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余姣：陳農(nóng)之使：“平館學人”的訪書活動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群體研究”負責人、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副教授

1929 年9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與北平北海圖書館合組成立新的國立北平圖書館。1931年，在新的文津街館舍建成后，隨著辦館條件的改善，開辦經(jīng)費的穩(wěn)定，組織管理的有序進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發(fā)展進入了快車道。為了進一步充實館藏，實現(xiàn)《國立北平圖書館之使命》中“中華文化之寶庫，中外學術之重鎮(zhèn)”的目標，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尤其是年輕一代館員于20世紀30年代開展了諸多訪書活動。他們的辛勤搜訪，為今日之國家圖書館蔚為大觀的古籍文獻存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頻年奔走，苦索冥搜

北平曾為故都，琉璃廠等地舊書業(yè)極為發(fā)達。青年學人趙萬里入館后，常跟隨亦師亦友的前輩徐森玉先生到琉璃廠訪書，極大地開闊了眼界。趙萬里當時身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采訪部中文采訪組組長、購書委員會中文組委員兼書記，在購書上擔負重要之責。由于該館購書日多，琉璃廠的書價望風而漲。1930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鑒于江南書價較廉，且多善本，于7月派趙萬里赴寧、滬、蘇、杭等地，采訪古書。趙萬里此行所獲甚多，所訪之書經(jīng)編目后供眾閱覽。1932年，趙萬里通過陳乃乾為該館購得吳興蔣氏密韻樓所藏明刊明人別集500余種。1933年7月，趙萬里重到寧波天一閣觀書，此一經(jīng)歷在其所撰《重整范氏天一閣藏書記略》《從天一閣到東方圖書館》二文中記錄甚詳。此次觀書，趙萬里還發(fā)現(xiàn)前人所編書目中未能著錄的二百多種書，記錄下了重要善本古籍的行款、邊口、版心大小、序跋和內(nèi)容特點，以備日后撰寫善本書志作參考。趙萬里編有未定稿《重整天一閣現(xiàn)存書目》，收2000種古籍，惜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遺失。為保護這一江南名樓，趙萬里還曾建議重修天一閣，代擬了《重修范氏天一閣募捐啟》。在南下訪書時，趙萬里經(jīng)傅增湘先生介紹，拜望了張元濟、徐乃昌、劉承干等前輩，與藏書家們建立了廣泛的聯(lián)系。

在訪書的基礎上，趙萬里也對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古籍完成了編目工作，于1933年編輯出版《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傅增湘在該書的序中肯定了趙萬里在訪書上的成就，認為他“夙通流略，尤擅鑒裁，陳農(nóng)之使，斯為妙選。頻年奔走，苦索冥搜，南泛苕船，北游廠肆，奮其勇銳，擷取菁英，且能別啟恒蹊，自抒獨見，于方志、禁書、詞曲三者，搜采尤勤”。在古籍采訪方面，趙萬里確實“頻年奔走”，花費心力極多，為的就是將古籍善本收歸公藏，加以保護。該館豐贍的典藏，也為趙萬里開展研究提供了完足的文獻資料。如1932—1933年度該館采購金石拓片843種，1935—1936年度該館館藏魏齊以來墓志達約4000余種，這些均為后來趙萬里編《漢魏南北朝墓志集釋》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條件。

除為豐富館藏訪書、購書外，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為個人研究亦可外出訪書。1930年謝國楨為撰寫《晚明史籍考》，受國立北平圖書館指派，到江浙訪書，其所撰的《三吳回憶錄》一文對此有詳細的記錄。這一訪書著書的方式，也伴隨了其整個學術生涯，后謝國楨還著有《江浙訪書記》。

遠渡重洋，攝影而歸

除在國內(nèi)積極搜訪外，該館還將訪書視線拓及海外。1934年王重民遵照副館長袁同禮指示，赴歐洲訪書，收獲頗豐。其訪書的重點是：敦煌遺書、明清間天主教士華文著述、太平天國史料、古刻舊鈔以及經(jīng)史子集罕傳本，且以敦煌遺書為重中之重。這些文獻國內(nèi)不能輕易得見，有著獨特的文獻研究價值。王重民在海外訪書工作強度很大，約每日看一百冊，邊看邊著錄這些文獻的基本信息，重要稀見的則手抄下來，特別珍貴的則采用攝影的方式復制。雖積年勤苦，但以此為樂。經(jīng)其一番努力，王重民對海外存藏的敦煌經(jīng)卷、天主教、太平天國史料等，基本瀏覽一過，并將其中的奇書異帙，采用攝影或手鈔的方式采擷而歸。其所拍攝的照片為數(shù)可觀，共選照了三萬余張敦煌遺書及其他珍貴文獻的照片。由于傳抄罕見本的工作較為繁重，同為國立北平圖書館青年館員的王重民夫人劉修業(yè)女士也曾參與其中，劉修業(yè)后撰寫了《王重民1935—1939 年英德意諸國訪書記》一文記錄這段海外抄書的經(jīng)歷。為將訪書成果盡快報告給國內(nèi)學術界，王重民在《大公報》先后發(fā)表《海外稀見錄》《巴黎敦煌殘卷敘錄》《記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文獻》《羅馬訪書記》等。其個人學術成就的取得，實有賴于多次海外訪書。

1935年向達亦受國立北平圖書館之派，到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做交換館員，替該館整理中文圖書。1936年秋，在結束牛津大學的工作后，向達至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院研究敦煌卷子和太平天國文書。1937年冬，又由倫敦轉赴巴黎，在法國的國家圖書館繼續(xù)研究該館所藏的敦煌卷子以及明清之際天主教的相關文獻。向達還曾到德國柏林普魯士科學院看吐魯番出土的古文書等。其用小楷抄寫了200萬字的敦煌卷子，被趙萬里、王重民稱為“向抄本”。向達所訪之書，涉及多種少數(shù)民族語種文獻，如回鶻文、粟特文、東伊朗語、藏文等，也采用攝影的方式選擇西域古文字完整者進行拍攝。這些資料，有利于我國學術界在東方學上卓然自立。此次訪學也為向達打下了堅實的文獻基礎，向達于1936年至1939年寫出了《記牛津（英國）所藏的中文書——瀛涯瑣志之一》《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和《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jīng)眼錄》等重要論著。

其他赴海外訪書者，還有不少。1931年謝國楨赴日訪書，為該館調(diào)查及采訪日文書籍。同年9月，該館又派特約編纂員孫楷第赴日本調(diào)查小說、戲曲等書籍。孫楷第抄錄日本內(nèi)閣文庫中各種中國小說，并閱讀尊經(jīng)閣的藏書。胡適稱孫楷第“專為了看小說而渡海出洋，孫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哥倫布了！”1934年于道泉奉派赴歐留學，也為該館拍攝了一箱敦煌古書膠影片。這些學人的海外訪書工作，可謂開啟了今日“海外中華古籍回歸”的先聲。

細流匯海，化私為公

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不僅為該館積極訪書，還向該館捐贈書籍。20世紀30年代每年度出版的《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務報告》中的“贈書人名錄”記載下了“平館”學人們的捐贈情況，如1931年7月至1935年6月四個年度共有：于道泉、王庸、王祖彝、王重民、江瀚、朱士嘉、岳良木、茅乃文、袁同禮、徐鴻寶、趙萬里、蔣復璁、劉節(jié)、謝國楨、譚新嘉、爨如僖等42人次的捐贈。僅趙萬里一人而言，自1929年7月至1935年6月五個年度共捐贈圖書32種50冊。通過文獻捐贈的形式，進一步豐富了該館的文獻典藏，也體現(xiàn)了學人們的一片愛館之情。

除此外，學人們外出期間，亦不忘為該館謀求文獻。如1933年4—5月，徐森玉、向達、王庸、劉節(jié)四人受國立北平圖書館資助，進行了為期40余日的秦豫訪古考察活動。他們在陜西重陽宮發(fā)現(xiàn)的宋金元碑30余座，被認為是研究道教的重要史料，其中有元代蒙古文詔書十余種，皆涉及也里可溫（元代基督教）事。四人通過碑帖傳拓的方式，為該館拓制了珍貴的拓片資料。

經(jīng)這些學人的共同努力，國立北平圖書館之藏書漸為豐富。僅1931—1932年度，由于經(jīng)費倍增，實力增強，入藏之文獻頗多孤刊原稿，其中有海源閣遺書60余種、天一閣、汲古閣、稽瑞樓、宋元明別集、《宋會要》、宋刻大字本《詩集傳》、金石拓片和輿圖等。每年度都有大量新增文獻源源不斷匯入館藏。隨著館藏的日漸豐富，該館于1933年8月又設立善本乙?guī)�，庋藏自清初以來精刊、精印、孤本、稿本、批校及罕傳之書。此后，甲乙二庫，分級庋藏，琳瑯滿目，洋洋大觀。

通過積極的訪書、購書活動，國立北平圖書館學人推動了私家藏書流向公藏機構、海外古籍文獻回歸中華故土的進程。豐富的館藏為這些學人開展研究提供了充分條件，日后這些學者均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內(nèi)成名成家，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學術群體。一部分學人成了多門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一部分學人成為各領域杰出的學者，而更多的成了知識生產(chǎn)的服務者，形成了一個由眾多學人構成的獨特思想世界。他們的訪書活動更是為中國圖書館學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