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1.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自2017年11月15日立項以來,項目首席專家和課題組成員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理論聯系實際,牢固樹立問題意識、創(chuàng)新意識和精品意識,立足學術前言,突出研究重點,注重研究方法,并高度重視資料收集、實證調查、數據采集、案例分析等相關工作,適時增強項目研究的科學性、針對性、實效性和實用性。在前期的研究工作中,全體課題組成員發(fā)揚嚴謹求實、潛心治學、講求誠信的優(yōu)良學風,嚴肅認真,兢兢業(yè)業(yè)地對待本項目的研究工作。項目首席專家和課題組成員嚴格按照跨學科研究的深度和高度,嚴把政治方向關和學術質量關,扎實開展課題研究工作,切實維護項目的導向性、權威性和示范性,力爭推出具有學術創(chuàng)新價值的重大研究成果。
(1)舉行項目開題論證會
2018年6月3日,項目組舉辦“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開題論證會在云南大學順利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云南大學原副校長林超民教授,云南大學民族與社會學院尹紹亭教授等擔任咨詢論證專家。項目主持人周瓊教授在開題論證會上立足“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的整體架構和平臺搭建,從選題緣起、研究現狀、主要問題、基本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目標、預期成果、學術價值、應用價值、數據庫總體框架以及子課題安排等多方面做了詳細的匯報,并對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的系統(tǒng)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和思考。項目各子課題負責人委托項目組成員就子課題研究內容、研究理路、研究重點、研究難點、研究計劃以及標志性成果轉化等做報告,并就子課題與項目數據庫建設的邏輯關系及建設思路提出了新的思考。
與會專家在聽取匯報后,對周瓊教授長期以來關于西南災害史的研究及項目立項表示充分的肯定,并對她的報告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評議與討論,同時向子課題報告人做了具體咨詢,從不同角度對課題的研究重點、創(chuàng)新思路、研究路徑以及具體執(zhí)行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和寶貴的意見。專家組一致認為,該項目的問題導向及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總體框架合理、思路清晰、目標明確、方法可行,前期研究基礎豐厚,資料準備詳實,研究進度安排合理,課題預期成果符合總體要求,一致同意通過開題咨詢論證。
(2)舉行重大項目專題座談會
2018年6月3日下午,項目組舉辦“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專題研討會,特邀專家華中師范大學龔勝生教授、北京師范大學葉瑜副教授分別做了題為“中國疫災史料整理與數據挖掘”“云南災害大系”“清代自然災害信息集成數據庫建設”的專題報告。大家就重大項目研究和數據庫建設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充分交流。
(3)申報橫向課題1項,推動項目研究服務云南地方社會
結合“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研究的需要,項目組團隊為進一步促進西南少數民族文化繁榮發(fā)展,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qū)建設,于2018年8月成功申報項目“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本項目旨在充分挖掘、整理、傳承、保護、利用和移植云南25個世居少數民族地區(qū)的地方性災害知識體系,加強云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的資料收集和推進相關研究,不僅有利于國內外學者準確理解云南少數民族珍貴的災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還有助于深化災害文化和災害防治體系研究的廣度及深度。
(4)承擔項目子課題1項,
2018年11月,承擔中國政法大學趙曉華教授擔任首席專家的 “近代救災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周瓊教授作為子項目負責人,主要承擔該項目子課題“民國救災法律文獻整理與研究(1912—1927)”的相關研究工作,切實加強與國內災害史研究高校的合作。
(5)招募首批重大項目田野調查志愿者16人
為有序推進課題的有機結合以及協同創(chuàng)新研究,項目組開展“首屆云南世居少數民族災害文化調研志愿者招募”活動,目前已招募到在校少數民族學生16人,擬分三組于2018年寒假前往云南臨滄市、普洱市、德宏州、怒江州開展佤族、德昂族、景頗族、傣族、怒族、獨龍族、傈僳族災害文化調研,以期通過田野調查發(fā)掘少數民族在應對災害過程中形成的文化、習俗等,搜集、整理流散在民間、即將被現代化堙沒的少數民族災害文化。
(6)舉辦西南災害文化調研系列培訓講座4場次
為協調推進“首屆云南世居少數民族災害文化調研志愿者”招募活動的開展,項目組針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等課題研究的實際需要,項目組于2018年12月先后舉辦“西南環(huán)境史研究名家講壇”以及“災害文化調研系列培訓講座”4場次,通過邀請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楊偉兵教授、溫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所所長楊祥銀教授、云南大學學院馬翀煒教授等國內從事災害史以及富有田野調查經驗的知名學者對項目組成員及所招募的志愿者進行專題培訓,藉此對開展廣泛的災害文化田野調查起到指導作用。
(7)編著西南地區(qū)災害文化系列論著8部
自2017年11月項目立項以來,“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組積極組織團隊成員積極開展協同創(chuàng)新研究,項目組成員擬于2020年先后推出研究論著。
(8)有序開展西南災荒史料的整理匯編
項目研究團隊成員帶領研究生于2018年暑假期間在云南大理地區(qū)嘗試開展地方文獻搜集及田野調查工作,形成部分田野調查報告,為更大范圍開展的災害文化調研考察奠定堅實基礎。此外,項目成員亦先后編輯漢文“西南災賑史料長編·云南卷”“西南災賑史料長編·貴州卷”“西南災賑史料長編·四川卷”“西南災賑史料長編·廣西卷”,目前有關災賑史料的編輯、校注、校對等前期工作正在有序開展中。
(9)積極組建西南災害文化研究團隊,加強科研攻關團隊建設
結合“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研究的需要,項目組集體攻關,成功申請到項目“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項目研究的團隊,充實了項目研究實力,率先在西南地區(qū)建立一支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復旦大學、云南大學、貴州師范大學、云南省社會科學院、云南省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等校內、省內乃至全國各高校及科研機構從事中國災荒史和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等方向為主的優(yōu)秀學術團隊,項目組團隊建設取得重要進展。
(10)開展災害文化田野調查,撰寫調研報告和書稿
2019年1月和2月,項目團隊分成4個調研小組,分別由周瓊教授、耿金老師、杜香玉同學和袁曉仙同學帶隊,先后赴云南玉溪市、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曲靖市、臨滄市、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普洱市等9個州(市),分別在佤族,傣族、景頗族、德昂族、傈僳族、怒族、獨龍族、哈尼族、彝族、苗族、壯族等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進行了為期20余天的災害文化田野調研工作,通過實地調研和口述訪談,對這些地區(qū)的災害文化有了初步的認識,并收集了珍貴而豐富的、文字、圖片及音頻和視頻資料。目前,項目調研組已完成5個調研報告等書稿部分內容的撰寫。
(11)依托重大項目培養(yǎng)博士研究生4名、碩士研究生3名
自2017年“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立項以來,項目首席專家周瓊教授依托項目研究和人才培養(yǎng)的需要,通過鼓勵和支持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參與項目研究和撰寫學位論文的方式,全過程多渠道開展碩博士研究生的培養(yǎng)工作。憑借項目帶動,先后培養(yǎng)的碩士研究生3名、博士研究生4名順利完成學位論文的寫作,分別于2018年6月和2019年6月畢業(yè)。具體情況如下表:
序號-姓名-年級-培養(yǎng)層次-學位論文題名
1-聶選華-2016級-博士-《清代云貴地區(qū)的災荒賑濟研究》
2-李明奎-2015級-博士-《中國環(huán)境史史料學論綱》
3-董學榮-2015級-博士-清代以來基諾山環(huán)境變遷研究》
4-和六花-2012級-博士-《環(huán)境·生計·疾病:云南血吸蟲病流行與疫區(qū)農耕社會》
5-巴雪艷-2016級-碩士-《自然天成與人工雕飾:六百年來翠湖的生態(tài)變遷與人文演進》
6-米善軍-2016級-碩士-《清以降云縣瘧疾的流行與防治研究》
7-鄧云霞-2015級-碩士-《歷史時期川陜地區(qū)大熊貓生境變遷研究》
2.各子課題研究進展情況
(1)子課題一: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災害漢文文獻搜集與整理
課題一成員貴州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彭法教授收集、整理編制中國古代災害、災荒文獻目錄等史料100余萬字。
課題一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收集、整理西南災害、災荒史料300余萬字。
項目組成員博士研究生聶選華于2018年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閱清代云貴兩省災賑檔案資料1萬余條,整理文本字數約100余萬字;赴貴州省檔案館收集民國時期災賑資料10余萬字。
(2)子課題二:西南少數民族古籍中的災害數據搜集與整理
子課題二成員和六花順利申報 “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生態(tài)記憶書系”,該項目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研究中的主要內容。
子課題二成員和六花編著的《云南省少數民族古籍珍本集成》榮獲第十四屆“云南優(yōu)秀出版物獎”圖書一等獎,2018年8月再次榮獲“全國優(yōu)秀古籍圖書一等獎”,和六花為該圖書第41至50卷、55卷、56卷、57卷、58卷執(zhí)行主編;
子課題二成員和六花編著《云南少數民族非紙質典籍聚珍·金石器物類》,云南出版集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云南少數民族非紙質典籍聚珍·絲帛素書類一》,云南出版集團、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版;《云南少數民族傳統(tǒng)繪畫》,云南出版集團、云南美術出版社2019年4月版;
(3)子課題三: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災害文化田野調查數據
項目組成員開展“首屆云南世居少數民族災害文化調研志愿者”招募活動,目前已招募到在校少數民族學生16人,擬分三組于2018年寒假前往云南臨滄市、普洱市、德宏州、怒江州開展佤族、德昂族、景頗族、傣族、怒族、獨龍族、傈僳族災害文化調研,收集云南少數民族地區(qū)民間災害文獻,收集調研圖片和音頻等資料。
(4)子課題四: 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及GIS 平臺搭建
子課題四項目組成員昆明理工大學苗麗艷的研究論著《北洋政府時期云南民間社團災荒救治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
項目組成員負責人就“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的基本框架和平臺搭建進行了初期溝通和交流,為具體工作的開展厘清了思路。
(5)子課題五: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災害應對機制及災害思想研究
子課題成員在歷代傳世文獻、民族文獻、外文文獻及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中,系統(tǒng)總結西南少數民族民族應對災害的制度及內容,分析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救助法律的歷史流變及不同法制出現的原因和目的,為進一步探討西南少數民族民眾的救災法律體系和防災減災法律體系、區(qū)域化特點和社會效應積累了豐富的史料。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1.實地調查
(1)赴東川區(qū)蔣家溝開展泥石流災害實地調查
2018年6月4日,項目組首席專家?guī)ьI北京師范大學葉瑜副教授、云南大學資源環(huán)境與地球科學學院李益敏教授以及項目組主要成員耿金博士等前往昆明市東川區(qū)蔣家溝開展泥石流災害實地踏勘,并訪問東川泥石流觀測研究站。
(2)持續(xù)開展滇池口述環(huán)境災害田野實地考察
2017年11月以來,“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團隊先后在滇池流域的濕地及濕地公園、入滇河流、工廠企業(yè)、居民社區(qū)、村落(漁村)、碼頭等科研單位及社區(qū),通過實地走訪、座談會、人物訪談等方式開展滇池流域環(huán)境災害和生態(tài)變遷40期,旨在將滇池污染治理的歷史作為一個案例,通過“搶救式”的口述訪談、資料搜集整理和實地調研,全面展現滇池作為高原湖泊環(huán)境災害及治理在當代中國環(huán)境保護史上的獨特性。
(3)開展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調研
為順利推進云南大學西南環(huán)境史研究所承擔的“中國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和“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課題組研究工作,通過田野調查和口述訪談的方式,推動云南乃至西南地區(qū)各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的發(fā)掘、保護與傳承,2019年1月6日至2019年1月28日期間組成,由3個調研小組40余人組成的項目組成員,先后分別赴德宏州、怒江州、紅河州、臨滄、普洱等市、縣、鄉(xiāng)鎮(zhèn)、村寨開展少數民族災害文化實地調研工作,以期對傣族、佤族、景頗族、怒族、獨龍族、傈僳族、德昂族、哈尼族等各民族民間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災害文化和生態(tài)文化進行系統(tǒng)挖掘。通過此次調研,充分挖掘了傣族、佤族、景頗族、怒族、獨龍族、傈僳族、德昂族、哈尼族民眾在與自然災害長期斗爭過程中所形成的災害意識、觀念、行為等,主要表現在佤族原始信仰、風俗習慣、神話傳說、生產生活、民族禁忌、文學藝術之中,通過廣泛搜集了散落于民間的口述資料、民族文字碑刻、契約文書、圖像資料等等,及時的搶救并保護了即將堙沒的少數民族災害文化。
在此次調研過程中,項目組致力于大力傳承和弘揚云南少數民族優(yōu)秀的傳統(tǒng)災害文化,總結出可復制可推廣的防災減災模式和經驗,有助于提升民族文化軟實力,繼續(xù)鞏固民族團結和諧的良好局面,加快推進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qū)建設,并能夠為豐富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的理論與實踐作出理論探索和實踐指引。目前,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項目組進一步安排項目團隊成員負責《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的撰寫工作,擬于2019年底推出《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獨龍族卷)、《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景頗族卷)、《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傈僳族卷)、《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佤族卷)和《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怒族卷)共5卷(部)。
2.舉辦項目開題論證會以及項目組成員參加學術研討會8場次
(1)2018年6月3日上午,舉辦“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開題論證會;
(2)2018年6月3日下午,舉行“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專題研討會;
(3)2018年5月7日至8日,周瓊教授赴南開大學參加“中國災害史料整理與數據挖掘”學術研討會第二次會議,并做了題為《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原有進展”》的報告,同與會專家學者進一步探討當前國內災害史料整理編纂和數據庫建設的前沿動態(tài)與發(fā)展趨向;
(4)2018年5月11日至12日,由項目組舉辦的“傳承與開拓:民國時期西南環(huán)境史史料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在云南大學召開,與會專家學者緊緊圍繞“環(huán)境史史料學的理論與研究方法”“區(qū)域社會與環(huán)境變遷案例研究”“區(qū)域環(huán)境史、災害史、疾病史研究”等相關議題,就民國時期西南環(huán)境史史料的分布與發(fā)掘、整理與研究、理論與方法進行全面、系統(tǒng)、深入探討和交流。周瓊教授做了題為《民國環(huán)境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初探》的報告;
(5)2018年5月28—28日,赴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參加“云南和中國西南地區(qū)的環(huán)境與歷史”(Centring the Margin: Environmental Histories of Yunnan and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s)國際學術研討會,周瓊教授做了題為《乾隆朝“零星地土”墾殖政策與云南山地環(huán)境變遷研究》的報告;博士生聶選華、杜香玉在會上分別做了題為環(huán)境史視野下清光宣時期云南自然災害問題研究》和《危機與挑戰(zhàn):清以降西雙版納熱帶雨林的演變歷程》的學術報告;
(6)2018年8月10日至16日,周瓊教授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參加“新時代、新技術、新思維——2018年中國歷史地理學術研討會”,并在會上做了題為《共生共進:歷史地理與環(huán)境史關系再討論》的學術報告;
(7)2018年10月21日至23日,周瓊教授帶隊赴中國海洋大學參加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yè)委員會第十五屆年會暨“海洋災害與海洋強國建設”學術研討會”,周瓊教授做了《主動自保與地方領袖塑造:清前期民災賑機制初探》的學術報告,項目組成員杜香玉、張麗潔、王彤分別作題為《從邊緣到內化:民國時期西雙版納自然災害及其應對研究》《光緒朝黃河新道筑堤中的物料使用與環(huán)境影響》《清代德宏地區(qū)瘴氣流行與瘴病防治》的報告;
(8)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周瓊教授赴陜西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參加首屆“赤腳醫(yī)生口述歷史調研”學術訓練營,并在會上做了題為《想象與糾謬:田野及邊疆視角下的瘴氣疾病史》的學術報告;
(9)2018年12月27日至28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項目組舉辦云南省第十二屆社會科學學術年會專場暨“口述、圖像與環(huán)境變遷:滇池生態(tài)文明建設實踐”學術研討會,周瓊教授做了題為《從無到有:口述環(huán)境史料的建構與書寫》的報告;
(10)2019年6月22日,“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項目組成員耿金博士和2018級博士研究生張麗潔應邀參加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舉辦的“清代災荒紀年暨信息集成數據庫建設”項目組會議,耿金博士在會上就“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的進程及研發(fā)情況作報告,雙方就災害數據庫合作開發(fā)事宜作了密切的溝通交流。
3.建立項目相關基礎資料庫
(1)項目首席專家周瓊教授收集、整理“清代云貴災賑史料”“近現代云南災害資料”200余萬字;
(1)項目組成員楊梅有研究員收集、整理“舊海關史料相關中國災害找資料輯”100余萬字。
(2)項目組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收集、整理西南災害、災荒史料300余萬字。
(3)項目組成員祁文秀、依旺的先后收集云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民間文獻1000余冊。
(4)項目組成員云南大學西南環(huán)境史研究所聶選華收集、整理“清代云貴災賑檔案”300余萬字。
(5)項目組成員廣西社會科學院當代廣西研究所講師薛輝收集、整理“清代廣西災荒史料”100余萬字。
(6)項目組成員王彤收集、整理“清代四川災害史料”100余萬字。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8年6月29日,在上報“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開題報告文稿的同時,亦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開題新聞報道內容一并呈報。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改進措施,研究心得、意見建議
1、主要問題
(1)項目研究中捕捉研究對象存在較大難度。本課題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以來西南少數災害文化,研究的內容覆蓋面寬泛,有關少數民族的災害文化主要散布于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qū),及時準確地深入了解各民族的災害文化或搶抓時機開展調研的難度系數較大。
(2)項目研究內容廣泛,周期尚需延長。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尤其是交錯雜居的民族分布形態(tài)給實地調研增加了難度,且項目組內部能夠懂得少數民族語言的人較少,因而給收集、整理西南少數民族語言記述的災害史料帶來嚴重困擾,并對準確理解各少數民族的災害文化內涵形成嚴重的障礙,故而本項目的研究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需加強深化研究并拓展研究范圍。
(3)調研活動的主要研究對象邊界模糊。受各少數民族語言和文字的限制,對各民族聚居地區(qū)的民間文獻進行收集、開展字啊還文化調研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難,使課題組的調查難度難以深入、全面。因對災害文化的定義尚缺乏更為系統(tǒng)的闡述和解釋,因而無論是研究形式,抑或成果推出及展示受研究對象的廣泛性和模糊性影響,一定程度上難以繼承性地展限并促進研究成果的社會轉化。
(4)多學科協同創(chuàng)新研究實踐中尋找突破點較難。探索歷史時期以來的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及其研究具有諸多不可確定性,交叉學科類研究具有特殊性。課題組需在西南地區(qū)大范圍開展實地調研,并有針對性和選擇性地對典型和特殊的災害文化現象或時間進行跟蹤調研,范圍廣、歷時長,調研內容涵蓋歷史學、民族學、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等多學科領域,如何在一個多學科交叉的協同創(chuàng)新中發(fā)現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研究的突破點,仍然是課題組今后需要著力解決的難題。
(5)探索利用大數據分析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存在困難。歷史時期以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保存下來的漢文或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總體上較少,直至明清以來日益見多,因而少數民族災害文化序列存在時間上的斷裂現象,且對災害文化的定義尚未明確,因而也給相關史料的收集、分類以及數據分析、數據建模、數據庫建設帶來較大的困難。
(6)因為項目經費相對有限,而要開展的研究內容涉及災害文化的方方面面,就災害文化的田野調研就遍及云南、貴州、四川、廣西、重慶等整個西南地區(qū),因此在經費使用中一再收縮和節(jié)儉,進而限制了其它各項重要工作的持續(xù)開展,并制約了項目研究成果的產出和具體呈現。
2、改進措施
(1)完善課題組內部組織協調機制
在下一階段的研究中,項目首席專家周瓊教授將與項目組成員進行充分的溝通和交流,并對項目組各成員的項目任務執(zhí)行和具體工作作出進一步更為科學合理安排,項目經費由專人負責協調管理,全面落實項目工作具體到位和經費?顚S,充分保障和促進項目的有序開展。
(2)課題組項目管理辦法
在后期的研究中,項目首席專家對項目作總體部署和階段性成果要求,合理分配任務,統(tǒng)領項目執(zhí)行進度和研究成果的轉化;項目各子課題負責人對課題研究的主要內容作具體安排,定期檢查研究進度,適時跟進優(yōu)秀研究成果的產出率和科研成果轉化率。
(3)根據項目前期研究成果和資料儲備,尋求與國內從事數字化和數據庫建設的專業(yè)公司進行商洽,對“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作出精心規(guī)劃和設計,推進項目研究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3、研究心得
(1)“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自2017年11月項目獲準立項以來,項目組團隊積極就項目的研究方案設計和論證進行充分的探討,特別就項目各子課題的研究思路、研究目標及內容、研究方法、子項目設計、研究團隊構成等方面進行精準把脈和準確定位,堅持以問題意識導向,適時緊跟學術前沿,高度注重成果運用,不遺余力建強人才隊伍,以研究回答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力爭發(fā)揮好基金對繁榮發(fā)展哲學社會科學的示范引導作用。
(2)“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項目作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項目組全體成員一致認為,要加強基礎學科研究,充分利用跨學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推進學科交叉融合,全面占有和深入理解所收集的第一手資料、文獻和數據,藉此確保項目研究質量和學術價值,全體項目組成員認為應當兢兢業(yè)業(yè)、一絲不茍地認真對待每一個問題,為讀者提供真實可靠的學術作品,推進學術話語體系建設,增強我國學術的生命力、創(chuàng)造力和影響力,力爭培育出一個優(yōu)秀的本土研究隊伍,積極做好少數民族文化研究,始終把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建設放在關系云南、西南乃至全國經濟社會發(fā)展戰(zhàn)略全局的高度,精心謀劃、高位推進項目研究。
4、意見建議
希望根據項目研究服務現實的需要,建立和完善申請項目后期經費的投入機制,根據項目研究的實用性持續(xù)增加對數據庫研發(fā)經費的投入比例。
完善重大項目研究的經費的管理機制和報銷制度,對項目研究后的經費報銷予以松綁,提高項目研究期間的經費使用效率,以提升項目研究的執(zhí)行力度和促進科研成果轉化。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1、項目首席專家周瓊:《近代以來西南邊疆地區(qū)新物種引進與生態(tài)管理研究》,《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中國邊疆地區(qū)歷來是新物種的遷移地及生存地,也是物種入侵的高發(fā)區(qū),這與早期生態(tài)管理的缺失有密切關系。近現代的新物種尤其橡膠、桉樹等經濟物種引進西南邊疆地區(qū),因數量、族群及引種范圍龐大,本土生態(tài)系統(tǒng)發(fā)生了從量到質的劇變,生物入侵無法遏制,生態(tài)危機加劇,與生態(tài)管理的缺失及滯后有密切關系。雖然部分生態(tài)管理區(qū)的生態(tài)恢復措施成效良好,但一度對物種引進管控制度出現缺位或空殼化,增加了生態(tài)管理及環(huán)境修復的難度,值得現當代生態(tài)文明建設鑒戒。
新物種引進致使西南疆地區(qū)優(yōu)良的本土生態(tài)環(huán)境遭到了破壞,生物入侵及其危機日漸嚴重,與生態(tài)管控思想及制度長期缺位與滯后密切相關。高產作物的引種時代,客觀上完成了對本土生態(tài)的漸蝕性破壞。近代以來,政府和民間社會均高度關注物種的引進、推廣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變遷,尤其是新的物種引進導致本土生態(tài)系統(tǒng)平衡進一步遭到破壞,防范新的物種入侵及其危機的生態(tài)管理制度建設相應得到重視。生態(tài)管理制度的覺醒、生態(tài)管理制度的初步發(fā)展、生態(tài)管理制度的規(guī)范化,為區(qū)域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逆向演變提供了重要保障,并影響到更大區(qū)域、更長時段的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持續(xù)發(fā)展以及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與穩(wěn)定。
本文是近代西南邊疆地區(qū)新物種引進的第一次系統(tǒng)探討。中國是物種遷移及引進歷史悠久的國家,新物種引進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導致本土生態(tài)的破壞及物種入侵,這種情況多發(fā)生在引種地或入侵經過的邊疆及生物多樣性特點突出地區(qū)后。本研究以近代以來西南邊疆地區(qū)物種引進所引發(fā)的生態(tài)破壞為切入點,梳理西南地區(qū)物種引進及其生態(tài)管理從無意識的缺失到初建、發(fā)展歷程,探討西南邊疆地區(qū)生態(tài)管理制度的滯后性、空殼性缺陷,以資鑒現當代的物種引進管控及生態(tài)文明的制度建設。
本文環(huán)境史及生態(tài)史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近代以來西南邊疆地區(qū)新物種引進和生態(tài)管理制度的研究,厘清了西南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變遷的重要內容、階段性特征及其對西南地區(qū)環(huán)境保護的重要影響,尤其是對新物種引進方式和生態(tài)管理制度嬗變、總體特征和區(qū)域特點的理論探討,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中國知網數據庫統(tǒng)計,該文被下載184次,文章具有較大的創(chuàng)新性,學界關于生態(tài)管理制度的具體問題探討,乃至環(huán)境史視角下物種引進的研究,均援引論文的主要觀點及思路。
2、項目首席專家周瓊:《農業(yè)復蘇及誠信塑造:清前期官方借貸制度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清前期確立了由官方給災民借貸錢糧、籽種、耕牛、農具等農本的借貸制度。該制度起源于康熙朝,經雍正初建,乾隆朝完善并確立。規(guī)定倉谷借貸據災情決定是否收息或免息,確立了“春借秋還、秋借春歸”借貸期限,重災時全部或半數免還借貸籽種;兵丁從司庫內借支的餉銀兩年內扣餉還款;向災民借貸耕牛及草料,禁賣禁宰耕牛,嚴懲偷盜耕牛者,懲處執(zhí)行禁令不當的官員及借貸失信者。災荒借貸保障了災民的再生產能力,促進災區(qū)農業(yè)經濟的恢復及發(fā)展;借貸免息及豁免制度,凸顯了專制統(tǒng)治的溫情面紗,有利于統(tǒng)治者獲取民心;借貸償還實踐塑造了民眾災害自救、自助的文化心態(tài)及誠信行為。
清代官方借貸是針對農耕進行的最能促進社會經濟恢復、最具社會誠信塑造效應的官賑制度。官府在春耕夏種、青黃不接即民間“乏食”“缺種”之際,向饑民借貸籽種錢糧、耕牛農具等恢復農耕所需的基本物資。是災后農業(yè)生產及傳統(tǒng)社會的經濟秩序迅速恢復并獲得持續(xù)發(fā)展的基本保障,成效良好,不僅加強了民眾對清統(tǒng)治的認可,穩(wěn)定了地方統(tǒng)治,也塑造了民眾的誠信行為,對清代基層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起到了積極作用。本文對清前期官方借貸制度的建立、完善與社會效應進行初步探討,以期對清代官賑制度的研究稍有裨益。
清代借貸制度不一定完全能達到統(tǒng)治者災賑的初衷,也存在災情畸輕畸重地區(qū)災民借貸不均的狀況,借貸中也存在腐敗及諸多失信行為,制度在一些地區(qū)存在不能落實或是徒有虛文的情況,但良性、誠信的行為占大多數,制度在帝國境內的大部分地區(qū)都能順利實施,其對社會誠信道德的影響是正向的; 在傳統(tǒng)專制社會下,借貸制度的實施無疑對傳統(tǒng)文化及社會心態(tài)、公眾行為的塑造起到積極、進步的影響,社會需要相對穩(wěn)定的制度,這是規(guī)范社會良性行為的基礎約束力,是社會秩序正常運轉及人類文明維系的基本保障,具有顯而易見的多維性特點。清前期的借貸制度及其實踐與社會效應,是中國傳統(tǒng)官賑制建設與發(fā)展過程中多維性特點最凸顯的制度,其間的時代及地區(qū)差異性也將成為學界孜孜探求的動力及源泉。
3、項目首席專家周瓊:《承繼與開拓:環(huán)境史研究向何處去?》,《河北學刊》2019年第4期。
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在國外名著譯介、環(huán)境史理論方法及學科基礎理論探討、具體問題研究、史料及文獻、特殊生物物種變遷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海外學者的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及國內環(huán)境史研究機構及平臺建設成績斐然,交叉學科研究法取得的成果改寫了既往的歷史結論,彰顯了環(huán)境史學的成就。但也存在研究論題及路徑模式化及單一化,研究思維固化,大部分研究局限于“史”的范疇,缺少與現實聯系及溝通、對話的空間及核心話題,史料(文獻)的發(fā)掘研究不夠深入系統(tǒng)。環(huán)境史學要深入、系統(tǒng)發(fā)展,不僅在研究層域、視域、路徑、方法等進行創(chuàng)新,還要在研究思維的取向、旨趣上創(chuàng)新,進一步凸顯環(huán)境史學的經世致用功能,不忘學科研究及建設的初心及使命。
中國環(huán)境史的起源很早,新中國成立以來,環(huán)境史有了不同的關注點及研究成果。但真正起步發(fā)展或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方向或學科也是近三十年的事。真正作為一門新學科尤其是“歷史學學科增長點”受到各高校及科研機構的推重,不過三十余年,卻拓展了歷史學的研究視域,推動了歷史學科的發(fā)展,歷史學傳統(tǒng)的研究方法、路徑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多學科交叉的理想,也實現了歷史與現實之間溝通對話的可能性,增強了歷史學資鑒、服務現實的功能。在中國環(huán)境史學研究魅力困境及轉型階段,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的盛世,,對環(huán)境史的成敗進行總結及反思,并展望未來,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環(huán)境史學有無窮盡的發(fā)展機遇,也面臨諸多困境及桎梏。既有創(chuàng)新的思想、視域及路徑,也有創(chuàng)新性、挑戰(zhàn)性的領域及難題。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向何處去?什么樣的道路,才有助于中國環(huán)境史學的發(fā)展及學科的構建及可持續(xù)發(fā)展?
檢討中國環(huán)境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成果斐然、新人輩出和形勢喜人是目前公認的關鍵詞,但其研究路徑及范式、研究思路及論題,也日漸進入固化及瓶頸狀態(tài),環(huán)境破壞論(衰敗論)及碎片化研究的特點極為突出。對現狀進行總結、反思,使其進一步貼近現實及學科建設需求,系統(tǒng)思考生態(tài)文明建設背景下如何打破僵局及困境,實現環(huán)境史學的轉向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使其真正成為反映歷史以來環(huán)境發(fā)展變遷的全貌,并展現變遷原因、結果、特點、規(guī)律的成熟學科,在研究主題及內容、路徑與方法、層域與時空場域、理論探討及實證研究等方面做出開創(chuàng)性成果,不忘環(huán)境史學構建及發(fā)展的“初心”,更好地體現環(huán)境史學服務、資鑒現實的社會功能及時代的責任與使命、擔當精神。
4、項目組成員苗艷麗:《北洋政府時期云南民間社團災荒救治研究》,擬于2019年12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近代以來,隨著中國政治制度轉型,北洋政府時期成為近代中國民間組織發(fā)展最快、能力最強、且廣泛參與災荒救治活動的時期。
本研究將民間組織救災問題放置在近代中國政治制度轉型的大背景下,以云南災荒救治區(qū)域研究為案例,運用文獻分析法和比較法,同時借鑒政治學、社會學相關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成果,對近代云南民間社團興起的歷史背景與救災職能的生成、民間社團災荒情境下的組織與協調、基本特征、歷史作用和局限等問題進行理論概括。文章認為,北洋政府時期云南民間社團災荒救治呈現出一種明顯的組織化賑災態(tài)勢。云南民間社團的組織化賑災態(tài)勢,開啟了云南近代慈善意識啟蒙,彰顯出云南近代慈善事業(yè)獲得了初步發(fā)展。然而,盡管自晚清義賑以來,民間辦賑一貫倡導“民捐民辦”,盡管很多研究認為,北洋政府時期民間組織已經成為救災主體,但對于像云南這樣地處邊疆、社會發(fā)展程度較低的省份而言,即使政府讓渡權力,民間組織亦無法獨立承擔起災荒救治的主體責任。官民合作對外宣傳、募捐,民間利用官方渠道發(fā)賑,這些都表明,云南民間力量還很難達成具有市民社會含義的力量動員基礎,官民處于一種相互支持、互相協作的混合狀態(tài)。云南應對巨災官民合辦的歷史實踐,亦或可為理解近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雙弱態(tài)本質提供某種依據。
5、項目組成員耿金:《晚清至民國浙江曹娥江河口泥沙坍漲與水流環(huán)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9年第3期。
清乾隆年間,錢塘江主泓北移北大門,山會平遠北部三江閘外曹娥江河口處的泥沙逐漸淤漲,同治奶奶建,閘外泥沙已嚴重影響內河泄水。同治五年,地方官員為泄水開掘宣港以分流曹娥江,卻導致三江閘外泥沙再次淤漲。當地一直在尋求河口自然—人文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平衡,這種平衡既包括長時段上的治水措施與水流環(huán)境間的互動關系,也包括此過程中形成的泄水與治沙、保塘與護沙等多方矛盾關心。
6、項目組成員聶選華:《困境與路徑:清光宣時期云南災賑近代化轉型研究》,《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清朝光宣時期,云南與全國一樣同處于“清末自然災害群發(fā)期”或“清末宇宙期”,各類自然災害頻繁暴發(fā),官府以清中前期形成的荒政制度為藍本,按照救災賑濟活動所遵循的原則、步驟和所運用的策略及舉措等開展災賑工作,但因這一時期清廷和云南地方財政資源短缺,傳統(tǒng)荒政制度并未在云南救災實踐中得到有效貫徹和落實。在此期間,云南處于社會轉型的陣痛期,傳統(tǒng)經濟結構和社會階層的裂變與整合推動著地方賑濟事務從傳統(tǒng)向近代轉變,主要表現為民間救災力量紛紛興起,災賑措施被迫近代化,救災力量、物資、錢款實現從單一向多元轉變。尤其是電報通訊、鐵路運輸等近代科技被運用到救災環(huán)節(jié)中,新聞報刊適時宣傳近代救荒思想和救災策略,國內外救災力量積極參與捐款救災,相繼促進了云南災荒賑濟由傳統(tǒng)向近代轉型,為云南災賑的近代化發(fā)展提供了可行性路徑。
在晚清云南被迫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近代化技術手段、運輸方式、傳播媒介、匯兌業(yè)務以及新型救災方式等共同組成了區(qū)域災賑的多元化模式,沖破了此前因信息傳輸滯后造成的募捐和災賑各環(huán)節(jié)的多重束縛,并使民間社會力量的救荒實踐在本地或世界范圍內擴散開來。清光宣時期云南災賑的近代化轉向,破除了傳統(tǒng)救荒機制帶來的災賑困境,加速了云南地方社會的分化和社會結構的變遷,近代化的災賑路徑在救災理念、方法和效果上均具有傳統(tǒng)官賑無法逾越的可行性和優(yōu)越性,在引發(fā)云南社會整合基礎變化的同時,也加速了區(qū)域之間社會災賑力量和物資的流動和聯動。
7、項目組成員聶選華:《清光緒朝云南昭通以工代賑的實踐路徑及成效研究》,《原生態(tài)民族文化學刊》2019年第3期。
光緒十八年(1892年)云南昭通府恩安縣、魯甸廳水災、旱災、冰雹、雪災頻繁發(fā)生,賑不勝賑。督辦昭通賑務委員龍文以扶危濟困和賑饑養(yǎng)民為根本,因地制宜推行“以工代賑”,以興作河工為主,兼行平糶和賑恤,懇恩頒發(fā)國帑,勸募賑捐。工賑期間,滇川渝地方社會力量廣泛參與賑濟,為災荒治理過程中有效重塑災黎生存空間奠定了條件。云南官府和西南地區(qū)社會力量的災賑實踐活動,推進了區(qū)域災賑資源的動態(tài)整合和價值轉換,反映了昭通府應對外在于自身的災害沖擊和風險控制的能動響應的有效性。
昭通府工賑救荒,滇川渝紳商官宦應急響應,彌補了云南官府賑濟錢糧不足的裂痕,區(qū)域性社會力量救災與官方賑災實現協調聯動,使西南邊疆災后社會治理方式得到完善!笆刂兄芜叀薄笆卦谒囊摹笔乔宄y(tǒng)治者治邊思想的核心意識,西南邊疆地區(qū)始終是清朝治邊的重點區(qū)域。光緒十八年(1892年)昭通府災荒連歲,在“以工代賑”救濟實踐中,云南官府作為工賑的施行主體,河工、平糶和賑恤三措并舉,引導滇川渝紳商官宦等跨省際社會力量參與救災,“官辦民助”與“省際聯動”相配合,使災賑機制更為靈活高效,較大程度上提高了工賑的地方能動性和區(qū)際聯動性。清朝中央和地方、云南官府和民間、省外與省內力量協同響應,自救與他助互動結合,工賑與災賑“雙管齊下”,“以工代賑”的互補性和優(yōu)越性詮釋了西南地方的社會韌性,漸進式傳統(tǒng)中國荒政制度變遷下災賑角色的演變及自上而下的救災制度調適和自下而上的救災實踐,推動了晚清西南邊疆地區(qū)社會治理方式的轉型。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1、依托項目支持,申報“云南世居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叢書”項目(第二期)。
2、2019年7月-2021年6月,對已有漢文災害文獻史料進行系統(tǒng)提取、分類和整理。以地域為經,以災種為緯,對西南不同少數民族地區(qū)的不同種類災害史實及其衍生的災害文化現象進行提取、歸類和整理。
3、2019年7月-2021年6月,對西南少數民族文獻史料進行系統(tǒng)搜集和提取,并整理災害史實及災害文化內容。以民族為經,以災種為緯,提取西南不同少數民族文獻中不同民族地區(qū)災害史實及由此衍生的文化現象與內容。
4、2019年7月-2021年6月,繼續(xù)開展西南少數民族傳統(tǒng)災害文化紀實調研活動,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的歷史災發(fā)地及災害現場進行實地考察和走訪。發(fā)掘和搜集民族地區(qū)經書、碑刻等民族實物資料,提前其中災害相關內容,并對災害相關知情人進行口述訪談,進一步了解災害及其文化內容。
5、截至2019年6月,項目組基本上完成云南境內漢文文獻中有關災害史料的輯錄和整理工作,2019年7月-2021年6月,將漢文文獻中災害史料的摘錄和整理工作進一步拓展到貴州、四川、廣西、重慶等地方,力爭在一年內全部完成漢文文獻中災害史料的輯錄,為數據庫的建設提供基本史料支撐。
6、2019年7月1日至 2020年7月31日,全面開展項目子課題“西南少數民族古籍中的災害數據搜集與整理”的研究工作,并對所涉及的文字、圖片、視頻、音頻資料等相關研究內容的系統(tǒng)搜集和分類整理。
7、2020年8月1日至2020年11月,在完成數據庫基礎文獻工作的采集、加工、整理工作的基礎上,完成數據庫基本框架搭建工作,并將完成的數據導入數據庫中,對數據庫運行進行調試。
8、根據項目研究計劃,2020年12月,項目組將舉辦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yè)委員會第十七屆年會暨“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后擬出版會議論文集1部。
9、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根據項目執(zhí)行進度,倡導并鼓勵項目組成員參與世界環(huán)境史學大學、東亞環(huán)境史學大會、中國災害史年會等國際學術會議,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災害文化研究成果推向學術前沿。
10、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進一步匯集前期研究成果,將項目組輯錄整理的貴州、四川、廣西等地少數民族地區(qū)的災害史料長編進行匯集成冊,并提交出版,擬出版8-10部(卷)。
11、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集中團隊力量進行協同創(chuàng)新研究,力爭在中國社科院所刊或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刊(CSSCI)發(fā)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qū)災害文化研究的高水平學術論文10-15篇。
12、2019年7月至2022年6月,按照項目研究要求布置科研任務,開展項目專題研究,完成達到公開出版水平的20萬字及以上的學術專著1-2部。
13、2019年9月至2022年7月,在項目的培育下,引進從事災害文化研究的博士后1-2人,引進從事災害研究的專業(yè)人才至少1人,培養(yǎng)從事災害文化研究的碩士研究生3-5人,博士研究生2-3人。
14、2020年7月-2022年6月,在前期數據庫調適的基礎上,補充完善后期整理的文獻資料,并對數據庫中的基礎數據進行二次加工、研究,形成專題災害數據,并繪制專題災害地圖集,最終實現“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的運營。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