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春喜：秦漢文書行政制度與公牘文寫作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文書行政制度視域下的秦漢公牘文研究”負責人、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文書行政是中國古代基本的行政運作制度，是國家相關政策法令的頒布、執(zhí)行，各方面政務的處理，各級政府機構的信息溝通等主要以文書方式來進行的一種制度，主要形成于秦漢時期。此時期，古代社會實現了從王權向皇權政治形態(tài)的轉變，以郡縣制為主的新型政體因之得以形成。社會形態(tài)的轉變與新型政體的建立為文書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礎。同時，秦漢還有比較完善的交通網絡、文書行政律法、文書傳遞系統(tǒng)等。文書行政制度因之能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實施，在加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一統(tǒng)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墩摵狻�別通篇》云：“漢所以能治九州者，文書之力也。（漢）以文書御天下�！彼�言既指出了該制度的重要政治意義，也道出了公牘文在制度運行中的關鍵作用，即該制度的有效運行以公牘文的書寫與創(chuàng)作為前提。

公牘文體構建。公牘文是指中國古代朝廷、官府通常使用的公事文，包含詔、令、奏、疏、表等類型，其書寫與創(chuàng)作更多地受到文書行政制度的影響。

秦漢王朝要通過文書行政制度維護皇權意志與大一統(tǒng)，必須確立文書行政所用的文體。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完成天下一統(tǒng)后，著手構建能滿足皇權政體需要的上下行公牘文體體系。關于下行文體，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改“命為‘制’，令為‘詔’”�！懊�”“令”原是先秦文體，其使用者的身份并無明確規(guī)定，天子、諸侯、士大夫等均可使用�！爸啤钡谋玖x為裁斷、控制的意思，并非專門的文體名稱。據《釋名》卷六：“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詔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笨芍�“詔”除了詔告之義外，更蘊含著君主圣明、能使眾庶知其所為的意思。這兩種文體專供皇帝使用，其名稱蘊含著強烈的皇權獨尊與皇帝至圣的文化意識。關于上行文體，先秦時期，一般臣庶向君主言事，多稱“上書”，而秦朝則把臣下上書改稱為“奏”。從字形、字義上，“奏”既蘊含以手恭敬、懼畏地進獻的意思，也有臣下之言微不足道的含義。這種文體取名有鮮明的尊君卑臣的色彩，體現了皇權政治文化訴求。

漢朝適應文書行政制度要求，更重視公牘文體構建。漢初時期，儒士叔孫通主持了頗具規(guī)模的禮制建設�！段男牡颀垺ぴt策》篇云：“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章表》篇：“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zhí)異�！北敬味Y制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便是立足文書行政需要，確立了“策”“制”“詔”“章”“表”“奏”“議”等上下行文體名號及其文本禮儀規(guī)范。此后，朝廷君臣所用公牘文體得以確定。事實上，秦漢時期按照行政層級與行文面向構建的公牘文體類型頗為多樣，除朝廷所用文體外，還有地方官府上、平、下行文體，諸如府郡奏記、奏箋、教、報書等。另外，不同行政場合也有不同的文體類型，如語書用于訓誡，舉書用于檢舉違法亂紀，視事書用于報告執(zhí)勤在崗情況等�？梢哉f，適應文書行政制度需要，秦漢時期總體確立了古代公牘文體體系、類型。其后，古代公牘文體雖不斷豐富，多有變化，但總體格局奠基于秦漢時期。

公牘文風演進。政治制度是為維護統(tǒng)治者根本利益而形成的理性設計與硬性規(guī)制，這就決定了理性行政是文書行政制度的基本精神。立足這種精神，文書行政的主體——文吏必然以防止情感的過度蘊入作為公牘文書寫與創(chuàng)作的基本要求；同時，文書行政制度深受國家思想文化崇尚的影響。自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奉行法家思想，反對人的智力活動與思考，堅持“壹教”，崇尚實務而抵制虛辭，否定禮樂文章在社會發(fā)展中的作用，抵制文學言辭的修飾行為。秦代公牘文因之多就事論事，摒棄主體感情與浮華之詞，文風質樸無華，簡練明確。例如，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頒布的廢除謚法的制文，三十四年李斯、淳于越分別創(chuàng)作的《議廢封建》《議封建》等奏文，都鮮明地體現了這種文風。

漢初統(tǒng)治者以黃老無為之道治國，對社會思想文化崇尚包容態(tài)度，文書行政制度因之打破了秦代文禁，對文辭書寫方面的要求相對寬松；同時，秦末以來，士人尚未充分適應大一統(tǒng)皇權統(tǒng)治，各地封建復國的思想意識盛行，有鑒于這種復國意識，漢初統(tǒng)治者實施封建制。這種思想意識與封建制度決定了當時社會帶有鮮明的“后戰(zhàn)國時代”性質，臣僚士子也因之頗有縱橫習氣�！吨熳诱Z類》卷一三七評賈誼云：“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腳只是從戰(zhàn)國中來故也�！彼�評就道出了漢初的這種習氣。上述因素決定了漢初公牘文多挾情勢，言政理，文風暢達恣肆，頗有縱橫之風，這在賈誼的《陳政事疏》、晁錯的《論貴粟疏》等文中有較充分的體現。

漢武帝后，來自基層的文吏逐漸成為朝廷創(chuàng)作的主導力量，文風簡潔明確，沉實平正，促成了漢代公牘文的新氣象。公孫弘的《舉賢良文學對策》就是這種文風的典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時期，漢朝確立了以儒為本的國家思想意識形態(tài)，文書行政制度自然以貫徹這種思想意識形態(tài)作為根本要求，公牘文也因之具有了一套主導性的敘述規(guī)制與邏輯，即其書寫與創(chuàng)作多立足于儒學名理、義理而展開。這就導致了以奏疏為代表的公牘文總體上呈現出紆徐有致、典雅平和的文風，詔令在沿襲秦代凌峻雄大文風的同時，也蘊含了溫和沖謙的風格。當然，元帝及其以后時期，隨著崇儒思潮的盛行與以經取士制度的逐漸形成，文吏作為文書行政的主體日漸儒生化，公牘文在保持理性沉實特征的同時，也出現了與簡練相對的繁詳文風。

公牘文學素養(yǎng)。公牘文書寫與創(chuàng)作是文書行政制度得以有序、有效運行的前提。這種制度決定了秦漢人才選拔必然具有鮮明的以文取士的特征。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內史雜》云：“下吏能書者，毋敢從史之事。”這說明“能書”已成為秦時選才的重要標準。據《漢書·文帝紀》，公元前165年，文帝下詔選拔賢良文學，“上親策之，傅納以言”。此次選拔確立了對策仕進的方式，開啟了以文取人的先路。到武帝時，對策已成為賢良科的定制。其后，為鑒別人才的學識素養(yǎng)、從政能力，其他科目也漸次采取對策方式，如初元二年（前47年），秀才科便實行對策之制，永始二年（前15年），敦樸科也采取此制。至東漢時，孝廉、至孝、有道等察舉諸科皆可試策。士吏立足皇帝策問而創(chuàng)作的對策文雖可單列一類，但在體性上應為“章”“奏”等公牘文體。陽嘉元年（132），尚書令左雄革新察舉，實施“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后漢書·順帝紀》）的制度。這就說明公牘寫作能力已成為影響士吏仕進的主要因素。這種選拔規(guī)則的形成是源于文書行政制度根本訴求的。

秦漢時期，官府掌握著大量公牘資源，多存有公牘文范式、范本。據陳偉主編《里耶秦簡校釋》，簡8-235云：“為式十一牒�！彪杭春嗠簳�札，所言當是關于公牘文書的十一種范式問題。簡8-94云：“群志式具此中。”所言“群志式”當是關于各類行政事務的不同公文格式。同時，文吏熟悉公牘類型、格式、禮制用語等，是公牘書寫的主體。這就決定了士子若想具備公牘寫作能力與素養(yǎng)，須到官府中擔任一定的吏職，以吏為師，學習寫作公牘文。文吏任職達到一定年限后，考核也以公牘書寫能力為主要依據，相關閥閱簡牘如EPT50·10、14等常有“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文”的評語，就證明了此點�？梢哉f，正是以基層長期的公牘文訓練、實踐為基礎，朝廷文官才有高超的奏、議、表、章等公牘文寫作能力，漢代散文才能取得輝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