫，語言形式自由、平實嚴謹，利于記事議論，文中地理變遷、橋梁興毀、建筑原理、材料工費、規(guī)模尺寸、修建者品格的書寫因此更全面細致，文章篇幅亦較宋前普遍變長。同為書寫建橋過程，宋代文同《眾會鎮(zhèn)南橋記》“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皋而說之，愿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一段，與唐代喬潭《中渭橋記》相比流暢自如得多。雖然仍有個別篇章有意復古，如楊億《南津橋記》以駢句為主，工整流麗，宋祁《壽州重修浮橋記》采用銘文體例，全篇四言寫就，素簡古雅，一些散語為主的橋梁記也間用駢語，但擋不住宋代橋梁記散文化腳步，并最終定型為橋梁記的語言范式，影響深遠。明清兩代唐順之、程敏政、仇俊卿、方苞等文人的橋梁記皆予沿襲。宋代處于橋梁記文體發(fā)展歷程中的繁榮定型期，關注宋代橋梁記的主旨、語言、結構、內容等方面的文學書寫對古代文體演化規(guī)律和中國敘事學研究很有裨益。

　　宋代橋梁是我國古代建筑成就的重要體現，很多橋梁實體今已消失，《清明上河圖》中壯美虹橋只存在于畫作中，其尺寸規(guī)模等具體信息均不得而知，實為憾事。宋代橋梁記則有助于彌補這一缺憾，今人可據文中橋梁修造的時間、地點、工費、修造者等準確信息，管窺彼時文明。宋代蔡襄在泉州主持修建的萬安橋，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座河流入海口的大型石梁橋，幾經修繕，沿用至今。《宋史·蔡襄傳》、仇俊卿《重修洛陽橋記》（明）中記載了修橋采用的“筏型基礎”建橋基法、“種牡固基”固橋基法、浮梁法等先進方法，領先世界約一千年。閩地一帶的盤光橋等，皆仿照萬安橋而建。萬安橋在中國乃至世界橋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史料更顯珍貴。大橋竣工后，地方官兼主持者蔡襄寫下《萬安橋記》并刻碑橋旁，文章記載了修建起訖時間“始造于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工”，橋墩數量“壘趾于淵，釃水為四十七道”，橋梁尺寸“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所耗工費“靡金錢一千四百萬”，工程執(zhí)事人“盧實、王錫、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等信息，為后人保留了準確而珍貴的史料。不唯《萬安橋記》，宋代其他橋記中皆有關于修建橋梁的時間、地點、人物的記錄，對后人研究中國橋梁史、文化史具有重要意義。

　　橋梁科學涉及橋梁的用料、結構、設計、施工等方面，在宋代橋記中皆有體現。宋代橋梁記中記載了當時橋梁的用料情況，主要材料有木材、石料，輔助材料有銅鐵、竹藤等。以木質為主的，石介《宣化軍新橋記》記載橋的五杠、三十七柱、七十八梁，皆用壯大耐腐的巨木搭建；石質為主的，魏了翁《寶慶府躍龍橋記》中所記的躍龍橋有七個橢圓形石墩，墩上搭石梁、疊石墻；有木石兼用的，魏了翁《綿竹縣湖橋記》所記之橋便是石砌墩柱，梁上蓋有木屋；有石、鐵兼用的，蘇轍《齊州濼源石橋記》載建橋材料“取石于山，取鐵于府”；其他常見材料還有瓦、竹等，文同《東橋記》記載造東橋所用材料“治木百章，礱石百磸，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個”。每種材料的選擇，都會依據橋梁所處的地貌、水勢、氣候等因素而綜合設計考量。

　　宋代橋記中記載了多樣的橋梁類型，北方以平坦的木石梁橋為主，便于大車載貨行駛；江南多石拱橋，凸起寬敞的橋洞便于船只于密集水網中穿梭；閩地盛產花崗巖，石墩石梁橋盛行；大江大河修造橋堤橋墩困難，聯舟而成的浮橋最為常見；多雨地區(qū)多見屋橋，于梁上建屋擋雨，保橋護人。浮橋歷史最為悠久，從《詩經》所云“造舟為梁”至宋代已有兩千年。呂祖謙《撫州新作浮橋記》所載“聯舟為梁，合五十余艘”便是浮橋，各座浮橋因船只大小、水域寬窄不同，所用舟楫數量和規(guī)模尺寸也差別較大，宋祁《壽州重修浮橋記》中浮橋用了百余艘船，范成大《平政橋記》中浮橋用了七十二艘，洪適《知政橋記》中浮橋則僅用三十四艘。宋代屋橋、亭橋也頗為流行，黃震《撫州崇仁縣黃洲橋記》記載橋上建屋四十楹，王庭珪《鳳林橋記》記載橋上有“彩虹亭”“跨江亭”，在江南閩粵之地，橋上建屋可減少雨水對橋梁的侵蝕，提高橋身抵御沖擊的穩(wěn)定性，方便行人避雨休憩，美化橋梁外部形態(tài)，甚至有些頭腦靈活的市民，將亭屋修整為酒館販鋪。宋代橋記以精練雅潔的語言記載的諸多建筑科學信息，對中國橋梁建筑學研究而言，亦頗為可貴。

　　 （作者：李佳，系吉林師范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