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與清史纂修

戴逸主編的《簡明清史》

近日，戴逸與馬大正（左）在討論《清史》。本文作者供圖

傾力推動清史纂修

世紀之交，中國史壇再一次發(fā)出纂修《清史》的倡議。2000年12月，戴逸教授在接受《瞭望》雜志社記者采訪時率先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時也”，倡議把大型《清史》的編寫任務提到日程上來。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五次動議纂修清史。

從定鼎北京始，清朝歷史達268年之久，蘊含了極為豐富的內(nèi)容，同今天的社會現(xiàn)實聯(lián)系緊密。不僅中國的版圖疆域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數(shù)奠定于清朝，當代中國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軍事、文化、外交、邊疆民族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很多是從清代演化、延伸而來的。要深刻了解當代中國國情，就離不開對清朝歷史的科學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領導人曾有四次纂修《清史》的提議。特別是1965年秋，周恩來總理責成中共中央宣傳部籌備纂修《清史》，中宣部為此召開部長會議，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郭影秋為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關山復、尹達、劉大年、劉導生、佟冬和戴逸為委員，并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纂修《清史》，蓄勢待發(fā)。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使醞釀多年的《清史》編纂工作剛要啟動即被擱置。

經(jīng)歷了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之后，當年修史動議的參與者和親歷者多已謝世，戴老師是為數(shù)不多的健在者之一。雖歷盡磨難，戴老師對清史的研究從未中斷。20世紀80年代以降，他帶領清史研究所同人先后完成了《清史編年》和《清代人物傳稿》等項目。如何完成時代使命，不辜負學界重托，實現(xiàn)《清史》纂修，成了戴老師數(shù)十年來時刻思考的重要問題。

戴老師纂修《清史》的倡議得到學界熱烈反應。2001年3月，時任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李文海教授，時任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大學王曉秋教授分別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上提交“纂修《清史》正當時”的建議和提案。同年4月6日，戴老師和李文海邀請季羨林、任繼愈、王鐘翰、朱家溍、蔡美彪、龔書鐸、王曉秋、郭成康、馬大正、朱誠如、成崇德等專家學者共商纂修《清史》大事，一致呼吁盡快啟動纂修《清史》的工程，遂有學術界十三人聯(lián)名向中央寫信，呼請由政府出面組織纂修《清史》。與此同時，戴逸組織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專家進行纂修《清史》必要性和可行性論證，并著手起草纂修《清史》的工作方案。

2002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啟動清史纂修工程的決定，成立了國家清史纂修領導小組，同年12月12日，成立了以戴逸為主任的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幾代學人的努力終于得到回報，戴老師數(shù)十年如一日傾力推動《清史》纂修的愿望終成現(xiàn)實，他不顧古稀之軀，日夜操勞，忘我工作，傾注全部心血領導這項國家重大文化工程有序開展。

精心謀劃纂修布局

戴老師精心謀劃纂修布局，他對《清史》纂修工程兩個全局的設計是帶有戰(zhàn)略性和指導性的。

第一個全局是清史纂修工程的全局。戴老師將清史纂修工程分解為主體工程、基礎工程和輔助工程三大板塊。主體工程是指《清史》，“要寫出一部觀點正確、實事求是、記事翔實、條理清楚、內(nèi)容豐富、史料確鑿的高質(zhì)的《清史》，能夠反映我們的學術水平，成為新世紀標志性的文化工程”；基礎工程是指對國內(nèi)外有關清代檔案、文獻的收集和整理，“整理檔案文獻可以提高《清史》的質(zhì)量，纂修《清史》又可以帶動文獻檔案的整理，兩者相輔相成，并行不悖”，“搶救和保護珍貴的檔案文獻，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事業(yè)”；輔助工程是指要籌建檔案室、圖書室、網(wǎng)絡中心和出版中心。對清史纂修工程的總體布局，戴老師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要打造一艘航空母艦，不僅僅需要航空母艦，還要有許多驅(qū)逐艦、巡洋艦、潛水艇，要形成一個戰(zhàn)斗群，形成規(guī)模性的文化工程�！蔽ù�，清史纂修工程才“可以稱得上名副其實的國家行為、國家工程，是新世紀標志性的文化工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第二個全局是對主體工程《清史》的總體布局。

自2003年至2004年，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在全國召開了八次體裁體例研討會，其中包括戴逸老師帶領我們在臺灣的宜蘭和臺北召開的兩次研討會，研究清史編纂總規(guī)劃，確定《清史》全書的總體布局和框架，將其分類分卷。

根據(jù)戴老師的設計，《清史》的五大部類包括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我們稱之為新綜合體。簡言之，通紀實際上就是一部清代通史，這是20世紀初以來章節(jié)體的體裁體例，典志、傳記、史表是二十四史的傳統(tǒng)體例。圖錄是個創(chuàng)新，因為《清史》它有編圖錄的可能，有地圖、有繪畫、有照片，以圖證史、以圖明史。所以《清史》既吸收了20世紀西方國家修史的章節(jié)體的體裁體例，也繼承了傳統(tǒng)二十四史的體裁體例。

在五大部類中，通紀是“全書的總綱”。通紀以記載史實為主，同時應該有必要的、緊密結合史實的議論，要揭示出歷史現(xiàn)象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所以我們對這部通紀費心最多。2003年6月4日，戴老師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全體專家會議上發(fā)表題為《貫穿〈清史〉的一條主線——新修〈清史·通紀〉內(nèi)容要旨》長篇學術講話�！鞍亚宕�近300年歷史加以扼要地敘述，前后貫通，表現(xiàn)歷史發(fā)展的大趨勢和我們的歷史觀，闡明清代從崛起到發(fā)展與鼎盛時期，到衰落以至滅亡的全過程�！�2004年10月30日，戴老師在《清史·通紀》工作研討會上再次就《清史·通紀》的撰寫發(fā)表五個方面指導性意見，即：1.對清朝歷史的定位；2.必須用辯證的思想去對待歷史；3.要把清朝近300年歷史放在世界歷史的長河里來考察；4.敘述史實要準確、豐滿、清楚；5.文字要簡明、流暢、生動。戴老師更是直接負責督校近400萬字的九卷通紀。

兩個全局的確定，奠定了清史纂修工程的整體格局，確定清史纂修工程的主要內(nèi)容，明確了清史纂修工程的纂修進程和最終目標。作為清史纂修工程總主持人，戴老師功不可沒！

從2008年12月份開始，我們把已經(jīng)完成初稿的《清史》進行了審改，審改過程很復雜，因為畢竟參加這項工作的有千余人，很難做到渾然一體。但是作為這部書，它必須是一個整體，這就需要學者不斷打磨。其中發(fā)生了一件特別讓人困惑的事——我們意識到，因為是集體創(chuàng)作，這部書可能存在很多重復交叉和遺漏的地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寫，也許根據(jù)不同的史料，就會出現(xiàn)差異，甚至于有時也會出現(xiàn)很重大的遺漏。我們中間就發(fā)生過一個很大的笑話。在我們核對傳記名單的時候，突然發(fā)現(xiàn)里面沒有慈禧太后！因為婦女卷的主持人認為慈禧應該放在光緒朝卷，而光緒朝卷的主持人則認為慈禧會被放在婦女卷里面，結果兩邊都沒放。因為慈禧這個人物太顯眼了，所以被發(fā)現(xiàn)了。還有一些中等級別的人物更容易造成遺漏。當時戴老師就提出要“三查”，就是查重復、查矛盾、查遺漏。2014年以后，我們對“三查”下了很大的功夫，也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當前，我們除了做好審讀的配合工作外，還要繼續(xù)進一步打磨、修飾書稿，每一部類的專家們都在照常工作，按照我們自己查出來的問題進行修改。同樣，根據(jù)審讀的意見，我們還會繼續(xù)修改。出版環(huán)節(jié)還有三審三校，下面到底還要延續(xù)多長時間，不好預測。

我們從2003年就開始主持編輯和出版五套叢書，包括檔案叢刊、文獻叢刊、研究叢刊、編譯叢刊、圖錄叢刊，共出版圖書242種、3603冊，總字數(shù)超過20億字。另外在戴老師的堅持下，我們還編了清代詩文總集《清代詩文集匯編》，從六萬多篇清代的詩文中間，選了4000種，匯編成801冊。戴老師還撰寫專文《彈指興亡三百載，都在詩文吟唱中——清代詩文簡論》，指出：“詩與文是我國悠久的文學體裁，唐宋最盛。而《全唐詩》僅四萬首，清代詩文之多，遠邁唐宋，其藝術水平亦高超卓絕，可與唐宋相比較�！�

學問人生魅力人格

最早知戴老師之名還是1958年我大學三年級上中國近代史課，指定參考書是當年剛出版的戴逸著《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立論和文采讓我佩服得五體投地，確實是高山仰止。1975年我參加《準噶爾史略》研究小組時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請教戴老師等諸位老師，這是我第一次直接面見戴老師請教。自此之后，學術交流從未中斷。我在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中心工作過程中，得到了戴老師多方面教導。我視他為師，他把我當成朋友。

2002年，我成了戴老師的部下。當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成立，我受聘為副主任，一直是做他的助手，他是我名正言順的領導，從2002年到現(xiàn)在，有19年了。19年來，在戴老師帶領下，我參與了新修《清史》的設計、立項、撰寫、審改、定稿五個階段的學術組織工作。這幾年來不說每天見面，至少開頭幾年是每個禮拜都要見一次。現(xiàn)在因為他年齡大了，我們不讓他來上班，說你別來了，我們到你家去就行了。最近一次是2021年9月9日，那天老人家精神很好，一口氣對我們講了通紀第9卷有關清末新政與革命黨人活動進行修改的想法，但畢竟年事已高，且聽力嚴重下降，我們表示相關意見已落實專家進行修改，請老人家放心、寬心。

戴逸的學問人生所展示的魅力人格，不是作為學生輩的我能來評價的，但從我個人感知感悟的角度留下深刻印象的大致有三。

一是熾熱的家國情懷。

戴老師在做學問的同時，保持著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為我長期做邊疆研究，在編纂清史過程中，凡是涉及邊疆、民族、中外關系的問題，他首先會找我來問。比如說前幾年關于“南海仲裁案”，圍繞這個問題，戴老師當時特別跟我說：“在我們的《邊政志》里邊，要設海洋篇，在海洋篇里面一定要把清代對南海諸島及相關海域行使主權和管轄的歷史講清楚。”他的政治敏感性是他學術素養(yǎng)的本能反應。他對《邊政志》給以特別的關注，多次叮囑專家有關邊界條約簽訂史實的敘述一定要準確，清政府對邊疆的經(jīng)營與治理一定要立足國家統(tǒng)一的視角來進行評議。同時，戴老師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堅持唯物主義，態(tài)度鮮明。他堅持太平天國起義在推動歷史發(fā)展中的進步意義，堅決反對曾一度流布甚廣所謂“邪教”論的歪理邪說。

二是嚴謹?shù)闹螌W風格。

戴老師治學嚴謹，他曾著文對歷史學家提出四項要求，即資料、思想、文采、道德，傳誦一時，對后輩學人啟迪莫大，我也是受教者之一。戴老師說：“前人說過，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應具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說的這八個字轉換成資料、思想、文采、道德。含義不完全相同，而大體上還是接近的�！畬W’是指知識、資料、信息，‘識’是指理論、思想；‘才’是指文采、才華；‘德’是指道德、人格。這是對歷史學家四個方面的要求。每一位歷史工作者必須從這四個方面下功夫，努力鍛煉，不斷提高，才能成為合格的以至優(yōu)秀的歷史學家�！保ā稓v史教學》1996年第10期）從我個人先后學習戴老師所著和主編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1975年以內(nèi)部資料形式出版，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限國內(nèi)發(fā)行）、《簡明清史》（二冊，1980、1984）和《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1999），可深知戴老師是如何將這“四要”貫徹于研究實踐之中。尤其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以豐富的資料、嚴謹?shù)目颊�、厘清了清代康熙年間中俄雙方簽訂條約的史實，既是一部嚴謹?shù)膶W術專著，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以史為鑒可供決策部門參閱的精品力作。

三是寬厚的待人之道。

戴老師待人寬厚，沒有架子，是位很好相處的老人。我們編委會主任、副主任開會，是一個非常愉快的過程。愉快在哪兒？愉快在氛圍的和諧。不是說我們沒有爭議，我們有爭議，甚至有幾次戴老師提一個想法，我們副主任統(tǒng)統(tǒng)反對，聽完以后，戴老師突然明白了，說怎么你們都不同意我的意見！他也不生氣，始終堅持學術民主，所以我們也有什么說什么。有時候說了，他當時不接受，但是過了一兩天，他會說“你們這個主意還是比我好”。因為戴老師喜歡下圍棋，他有一句口頭禪，“是不是我又下了臭棋了？”當然，戴老師也有他的短板，科研組織不是他的長項，所以在科研組織的問題上，他有的時候會犯書生氣的毛病。但輔佐戴老師的李文海教授不僅是學問大家，也是科研組織的大師，我們幾個副主任在這方面也是各有所長，這樣正好形成互補。正因為他待人寬厚，所以在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里這種溫馨的和諧氛圍持續(xù)至今，成為我們每一個成員的寶貴精神財富。

戴老師寬厚待人、平易近人體現(xiàn)在日常生活各個方面，每次有新著面世，戴老師都親筆題書，并工整蓋上贈書印章，以示尊重。我們后輩學人收到的不僅是給人啟迪的學術名著，還是一位慈祥老人的關懷后輩的拳拳之心！

戴老師在85歲時曾這樣直抒胸懷：

“清史是我的專業(yè)，我把畢生的精力貢獻給它�？烧f是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保ā豆饷魅請蟆�2010年11月25日）

高山仰止、佩之敬之呀！

（作者：馬大正，1938年生于上海，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