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志遠：一生奉獻給史學研究

作者：韓志遠，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學人追憶】

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辭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畢業(yè)于南開大學歷史系，當年考入北京大學研究生部，在導師邵循正先生指導下研究史學。曾在羅常培先生領導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國科學院成立后，1952年轉(zhuǎn)到語言研究所。1953年調(diào)入近代史所，協(xié)助范文瀾先生編寫《中國通史簡編》并進行學術研究工作。

自1948年發(fā)表《遼史文學王鼎傳正誤》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筆耕不輟，撰寫或主編了《元代白話碑集錄》《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與羅常培合著）、《中國歷史大辭典·遼夏金元史》《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七冊、《中國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釋》《遼金元史十五講》《中華史綱》《遼金元史考索》《學林舊事》《中國通史簡本》《成吉思汗小傳》《清代通史》等，發(fā)表學術論文和學術評論等百余篇。他將一生幾乎都奉獻給了學術事業(yè)，不僅成果豐碩，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學特點。

一是通與專結(jié)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談到關于通才和專精的關系。他強調(diào)研究歷史要有大局觀，要能夠融會貫通，認為斷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說，范老（范文瀾）在世時，就要求他們注重通與專結(jié)合，并指出歷史是前后連貫的一條長線，又是相互聯(lián)系的一個大面，把歷史知識縮成一點，可能成為專家，但不能成為通才。必須通與專相結(jié)合，不可偏廢。在學術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與專結(jié)合，論著無論宏觀與微觀都把握得相當好。他具有淵博的學識，其研究領域時間跨度上溯漢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識層面亦相當廣博，涵蓋了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民族學、民俗學、古代文學、古文字學等方面。如此淵博的學識，在當今學術界亦屬鳳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僅具有通才，能夠獨立完成《中華史綱》的編寫，而且還在專精方面獨樹一幟，是國內(nèi)外學術界公認的遼金元史方面的權威，其大作《遼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這方面的成就，他對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獨到之處。蔡先生學術研究領域廣泛，撰有《漢代亭性質(zhì)及其行政系統(tǒng)》《明代蒙古與大元國號》《大清國建號前的國號、族名與紀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學論文，還在《考古》《文物》等雜志發(fā)表多篇有關文物方面的論文。他主編的《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匯編》，為中國歷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較完備的基礎資料。

二是正確歷史觀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個場合談到馬克思主義對指導歷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史學工作者要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發(fā)揚實事求是的嚴肅、嚴謹學風，從實際出發(fā)，不斷開拓進取，經(jīng)過辛勤的勞動，一定會取得高質(zhì)量的學術成果。他強調(diào)，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不能機械、僵化和教條。他說：“馬克思主義不能成為僵固的教條，而需要不斷地汲取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動活潑的發(fā)展。但是，如果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過時，需要引進某種新理論新方法來代替，那就是嚴重的誤解了�！彼�多次說過，學術史的發(fā)展表明，任何堪稱新創(chuàng)的科學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潛心研究的結(jié)晶，而不能是趨時嘩眾的空談。他常用“天圓地方”來形容做學問的要領。“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圓”就是要善于思考。他還說，“做學問，寫文章，如同廚師烹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樣，但做出來水平高低卻大不相同”，“廚師不能只會做一道菜，而要會做多種菜。搞研究和寫作，也要盡可能全面，著書、寫論文、編辭書、書評、文章要都應該在行”，“做學問高明之處，不在于發(fā)現(xiàn)新材料，而是在于從大家常見的史料中發(fā)現(xiàn)問題”。他的很多關于歷史觀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見解，對我們做好學術研究工作很有幫助。

三是踐行實與冷的精神。“實與冷”，是蔡美彪對范文瀾治學精神的精辟總結(jié)。而且，他正是以此為座右銘，身體力行使之發(fā)揚光大。實，即實際，也包含平實、老老實實。范文瀾一再倡導研究歷史要從實際出發(fā)，而不能從概念出發(fā)。歷史現(xiàn)象錯綜復雜，許多事情缺乏完整記錄，有些雖有豐富的資料，但由于資料來源不同，以及記述者的偏見，往往并不能反映歷史事實真相。這就需要老老實實地進行艱苦而切實的調(diào)查研究工作，反復閱讀，周密思考，才能去偽存真，接近歷史實際。冷，即冷板凳、冷豬肉的簡稱。范文瀾倡導學人做學問要有“二冷”精神。他經(jīng)常勉勵研究所的同志們下“二冷”的決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來認真讀書搞研究，埋頭苦干，堅持不懈。二是吃冷豬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廟配享祭祀），就是告誡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長期的努力，最終你的成績會被社會承認。蔡美彪正是踐行實與冷精神的楷模。從我20世紀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開始，就見到他每天清晨已經(jīng)坐在辦公室讀書和寫作，幾十年如一日。20世紀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辦公條件還很簡陋，通史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間大平房里辦公。我的辦公桌就在蔡先生對面，每天看到他埋頭苦干，中午趴在辦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著讀書寫作。直到九十高齡，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繼續(xù)一如既往每天堅持讀書工作。我們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間出版的個人著作有多種。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瀾編寫《中國通史》的遺愿，而較少花費在個人課題研究上面。這種甘于奉獻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

四是追求史與文兼善。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對司馬遷的史學功力與文學修養(yǎng)兩方面都給予極高的評價。史學著作應力求做到史實與文字表述完美的統(tǒng)一。然而，當今不少史學工作者，缺乏文學素養(yǎng)，不重視文字的表述。盡管其著作在史料和觀點方面多有創(chuàng)新，但由于晦澀難讀，從而削弱降低了本身的價值和傳播的范圍。蔡美彪早年曾與范文瀾和羅常培共事，范、羅二人都是語言大師。范文瀾早年對《文心雕龍》研究造詣頗深，有幾部研究專著出版，他善于化古代漢語為現(xiàn)代漢語，以語句精練、深入淺出為學界所稱道。羅常培語文能力超群，在語言學界屬于泰斗級人物。蔡先生正是深受他們的影響，非常重視史實的剪裁和文字的表述�？梢哉f，他駕馭文字的能力，出神入化，點石成金，真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與他本身具備古文字學、音韻學的深厚造詣，又能詩能文、文史兼通是分不開的。因此，閱讀他的著作讓人感到輕松愉快，沒有故作高深、拖泥帶水之感。這也正是《中國通史》《中華史綱》能做到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為廣大讀者喜愛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是“橫通”式研究蒙古學。蔡美彪是我國較早從事蒙古學研究的學者，1948年即發(fā)表了論文《元秘史中所見古代蒙古之婚俗》。20世紀50年代初，同羅常培編撰《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遂開始系統(tǒng)地搜集和研究有關八思巴字蒙、漢文獻等方面的工作。這一時期，他接連發(fā)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所藏元八思巴字碑拓序目》《從蒙古文字的起源說到新蒙文的推行》《漢語里的蒙古語》《元雜劇中的若干譯語》等，對蒙古學發(fā)展作出了杰出貢獻。此后的七十余年間，他一直都繼續(xù)耕耘在蒙古學園地，是在蒙古學領域傾注心力較多和取得斐然成績的學者。

蔡先生對蒙古學的研究，有其獨到之處。他不是研究蒙古學單一的某個方面，而是采用一種橫通的方法，即采用語言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民族學等融會貫通的方法，進行綜合研究。例如，關于馬可·波羅的研究，以往學者大多認為，馬可·波羅是一個旅行家。而蔡先生通過對馬可·波羅在游記中講述的各地情況，以及書中使用的波斯語、蒙古語詞語等方面記載，對他在中國十七年間的語言與觀念、地位與身份以及游記所顯示的特點，進行全方位考察，從而不僅指出他應當是一個斡脫商人，而且在中國的活動軌跡與其身份有關。于是有關馬可·波羅研究中出現(xiàn)的許多問題便迎刃而解。文章發(fā)表后，受到南開大學教授楊志玖、澳大利亞蒙古史學家羅依果、南京大學教授陳得芝等國內(nèi)外專家學者一致贊賞。美國的一些大學歷史系將其有關馬可·波羅研究的論文作為教材，供學生學習參考。又如，有關關漢卿研究。關漢卿是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戲劇家，在戲劇方面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遺產(chǎn)。但是，由于存世的關漢卿生平事跡資料欠缺，以至于長期以來，人們對關漢卿生卒時代和人生經(jīng)歷等知之不多，許多細節(jié)更是成為難解之謎。蔡美彪通過關漢卿創(chuàng)作戲劇中的蒙古語等詞匯，以歷史語言學的視角進行深入細致分析研究，從而揭示了關漢卿生于金末，由金入元的結(jié)論。并指出他不是人們認為的“金末太醫(yī)院尹”，或“元太醫(yī)院尹”，根據(jù)元代典籍及戶籍制度的史實，得出關漢卿是元代太醫(yī)院管領的醫(yī)戶的結(jié)論。此外，還考證出“元世祖至元后期，關漢卿也曾在杭州一代從事戲劇活動”等經(jīng)歷。這篇《關漢卿生平考略》論文，反映出他治蒙古學善于利用語言學、文學、歷史學等進行綜合性研究，因此取得的成果更令人信服。他的八思巴字研究也同樣有其特點，不是簡單地辨識文字，而是把八思巴字作為蒙古歷史學的研究工具，反過來又通過歷史學詮釋八思巴字文獻反映的內(nèi)容，從而將八思巴字蒙古文獻學研究推向高峰。

總之，蔡美彪先生的學術貢獻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通過《中國通史》《中華史綱》《中國通史簡本》等，探索中國歷史發(fā)展脈絡，傳播系統(tǒng)而正確的歷史知識，使嚴肅的學術著作從象牙塔走向社會。一部《中國通史》發(fā)行幾十年，多次再版，榮獲國家圖書獎，成為許多人案頭必備之書。近年所著的《中華史綱》也同樣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幾經(jīng)再版。這些為中國史學的發(fā)展與普及作出了重要貢獻。二是打通遼、金、元斷代壁壘進行融會貫通研究，對揭示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數(shù)民族特點與興衰規(guī)律意義重大。其《遼金元史考索》《遼金元史十五講》等著作，探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融合形成過程，從而帶來民族史研究的新視野。三是出版了一系列有關八思巴字蒙文碑刻文獻和文物的論著，從而將這一領域的研究推向高潮，尤其是采用語言學、歷史學、社會學、文學等相結(jié)合的方法，對古代蒙古民族進行綜合研究，開創(chuàng)了蒙古學研究的新篇章。此外，他擔任中國蒙古史學會理事長、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國際蒙古史學會執(zhí)行委員等，為中國蒙古史學和元史研究的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