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桐生：論《樂經(jīng)》是指曲譜而非文字典籍

《樂經(jīng)》不是用文字寫成的典籍

古今有一批學(xué)者認(rèn)為，《樂經(jīng)》如同其他五經(jīng)一樣，都是用文字寫成的典籍。為此，他們努力從古代文獻(xiàn)中搜尋《樂經(jīng)》的文字證據(jù)。有的論者以《周禮注疏》卷四十一《冬官考工記下·磬氏》賈公彥疏“《樂》云：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后長二律，尺八寸”為據(jù)，以為這是《樂經(jīng)》的殘留文字。也有論者以《后漢書·律歷志》劉昭注引《樂經(jīng)》“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為證，說明中國歷史上確有《樂經(jīng)》其書。還有學(xué)者舉出《尚書大傳》所載《大唐之歌》：“故其《樂》曰，舟張辟雍，鸧鸧相從，八風(fēng)回回，鳳凰喈喈�！闭撜咭詾檫@條片段材料出于《樂經(jīng)》。更有一批學(xué)者認(rèn)為，《樂經(jīng)》沒有亡佚，傳世的《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以下二十官就是《樂經(jīng)》。明人柯尚遷、朱載堉，清人張鳳翔、馬國翰、朱彝尊、李光地、閻若璩以及近人黃侃、范文瀾都持這一觀點。其實，只要稍加辨析，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上述觀點全都不可靠�！吨芏Y注疏》賈公彥所引之《樂》與《后漢書》劉昭補注所引《樂經(jīng)》，都是指西漢末年陽成衡仿作的《樂經(jīng)》。王充《論衡·超奇》早就指出，陽氏《樂經(jīng)》是一部仿古作品，其性質(zhì)如同揚雄仿《周易》而作《太玄》一樣。只不過揚雄所仿的《周易》是一部真經(jīng)，而陽氏所仿的《樂經(jīng)》只是一個空名。顯然，陽氏《樂經(jīng)》是一個仿制的山寨贗品，非彼先秦與其他五經(jīng)并列的《樂經(jīng)》�！渡袝�大傳》所引的《大唐之歌》是古代樂歌歌詞，這個“樂”并不是指《樂經(jīng)》。至于以《周禮·春官宗伯·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為《樂經(jīng)》，此說殊為不妥�！吨芏Y》是一部規(guī)劃國家官制及其職能的典籍。以《大司樂》一節(jié)為例，文中記載大司樂肩負(fù)三項王官職能：一是負(fù)責(zé)國家音樂教育方面的學(xué)政，用樂德、樂語、樂舞教育貴族子弟；二是在祭祀天地祖宗典禮中，大司樂需要率領(lǐng)樂工演奏《云門》《大武》等樂曲獻(xiàn)享神祇；三是在國王出入以及燕饗、大射等禮儀中演奏《王夏》《肆夏》《昭夏》等樂曲。這一節(jié)文字的性質(zhì)是規(guī)定大司樂職能，相當(dāng)于大司樂這一職官的“職責(zé)清單”。大司樂以下關(guān)于其他樂官的文字也都是記載他們的職責(zé)。顯然，不能認(rèn)定這些文字就是《樂經(jīng)》。2018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了《樂經(jīng)集》，將古籍中論樂文字輯為一書。這個書名容易使讀者誤以為《樂經(jīng)》是一部文字典籍，甚至誤以為《樂經(jīng)》沒有失傳�！稑方�(jīng)》絕不是文字寫成的古籍，凡是認(rèn)為《樂經(jīng)》是文字典籍的觀點，都基本上可以判定為偏離了準(zhǔn)星。

《樂經(jīng)》以上古三代樂曲為實體基礎(chǔ)

既然《樂經(jīng)》不應(yīng)該用文字寫成，那么，那些先秦儒道學(xué)者頭腦中存在而無法寫出的《樂經(jīng)》，其內(nèi)容應(yīng)該是什么呢？答案是：上古三代音樂的曲譜。有人可能要問：音樂曲譜古今中外都有，為什么中國上古三代音樂曲譜如此重要，竟被先秦儒道學(xué)者尊為經(jīng)典？這是因為，在戰(zhàn)國儒家學(xué)者的思想意識之中，上古三代曾經(jīng)有一個王道政治的黃金時代，而禮樂刑政是上古帝王治國理政的四大法寶，對后世帝王政治具有重要的垂范作用。樂的作用是和同，它以其親和力與凝聚力而在帝王政治中發(fā)揮上和天神、下聚民心的作用。因此在上古三代時期，音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遠(yuǎn)比后世重要得多。唯其如此，上古三代每一位圣王都有自己的代表樂曲，如黃帝有樂曲《云門》《大卷》，顓頊有樂曲《承云》《六莖》，帝嚳有樂曲《唐歌》《五英》，帝堯有樂曲《大章》《大咸》（一名《咸池》），帝舜有樂曲《大磬》《南風(fēng)》《韶》《六列》《六英》，夏禹有樂曲《大夏》，商湯有樂曲《大濩》，周武王有樂曲《大武》，等等。在禮樂刑政四者之中，禮樂二者如同孿生姐妹一樣相伴相隨。樂往往是禮儀中的一個節(jié)目，因而先秦文獻(xiàn)中多將禮樂并稱�！端膸烊珪�總目提要》指出：“大抵樂之綱目具于禮，其歌詞具于詩，其鏗鏘鼓舞則傳在伶官。”這告訴我們，《樂經(jīng)》絕不是用文字寫成的論文，而是在典禮上樂工用來演奏的樂曲。

現(xiàn)存文獻(xiàn)表明，殷商樂曲多與祭神典禮有關(guān)。甲骨文中有所謂“商奏”“奏商”“學(xué)商”“美奏”“各奏”“嘉奏”“新奏”“舊奏”“戚奏”“奏戚”之說，這里“商”“美”“各”“嘉”“新”“舊”“戚”，都是指不同的祭樂和歌樂，它們都是由樂工在祭祀帝、祖宗神、山川神的典禮中演奏的。殷商甲骨文中還載有“萬舞”“林舞”“舞戉”“舞羊”“羌舞”等舞蹈，這些舞蹈一般都配有樂曲。（參見宋鎮(zhèn)豪《甲骨文中的樂舞補說》，《海南大學(xué)學(xué)報》2020年第4期）《詩經(jīng)》中的五首《商頌》，就是后代商王祭祀成湯、中宗、高宗等殷商先王的頌歌�！秶�語·魯語下》載魯大夫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太師�！薄靶！辈粌H指校對《商頌》歌詞，同時也是指校正《商頌》的樂曲，尤其是指校正歌詞與樂曲對應(yīng)關(guān)系而使之配合。正考父所做的這個校正《商頌》的工作，與他的后人孔子返魯之后從事“樂正”，在性質(zhì)上是相同的。正考父校正《商頌》，是為了宋人在祭祖典禮中更好地演奏。西周以降，樂曲演奏不僅用于祭神典禮，也廣泛用于朝聘、勞臣、燕射、飲酒、相見各種典禮之中。典禮主人用不同的樂曲來表達(dá)不同情意，通過禮樂與賓客來進(jìn)行思想感情交流，以此盡顯貴族風(fēng)范，此即“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禮記·仲尼燕居》）。據(jù)《儀禮·鄉(xiāng)飲酒禮》載，演奏樂曲是鄉(xiāng)飲酒禮儀中的重要一環(huán)：“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guān)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從樂工演唱到演唱、笙奏交替再到合樂演奏，這是一個完整的樂曲表演過程�！秲x禮·燕禮》中的樂曲演奏與《鄉(xiāng)飲酒禮》大體相同，如果宴請的卿大夫有王事之勞，那么在賓客進(jìn)門時，樂工還要演奏《肆夏》，由樂工演唱《鹿鳴》，用管樂演奏《新宮》。《儀禮·鄉(xiāng)射禮》中也有奏樂環(huán)節(jié)，只不過省去了工歌、笙奏和間歌，只有合樂演奏《周南·關(guān)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在禮送賓客時，樂工要演奏《陔》�！秲x禮·大射禮》載諸侯舉行大射之禮，要演奏《肆夏》，演唱《鹿鳴》，用管樂器演奏《新宮》；在射箭過程中要演奏《貍首》；射畢宴飲，還要演奏《陔》和《驁》。在這些典禮中，樂曲演奏是禮儀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吨芏Y·春官宗伯·大司樂》也有類似的記載：“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边@里所載的是祭禮情形，在王、尸、牲進(jìn)入廟門時，都要分別演奏不同的樂曲�！吨芏Y·春官宗伯·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jié)，諸侯以《貍首》為節(jié)，大夫以《采蘋》為節(jié)，士以《采蘩》為節(jié)�！庇謸�(jù)《禮記·仲尼燕居》載，兩國諸侯相見，東道國的樂師要演奏《肆夏》，堂下樂工用笙吹奏《象》《武》兩首武舞樂曲，執(zhí)籥的舞師跳起《大夏》文舞舞蹈。禮畢之后，堂下奏起《雍》樂，撤除食具時樂工還要演奏《振羽》樂章�！秶�語·魯語下》載叔孫穆子之語：天子舉行接待來朝侯伯的禮儀，樂工要用金鐘演奏《肆夏樊》《遏》《渠》三夏樂章。兩國諸侯相見，東道主國要讓樂工演奏《文王》《大明》《綿》三首樂曲。君主舉行慰勞使臣的禮儀，樂工要演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首詩樂。諸如此類，可舉的例子甚多。這些與禮儀相配的樂曲，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純粹的樂曲，如《南陔》等，這類樂曲多由管樂器或鐘鼓演奏；二是配有歌詞的樂曲，如《鹿鳴》等，這類樂曲由樂工演唱并有樂器伴奏；三是與詩、舞結(jié)合的樂曲，如《大武》等，這類樂曲是演唱、演奏、舞蹈的綜合表演。在這三類樂曲當(dāng)中，后兩類雖有歌詞，但這些歌詞包含在樂曲之中，它與某些人誤解的用文字寫成的《樂經(jīng)》，還是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先秦儒道學(xué)者頭腦中的《樂經(jīng)》，應(yīng)該就是這三類樂曲的曲譜。

《樂經(jīng)》是指樂曲，對此古今有不少學(xué)者都有明確的論述�！墩撜Z·陽貨》載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孔子此語意在強調(diào)禮樂形式之后的意義，但它也說明樂是指鐘鼓演奏的樂曲�！盾髯印�勸學(xué)》說“《樂》之中和”，荀子所說的“中和”顯然不是指文字，而是指樂曲聲音�！段男牡颀垺�樂府》雖然倡導(dǎo)《樂經(jīng)》亡于秦火，但它說《樂經(jīng)》所載是“中和之響”，一個“響”字點明《樂經(jīng)》記載的是音樂曲調(diào)。顏師古在注釋《漢書·藝文志》“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jié)”時說：“言其道精微，節(jié)在音律，不可具于書�！痹�人吳澄在《禮記纂言》卷三六指出，《樂經(jīng)》“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jié)，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朱彝尊《經(jīng)義考》卷一六七引徐師曾之語，其觀點與吳澄相同。周琦在《東溪日談錄》卷十中認(rèn)為：“《樂經(jīng)》是記聲音樂舞之節(jié)，非文辭可讀之書。”林岊、劉濂、邵懿辰及四庫館臣以《詩經(jīng)》《儀禮》之樂為《樂經(jīng)》，其實也是持《樂經(jīng)》記載曲譜的觀點。近人蔣伯潛在《十三經(jīng)概論》中指出：“樂則曲譜，度如今世之歌曲集附有五線曲譜者然�！睏畈�峻在《經(jīng)書淺談·十三經(jīng)的完成經(jīng)過》中指出：“《樂經(jīng)》可能只是曲調(diào)曲譜，或者依附‘禮’，由古人‘禮樂’連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詩’，因為古人唱詩，一定有音樂配合�！边@些古今學(xué)者都一致認(rèn)為，《樂經(jīng)》應(yīng)該記載曲譜。

讀者可能會問：既然先秦文化學(xué)術(shù)界對音樂如此重視，而上古三代又留下如此豐富美妙的樂曲，那么為什么沒有人將上古三代的樂曲編為一書呢？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從先秦兩漢到魏晉南北朝，中國一直都沒有發(fā)明記載音樂曲譜的技術(shù)。現(xiàn)存比較完整的最早的中國古代琴曲譜，是楊守敬從日本抄回來的琴曲《碣石調(diào)·幽蘭》。這支琴曲的作者是南北朝梁代的隱士丘明，記譜者可能是初唐人，他用文字記述古琴彈奏指法、弦序和音位，屬于彈奏手法譜。由于先秦時期沒有記譜技術(shù)，也就形成“眼前有曲載不得”的尷尬局面。更令人無奈的是，待到記譜技術(shù)發(fā)明之后，上古三代樂曲已經(jīng)全部亡佚了。上古三代樂曲的演奏與傳播，必須有它賴以生存的政治文化土壤和氣候，這就是完備的國家禮樂制度與全社會重視上古雅樂的風(fēng)氣。春秋戰(zhàn)國以降，伴隨著王道陵遲、禮崩樂壞，王室和各諸侯國樂官競相奔逃，王侯貴族的審美情趣也從喜愛上古三代雅樂而轉(zhuǎn)變?yōu)橄矚g以鄭、衛(wèi)之音為主的新聲。戰(zhàn)國初期，魏文侯最稱好古，也發(fā)出“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wèi)之音，則不知倦”（《禮記·樂記》）的感嘆。戰(zhàn)國中期孟子游說齊國，齊宣王對孟子說：“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說明上古三代樂曲在戰(zhàn)國上流社會已經(jīng)過氣。在這種形勢下，上古三代樂曲的散逸凋零在所難免。西漢初年，偌大的中國只有一個制氏樂官依靠家族世代傳授，勉強能夠彈奏若干上古三代樂曲，但僅“能紀(jì)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漢書·藝文志》）。據(jù)《三國志·魏書·杜夔傳》記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平定荊州，俘獲東漢王朝雅樂郎杜夔，曹操令其演奏雅樂，杜夔憑借記憶僅能傳授《騶虞》《伐檀》《鹿鳴》《文王》四首雅樂曲譜。至此，上古三代樂曲可謂亡佚殆盡。在唐代發(fā)明記載樂譜技術(shù)之前，上古三代樂曲就已經(jīng)全部失傳。事情就是這樣吊詭：先秦有豐富的上古三代樂曲資源，可是那時偏偏沒有記譜技術(shù)；待到記譜技術(shù)發(fā)明之后，上古三代樂曲卻又全部亡佚。六經(jīng)缺《樂》的永久遺憾由此形成。

王莽所立《樂經(jīng)》非古文經(jīng)

在講清楚《樂經(jīng)》不是文字典籍而是曲譜，由于缺少記譜技術(shù)而導(dǎo)致上古三代樂曲全部失傳的歷史事實之后，再回頭來看《漢書·王莽傳》載王莽奏立的《樂經(jīng)》究竟是一部怎樣的文獻(xiàn)。它是一部記載上古三代曲譜的書，還是一部文字典籍？由于王莽所立《樂經(jīng)》已經(jīng)亡佚，我們無從得窺它的原貌。西漢末年尚無記譜技術(shù)，據(jù)此可知這部《樂經(jīng)》不可能是一部記載曲譜的書。有人認(rèn)為，王莽所立《樂經(jīng)》為漢人陽成衡所作。雖然這種可能性較大，但由于沒有文獻(xiàn)依據(jù)，因此不好遽然認(rèn)定。

王莽這部來歷不明的《樂經(jīng)》是不是古文經(jīng)呢？考漢代古文經(jīng)出處，主要有三：一是《漢書·景十三王傳》所載：“獻(xiàn)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jīng)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xué)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倍�是《漢書·藝文志》所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懷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jīng)》凡數(shù)十篇，皆古字也�！比�是《漢書·儒林傳》所載：“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余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睂⑦@三處綜合起來，可知漢代古文經(jīng)傳有《周官》（即《周禮》）、《尚書》、《毛氏詩》、《禮》、《禮記》、《左氏春秋》、《論語》、《孝經(jīng)》、《孟子》等，其中沒有《樂經(jīng)》。漢代古文經(jīng)中沒有《樂經(jīng)》，這種現(xiàn)象是必然的，因為古文經(jīng)是用先秦古文字寫成的，先秦本沒有《樂經(jīng)》，因此《樂經(jīng)》也就不存在今古文問題。在今古文經(jīng)學(xué)論爭之中，沒有《樂經(jīng)》的事。王莽所立《樂經(jīng)》雖然來歷不明，但大體可以斷定為漢人所作，這部《樂經(jīng)》用隸書寫成的概率更大一些。當(dāng)然，由于王莽偏好古文，也不排除他讓人用古文抄寫《樂經(jīng)》的可能性。無論這部《樂經(jīng)》是用古文還是用今文書寫，它都不是先秦留傳下來的《樂經(jīng)》。班固在為王莽作傳時注意到這一點，他將王莽立《樂經(jīng)》與尊古文經(jīng)分開，《漢書·王莽傳》在記載“立《樂經(jīng)》，益博士員，經(jīng)各五人”隨后又載：“征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這就是說，王莽立《樂經(jīng)》與尊古文經(jīng)是兩回事。

本文的結(jié)論是：王莽所立的《樂經(jīng)》，無法論定它是今文還是古文，可以斷定的是，它是漢人所作的真典籍，卻是一本假《樂經(jī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