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曦：滇西北民族建筑：文化多樣性與民族共同體有力見證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和國別史研究專項“基于營造技藝調查的滇西北民族建筑譜系研究”負責人、北京交通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副教授

作為各民族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建筑是遮風擋雨的氣候遮蔽所，是生產生活的場所和容器，也是精神思想的載體和表達。這些形態(tài)豐富的民族建筑，不僅體現(xiàn)了各民族社會文化的多樣性，也體現(xiàn)了民族間長期持續(xù)的交流融合。

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地區(qū)

從自然地理上看，滇西北地區(qū)屬于我國地勢第一、第二階梯的交界地帶，境內有怒江、瀾滄江、金沙江等河流穿過，又有大雪山、玉龍山、云嶺、怒山等山脈綿延；這些河流與山脈切割出眾多的高山深谷，形成了復雜多樣的地形地貌和氣候環(huán)境。我國最大的世界遺產地——“三江并流”地區(qū)就位于滇西北腹地，是這一區(qū)域特征的集中體現(xiàn)。從人文歷史上看，居住在滇西北的十余個民族不僅有著各自悠久的文明和獨特的社會文化，而且相互之間有著長期的交流。在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我國三大民族走廊中，最重要的“藏彝走廊”就以滇西北為核心地區(qū)。這里奔流的眾多江河在崇山峻嶺中開辟出河谷，形成了天然的交通孔道，也形成了各民族遷徙溝通的文化廊道。

于是，滇西北地區(qū)成為了我國文化多樣性最突出的地區(qū)之一，僅宗教信仰一項就存在著藏傳佛教、漢傳佛教、苯教、東巴教、達巴教、本主崇拜、韓規(guī)教、伊斯蘭教、道教、基督教以及原始信仰等豐富的形態(tài)。眾多藏緬語族、壯侗語族的民族相互交流融合，在長期歷史進程中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格局。

多樣性：豐富的民族建筑文化遺產

自然和人文環(huán)境所造就的文化多樣性，也同樣體現(xiàn)在民族建筑這一重要的物質文化類型上。目前，滇西北地區(qū)共有68個中國少數民族特色村寨、213個中國傳統(tǒng)村落、12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是我國民族建筑文化遺產遺存最豐富、分布最集中的地區(qū)之一。這些民族建筑類型多樣、形態(tài)各異，蘊含著各民族深刻的人居智慧，是該地區(qū)文化多樣性的集中體現(xiàn)。例如，怒江流域的怒族和傈僳族居住在極具特色的“千腳落地房”中。由于所居之處多為陡峭山地，當地人民將房屋挑出架空，下方用木柱或石柱支撐；遠遠望去，成片房屋下密密麻麻的支撐柱就形成了“千腳落地”的壯觀景象。這種建造方式巧妙地減少了房屋建造中地基處理的工作量，同時架空的底層還可用于圈養(yǎng)牲畜、儲藏物資，形成了合理的功能分層。

瀘沽湖一帶的摩梭人，以木楞房作為傳統(tǒng)的建筑形式。這種房屋以木材縱橫交疊而成，只需簡單的工具和技術就可建造，但又十分堅固保暖。其中，“祖母屋”是摩梭家宅里最重要的建筑，其雙火塘、雙中柱的“雙核心”布局有效地適應了摩梭人母系大家庭的結構：高床式的火塘供男性使用，對應的中柱是男子進行人生禮儀的地方；地坑式的火塘供女性使用，對應的中柱是女子進行人生禮儀的地方。兩根中柱分別稱為“男柱”“女柱”，取自同一棵樹木，寓意家中男女來自同一血脈。

香格里拉一帶的藏族建筑被稱為“閃片房”，因其屋頂覆蓋的木制瓦片而得名。這類建筑通常是方整的低層樓房，內部結構為粗壯的木框架，外以厚重的夯土墻體圍合，可以有效抵御這里頻發(fā)的地震。房屋的一層常作圈養(yǎng)牲畜使用，二/三層是家庭成員的居住空間，屋頂夾層用來晾曬、儲藏糧食。藏族虔誠的宗教信仰，也充分體現(xiàn)在他們的房屋中。家庭起居待客的主室中設有火塘和中柱，火塘一側的墻面上供奉佛像、經文，中柱則常以哈達裝飾。此外，家中還單獨設有經堂，室內往往精雕細刻，設有佛像、唐卡、經文等，是家中最華麗的地方。

大理、麗江一帶的白族、納西族大多居住在山腳緩坡或平壩地帶，他們的建筑多為舒展的合院。適應于不同的家庭規(guī)模和經濟條件，合院形式有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跑馬轉角樓等。其中的建筑以榫卯節(jié)點的木結構承重，遭遇地震時可以起到緩沖作用，“墻倒屋不塌”；外墻使用厚實的土坯磚，冬暖夏涼。由于白族、納西族受漢文化影響較多，他們的房屋左右對稱、以中軸為尊：一層的堂屋是起居待客的場所，二層當心間則是供奉神靈、設置祖先牌位之處。

共同體：交融的民族建筑多維譜系

滇西北地區(qū)這些形式各異的民族建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該地區(qū)不同民族長期的交流融合，也同樣體現(xiàn)在他們的建筑上。

人類建造房屋，其目的是滿足居住需求。從技術維度看，怒江流域的怒族、傈僳族、獨龍族和川滇交界的摩梭人、彝族共享井干式建造體系，是這些民族在林木資源豐富、技術工具不夠發(fā)達的條件下的一種技術應對。藏族擅長使用以土石墻體承重的邛籠式體系，在其影響下，毗鄰藏族居住的部分納西族、摩梭人也學會了這套建造技術。漢族以及與之有著深入交流的白族和納西族，共享抬梁、穿斗混合式木構架體系的技術知識，并且相互之間有著頻繁的工匠流動和技藝傳播。

從空間維度來看，聚居于北部怒江、瀾滄江流域的民族更常使用“垂直式”的功能分區(qū)模式，將畜圈設于底層，儲藏勞作空間設于頂層，中間用于居住，例如怒族、傈僳族、藏族等。這種模式用地集約，對于地形相對陡峭的地區(qū)來說十分合理。而在居住于南部、東部的民族中，“水平式”的功能分區(qū)模式要更為常見。其中，漢族以及受漢文化影響較多的民族傾向于“中軸”模式，即以堂屋為中心將不同房間并聯(lián)布局；其他民族傾向于“中心”模式，即以火塘為中心，將其他房間環(huán)繞布局。

從象征維度看，“火塘—中柱”空間是滇西北各民族建筑中十分普遍的精神空間，這一空間作為采光、取暖、加工食物之處，長期在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也往往被附以象征意義。盡管各民族對于這一空間有著各自的文化解釋，但總體來說這一空間都與神靈、祖先等超自然力量的崇拜聯(lián)系在一起，是各類儀式活動的場所。除了摩梭人及與之毗鄰的普米族發(fā)展出了高床式火塘外，其他民族的火塘均為地面式。此外，漢族、白族和納西族將象征性的建筑元素置于房屋中軸上，例如中梁、“天地君親師”及祖先牌位等。

可以看到，滇西北民族建筑盡管形式紛繁，但若從技術、空間、象征三個維度來分析人們如何滿足不同方面的居住需求，其應對模式并不繁多，并且每一種模式都被數個民族共同使用和發(fā)展。可以說，滇西北民族建筑雖然形式多樣，但彼此間又有著廣泛的關聯(lián)，形成了一個多維度的復合譜系。這種交融統(tǒng)一的民族建筑復合譜系，蘊含著該地區(qū)各民族在長期的相互交流中形成的人居智慧，是滇西北各民族交融統(tǒng)一之關系的物質體現(xiàn)，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