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學文獻匯編與編年史編纂中期檢查報告

一、研究進展情況

主要內容：

一、研究計劃總體執(zhí)行情況及各子課題進展情況

自2017年12月立項以來，“近代國學文獻匯編與編年史編纂”總體上執(zhí)行順利，各子課題按計劃積極推進。課題組成員發(fā)表了若干相關專題論文，項目團隊成功舉辦并多次參加相關學術研討會。具體如下：

子課題一：立項以來，補充完善了國內外圖書館藏標名國學的叢書、單本書、期刊、專欄以及國學機構出版物的目錄。同時普查并編輯完成了一般書刊登載的專題國學論文目錄，業(yè)已提交出版社，正在著手調查私家收藏的未刊資料以及國內各檔案館藏有關國學的檔案細目。

子課題二：《近代國學編年》以集眾分工的方式，分段編撰，2018年，主要是充實各類資料，協(xié)調編輯體例，編寫修改編年體書稿。截止2019年7月，第一部分1902-1919年，業(yè)已完成初稿50萬字；第二部分1920年-1930年，業(yè)已完成初稿80萬字；第三部分1931年-1952年，業(yè)已完成100萬字初稿。并圍繞已有初稿的問題，溝通討論，達成修改的有效思路。

子課題三：2018年-2019年，系統(tǒng)梳理了1927-1951年期間燕京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協(xié)合大學、嶺南大學、福建協(xié)和大學、華中大學等七所教會大學的有關檔案資料，整理出國學研究檔案共3100頁，并已編目，正與出版社協(xié)商正式出版事宜。

二、調查研究及學術交流情況

2018年3月31日-4月1日，在杭州舉辦“國學文獻匯編與史事編年”學術論壇，課題組全體成員桑兵、關曉紅、劉家峰、張凱、於梅舫、余露、楊思機、鄧華瑩全部出席，并邀請作為項目外專家的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仲民、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吳仰湘、浙江大學教授劉進寶等出席，研討海內外國學文獻館藏分布、國學編年的體例與做法、文獻匯編與史事編年的出版路徑進度等事宜。

2018年11月，由項目首席專家桑兵倡議主持、與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共同舉辦的“經(jīng)學與經(jīng)學史工作坊”，舉行第二屆會議，配合本項目的進行，主題確定為“經(jīng)學與國學”，課題組成員關曉紅、於梅舫、余露等出席，桑兵作“國學形態(tài)下的經(jīng)學”的主題報告，著重討論國學形態(tài)下經(jīng)學的地位、前景及其作用。報告修改充實后，《近代史研究》近期即將刊出。主要內容為：國學興起及其演化，與經(jīng)學逐級退出學制乃至整個知識體系時間上高度重疊。國學既然為新舊過渡時期的將就兼容，便具有兩面性，在中西新舊的纏繞下，倡導國學者取向迥異，國學形態(tài)下經(jīng)學究竟有無立足存身之地，一直聚訟紛紜。守成者竭力維系經(jīng)學的一統(tǒng)地位，趨新者則希望化解為不同分科。國學之下經(jīng)學與諸子、史學、文學的糾葛，使得經(jīng)學日益喪失既有地位。可是經(jīng)學在中國，同時體現(xiàn)為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對內支撐道德倫理，對外顯示國性。如何不依傍古人又能取信于廣大，建構當下的道德機制，為世界體系的重構提供重要選項，是考驗國人智慧的關鍵。

於梅舫的報告題為《經(jīng)學與心學：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宗尚、脈絡及旨趣》。錢穆發(fā)軔編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講義，緣起于對梁啟超同名著作的“意見相異”。結果是，“描述同一時空的學術進程，竟如此異樣”的兩部同名學術史，竟然在兩位作者身后聯(lián)袂成為了“清代學術史的權威參考書”，對晚近清學史的書寫發(fā)揮了極大的影響。相比于對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深入研究，學界對于錢穆同名之作的關注較少，現(xiàn)有研究也以對比兩書與“平議”一類為多，對錢氏勾勒清學脈絡的詳情及背后的苦心孤詣則略有間。其實錢書與梁著“意見相異”，但并非專為梁書而發(fā)，若充分注意錢書自許“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的志向，理應結合此書“近己則俗變相類”的近己處與“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的學術脈絡，兩向融貫，方能得本身意趣，也更利于辨析所述學術史的得失。本文即是基于以上理念，并以錢氏本人治學之道體會錢氏書，重在“發(fā)揮其大義”，不糾結于小節(jié)，論述中雖兼及梁氏書，也出于理解錢氏在學理上不得不有所異同的旨趣，以見論學書背后學人的“各有面貌，各有途轍”。

2018年6月，桑兵出席“回眸與展望：民國時期文獻整理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并作大會報告，以近代國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為線索，整體概括民國時期文獻數(shù)量大、保存條件差等基本狀況，重點說明民國時期文獻的版本復雜性以及收藏機構的著錄與實際情況的不一致給學者帶來的困擾。同時強調民國時期文獻紙質差，酸化、老化等損毀嚴重，面臨“文獻斷層”的危險，開發(fā)紙質文獻脫酸工藝、藥劑和設備等研究刻不容緩。并提出民國文獻的編輯出版應在之前各自為戰(zhàn)、大規(guī)模搶救性出版的基礎上，適時轉到整體布局，統(tǒng)一規(guī)劃，分工協(xié)作，分類精編的嶄新階段，分別用電子數(shù)據(jù)庫和紙本印刷的不同形式，一舉解決近代文獻數(shù)量龐大難以全部紙本出版和使用者利用不便的兩難。

課題組成員張凱2019年4月27日-5月4日，赴加拿大維多利大學參加“跨越太平洋：古今東亞與北美的聯(lián)系與比較”國際學術研討會，并與維多利亞大學歷史系陳忠平教授、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協(xié)商合作整理北美報刊中的國學與近代史事文獻。

課題組成員張凱2019年6月參加“章太炎與近代東亞思想”學術思想研討會，報告“章氏國學講習會與民國學風的分與合”。章太炎晚年創(chuàng)辦章氏國學講習會，以期端正學風，培育新人，成為反省現(xiàn)代學術體系、認識中國歷史文化的重要門徑。這為當今提供了思想啟示，即以方法與材料為準則判分新舊中西，會無形割裂傳統(tǒng)學問與現(xiàn)代學科、價值與知識之間的關聯(lián)。會上與東京大學林少陽教授、香港城市大學陳學然教授商討港臺與日本地區(qū)國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7月10日-7月20日，張凱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調研，搜集整理香港地區(qū)的國學文獻。

三、成果宣傳推介情況

2019年5月，浙江大學成立國學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由項目首席專家桑兵擔任中心主任，該中心將以“近代國學文獻匯編與編年史編纂”項目為基礎，搜集、整理全球國學文獻，重點研究近代國學與經(jīng)學、以及近代學術的地緣與派分。這套書既可作為一般讀者關于近代國學乃至中國學問的入門參考，也可以用作相關學科的大學至博士研究生的教科書或參考書。此外，還將出版《國學與近代中國研究》系列專書。計劃于2019年10月召開中心成立、研究計劃展示以及成果宣傳會。

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目前項目總體進展順利，但是由于客觀條件變化和主觀努力因人而異，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主要有：1.首席專家桑兵2018年9月移席浙江大學，項目組成員鄧華瑩2019年6月進入浙江大學就職，需要一定的時間適應新環(huán)境新工作，并根據(jù)各自新的工作環(huán)境和條件，部分調配研究團隊的分工。2.因為缺少人手，課題組成員較前分散，必要的事務性工作難以充分展開，項目的簡報工作不能及時完成。3.由于項目轉移手續(xù)復雜，經(jīng)費使用受限，直到2019年，部分私家收藏文獻與檔案館檔案的出版事宜有待進一步協(xié)商。4.項目組成員職務工作繁重，壓力大，有的還擔任院系行政職位，各自又有自己的教學科研任務，很難全力以赴投入，影響了分擔部分項目的進展。

二、研究成果情況

主要內容：

一、代表性成果簡介

1.桑兵：《長編考異法與編年體的演進》《武漢大學學報》（哲社版）2019年第4期。

近年來,近現(xiàn)代史研究領域涌現(xiàn)出數(shù)量可觀的長編,反映出資料繁多與敘述既貫通又簡要兩難的緊張。如果僅僅是資料長編或特定人事的言行錄大事記,難免年譜簡單放大的譏評。因緣陳寅恪等人提倡的長編考異與域外比較研究相參合之法,取材詳備,匯聚異同,事類相從,參考校異,長編即能夠兼具整理史料與著史的無二功能,進而可以擺脫年譜附庸的地位,成為獨立存在的編年體之變相新體。本項目的主體之一為《近代國學編年》，尤其需要在編年體的理論和方法上有所創(chuàng)新，為下一步修訂改善書稿提供重要參考。

2.桑兵：《傾聽歷史：從史料史觀之分到史論之合》《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史論關系，為治史必須面對卻長期聚訟紛紜的問題，也是編年體史法首先應當解決的難題，由此使得著史的史料整理與史事敘述合為一體。此事因緣于清季以來史料與史學的區(qū)分，并由民國時期史料與史觀的分爭而日益凸顯。文言改白話，造成著史和讀史時引文與行文的進一步分離，使得歷史意見與時代意見更加隔膜。20世紀50年代以來，史論關系經(jīng)過持續(xù)爭論，依然莫衷一是。受此影響，治史日漸重視說理，相對忽視敘事，舉證為據(jù)的辦法，往往脫離材料的時空位置及聯(lián)系，用后出外來的架構系統(tǒng)條理裁量史事，把后人的認識當成歷史的事實。應當努力從傾聽歷史的原聲中把握前人本意和史事本相，寓說理于敘事之中，視引文行文為一體，呈現(xiàn)歷史原滋原味的無窮精彩�！度舜髨罂瘡陀≠Y料》2018年第9期、《新華文摘》數(shù)字版2018年第22期等多家文摘轉載。

3.桑兵：《留日浙籍學生與近代中國》《西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18年第3期。

清代以來,江浙成為人文重心,清季在派遣留日學生方面,浙江又占得先機。盛極一時的留日后來被留美熱潮所超越,但是影響一直持續(xù)。隨著中國權力中心的轉移,浙籍人脈也從人文擴張到政治領域,使得浙籍留日學生的作用進一步擴大。由于中日兩國利害相關,歸國的浙籍留日學生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各個方面,作用正負兼有。通過汪有齡、太炎門生、“五四”三國賊以及湯爾和等若干個案,可以透視浙籍留日學生在近代中國歷史舞臺上姿態(tài)各異的表現(xiàn),進而窺測中日兩國間恩怨情仇的錯綜復雜。其中章太炎在東京最早以教授國學的名義教學，而關于學生的目錄問題，長期聚訟紛紜，影響及于整個章門弟子和章氏國學教學問題，比勘各種新出資料，做了深入探討。

4.張凱：《“超今文學”與近現(xiàn)代經(jīng)史轉型》《浙江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

1930年前后,“今古”之見支配民國史學界,顧頡剛有意發(fā)起新一輪的“今古文論戰(zhàn)”,“超今文學”逐漸成為學界焦點。胡適提出“回到廖平”,重審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錢穆以史事澄清秦漢學術演化軌跡,解決近代今古文之爭,反對于經(jīng)說中強求異同;錢玄同、顧頡剛進一步將今古文問題史學化,從“辨?zhèn)巍迸c“析學”的層面明確主張超越經(jīng)今古文問題;廖平門生蒙文通、李源澄發(fā)展經(jīng)史分流觀,以“理想”與“陳跡”區(qū)分今古,實踐以國故整理科學。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民國學界“超今文學”的學術糾葛為線索,揭示民國學術的多元流變與各派學人的學術旨趣,展現(xiàn)近現(xiàn)代經(jīng)史轉型過程中溝通中西新舊的多種取徑,融匯各家超越經(jīng)今古之爭的方法與宗旨,或利于反思進而豐富時下史學研究,使史學研究成為確立文明主體性的源頭活水。

5.張凱：《“秦漢新儒學”與近現(xiàn)代儒學之重建》《浙江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

重新梳理、評價周秦兩漢儒學的流變是民國學界超越經(jīng)今古文之爭、重建中國文化的題中要義,儒道抉擇與孟荀分野,今文學方士化與改制學說成為各家判定秦漢新儒學“變質”抑或“發(fā)展”的關鍵�？疾烀駠�各方學人闡釋“秦漢新儒學”的分合,揭示民國學術的多元流變與各派學人的學術旨趣,當可展現(xiàn)溝通中西新舊的多種取徑,或能在現(xiàn)代知識與學科體系中建構中國文化義理、制度與歷史事實的有機系統(tǒng),實現(xiàn)"能尊而有立"的文明復興。

6.張凱：《之江大學國文系與民國學界的國學研究》載《異同之間:中國近代教會大學個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

晚清民國時期，中西學戰(zhàn)、國粹與歐化論辯之時，學界開始重新梳理傳統(tǒng)學術，新舊學人多參照西學分科整理中學。民初，之江大學國文系成立伊始，即注重中國文化的研究，力求通過強調中國古典文獻來保存中國文化的精華。鐘泰、徐昂等學人在舉世昌言西化，吐棄儒學之際，堅守儒家本位，弘揚儒學義理。這也正是民國時期之江國文系一脈相承的學術理念。在近代國學研究的視野中，歷時性考察之江大學國文教育與國文系的淵源流變，既能彰顯之江大學國學教育與研究的特質，更可展示晚清民國國學研究的多元路徑。

7.於梅舫：《〈新學偽經(jīng)考〉的論說邏輯與多歧反響》《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9年第5期。

康有為的學說尤其是今文學在近代國學中具有重要影響。戊戌前士林與官場人士對于《偽經(jīng)考》的認識與反應，大體經(jīng)歷梁啟超所謂從學術而入政治的過程。此由《偽經(jīng)考》具備的雙層特質所決定：既有辨析漢代今古文經(jīng)學歷史的“考據(jù)”過程，更有在“考據(jù)”揭明“真經(jīng)”、重訂“道統(tǒng)”后，打開的發(fā)明“素王改制”義理的窗口�？凳习l(fā)明“素王改制”義理，多“因承”于“公、穀、董、何之口說”，本身帶有很強的“康子口說”色彩，因此也包涵了康氏因時而進的政學理念與抱負，其中不時顯露出突破中國固有綱常，以師統(tǒng)駕于治統(tǒng)之上的“非常異義”。因此之故，時人對《偽經(jīng)考》的反應，顯現(xiàn)學術與政治一而二二而一交織成一體的歷史。大體來說，單純讀《偽經(jīng)考》文本者，多從學問的角度判其“考據(jù)”之得失，或稱其可成一家言，或譏其純任主觀、武斷。與康氏接觸較深者，則多從其口說、書信中，透知《偽經(jīng)考》深意，根據(jù)其學說背后屢經(jīng)“口說”推闡的政治寓意與現(xiàn)實指向，對康氏政學理念取同情或反對的態(tài)度。內中牽動當時官場與士林對于君權與民權關系的思考。

8.陳欣：《猶有可以興國而保種之效乎——《國學概論》與錢穆創(chuàng)新文化的路徑及底蘊》《學術研究》2019年第5期。

錢穆追蹤“新文化運動”十余年,認同“新文化運動”以來“救國保種”的努力,主張革新,但是對“新文化運動”惟“求一變以為快”不以為然,對“所以為變者”也多質疑,于是提出了自己因應時代之問的答案。他主張“生為一國之國民,于其本國人文治化之淵源,政教風俗之沿革”,得其變遷之大勢,“國學”張,“國性”揚,則斯人與斯國,終將“立足于斯世”�！秶鴮W概論》從中國學術政俗的沿革中,揭示各時代之真精神,最終以承接先秦儒學的宋學為鵠的,更以在宋、明理學的演化中集合宋代儒學大問題又自辟新路的陽明學為歸宿。

三、下一步研究計劃

子課題一：2020年至2022年，由首席專家統(tǒng)一安排部署：1.著手調查私家收藏的各類未刊國學資料，以及各地檔案館藏國學檔案細目，并與出版社協(xié)作，聯(lián)系動員藏家提供復印本，以便匯集出版。2.聘請多名研究生助理，抄錄匯輯并整理標點一般文獻（如日記、函電）中包含、無法以影印形式出版的國學資料，赴各地檔案館抄錄不能復制影印的檔案資料，整理后交由出版社編輯出版。3.利用訪問研究或專門派遣課題組成員，赴歐美日韓港臺等地調查收集復制國學相關文獻，整理匯編，提交出版社出版。4.與出版方密切合作，隨時舉行聯(lián)席會議，具體處理每輯文獻的內容及編排。每年度出版兩輯40冊文獻。

子課題二：2020至2022年：1.組織課題組成員學習首席專家關于長編考異法與編年體史學的論文，以便更好地掌握長編考異與比較研究相結合，在近代學術發(fā)展的整體脈絡中呈現(xiàn)國學的內外聯(lián)系的做法。2.由首席專家經(jīng)常性地督促承擔各卷的課題組成員在融會貫通取徑做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充實資料，對的初稿進行深入加工，力求取材詳備,匯聚異同,事類相從,參考校異,兼具整理史料與著史的功能。3.通過每年定期舉辦一次小型工作會議、各卷編撰者相互參看比較、請專家審稿提出意見等形式，交流經(jīng)驗，發(fā)現(xiàn)和解決具體問題，修訂形成定稿，作為最終成果。

子課題三：2020至2021年，子課題負責人赴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系統(tǒng)收集補充哈佛燕京學社所藏國學研究檔案文獻，完成編目，并正式出版。

課題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