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斌：鸚鵡形象：中國古代雅俗文學的觀照典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甘青新地區(qū)‘賢孝’文本搜集、整理和研究”負責人、蘭州理工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宋徽宗趙佶《五色鸚鵡圖》（現(xiàn)藏于美國波士頓美術(shù)館）作者/供圖

中國古代文學按其屬性可分為雅俗兩大類。鄭振鐸提出：“‘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就是民間的文學，也就是大眾的文學……差不多除詩與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體，像小說、戲曲、變文、彈詞之類，都要歸到‘俗文學’的范圍里去�！秉S冬柏認為：“‘雅文學’是指流行于文人士大夫之間的，以‘溫柔敦厚’為創(chuàng)作規(guī)范、以詩詞和散文為主要體裁的文學作品；而‘俗文學’則指在平民百姓之間流行的，以小說、戲曲以及說唱文藝為常見體式的文學作品�！弊怨胖两瘢�盡管有關(guān)中國古代雅俗文學的論述頗為豐富，但鮮見有結(jié)合作品中的同一形象來加以觀照。

鸚鵡有白、紅、黃、綠等色，美麗聰慧，善學人語，受到大眾的普遍喜愛。中國古代雅俗文學作品中都塑造有大量的鸚鵡形象，與出現(xiàn)的其他飛禽走獸形象迥然不同，堪稱是中國古代雅俗文學的觀照典型。

從作家文人到平民百姓：鸚鵡形象的創(chuàng)作者

鸚鵡形象的創(chuàng)作者經(jīng)歷了從作家文人到平民百姓的過程。雅文學中的鸚鵡形象主要出現(xiàn)于作家文人創(chuàng)作的辭賦和詩歌等中，創(chuàng)作者的姓名能夠確定。辭賦方面，禰衡《鸚鵡賦》是中國古代雅文學中第一篇書寫鸚鵡的傳世名作。薛蕓秀指出：“自禰衡寫作《鸚鵡賦》之后，緊接著便出現(xiàn)了一個賦詠鸚鵡的高潮，與他同時代的賦家中就有五位。統(tǒng)計漢末至明清，共有七十余位賦家創(chuàng)作了八十余篇同類賦�！痹姼璺矫�，唐代杜甫、白居易和杜牧，宋代王安石和范仲淹，明代李夢陽和方孝孺，清初曹一士等一大批作家都寫有《鸚鵡》。宋代周韶，清代王煐、梁清標和張劭等寫有《白鸚鵡》，白居易和梁清標等寫有《紅鸚鵡》，明代馬愉寫有《黃鸚鵡詩》，明代張居正寫有《黃鸚鵡》和《五色鸚鵡》，明代陳鑒和明末清初的陳瑚寫有《綠鸚鵡》等。

俗文學中的鸚鵡形象主要出現(xiàn)于平民百姓創(chuàng)作的說唱詞話和寶卷等中，創(chuàng)作者的姓名都沒有標明。俗文學中的鸚鵡形象最早見于敦煌莫高窟藏經(jīng)洞所藏唐代詞文《百鳥名——君臣儀仗》，其中的鸚鵡不是主人公。鸚鵡作為主人公形象最早見于明憲宗成化年間說唱詞話刊刻本《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1967年出土于上海市嘉定縣宣氏婦人墓，由北京永順堂書坊刻印。寶卷方面，今所見《鸚兒寶卷》最早為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金陵刻本，現(xiàn)存于臺灣傅斯年圖書館。古月齋藏《鸚兒寶卷》為清代光緒辛巳（1881）常州樂善堂刊本，是大陸所存最早版本。江蘇鎮(zhèn)江、常州等地保存有清代流傳下來的《鸚哥寶卷》，青海河湟地區(qū)和寧夏石嘴山市亦存有《鸚哥寶卷》。河西寶卷中有多部作品，《涼州寶卷》《金張掖民間寶卷》和《酒泉寶卷》中名為《鸚鴿寶卷》，《河西寶卷選》和《民樂寶卷》中名為《鸚哥寶卷》，《永昌寶卷》中名為《鸚哥盜桃》，《甘州寶卷》中名為《小鶯鴿吊孝寶卷》，《山丹寶卷》中名為《鶯鴿盜梨寶卷》。這些說唱詞話和寶卷中的主人公無論是鶯哥、鸚兒還是鸚哥、鸚鴿、鶯鴿其實都是鸚鵡。

從個體情懷到集體意識：鸚鵡形象的意蘊

雅文學中鸚鵡形象的意蘊重在表現(xiàn)作家文人的個體情懷。禰衡《鸚鵡賦》明寫鸚鵡，實則抒寫個人生不逢時、懷才不遇的內(nèi)心感喟。宋代洪邁評價為：“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北憩F(xiàn)作家文人個體情懷的辭賦語言一般較為艱深晦澀，甚至帶有駢儷化特征。以曹植《鸚鵡賦》為例，其中有：“常戢心以懷懼，雖處安其若危。永哀鳴其報德，庶終來而不疲�！北憩F(xiàn)作家文人個體情懷的詩歌語言一般是含蓄典雅的。杜甫《鸚鵡》詩中有：“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崩顗絷枴尔W鵡》詩中有：“學語疑矜媚，垂頭知自傷�！蓖鯚枴栋�鸚鵡》詩中有：“非徒摧羽毛，旋已失魂魄�！彼鼈兌技脑⒅�作者本人的內(nèi)心情懷。這些辭賦和詩歌作品重在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具有含蓄蘊藉的審美風格；采用的修辭手法有象征、暗喻和雙關(guān)等。曹丕提出的“詩賦欲麗”觀點已經(jīng)對其語言特征作了高度概括。

俗文學中鸚鵡形象的意蘊重在表現(xiàn)平民百姓的集體意識，很少抒發(fā)作者本人的內(nèi)心感懷。說唱詞話和寶卷中的鸚鵡全都以擬人化手法被塑造成了“孝子”形象，蘊含有推崇孝子與中國傳統(tǒng)孝道的集體意識。同時，說唱詞話和寶卷中的鸚鵡形象蘊含有輕視功名利祿和敢于反抗皇權(quán)的集體意識。以《涼州寶卷》中的《鸚鴿寶卷》為例，鸚鴿憑借智慧逃出鳥籠后不但當面拒絕了仁宗皇帝封賞的“鸚鴿丞相”官職，還說道：“世上人哪一個不想做官，我在那仙果山修真養(yǎng)性。享榮華享富貴人人都愛，不想說到后來能躲閻君。陽世上犯王法罪不可輕，叫一聲宋王爺細細想清。伴君王如伴虎誰不知道，你要我留朝中萬萬不能�！边@些特征是所有雅文學作品中鸚鵡形象所不具備的。說唱詞話和寶卷重在敘事，情節(jié)繁富，語氣酣暢淋漓，具有剛健清新的審美風格；采用的修辭手法有明喻、夸張等。說唱詞話和寶卷中的一些詞語帶有鄭振鐸論及俗文學語言特質(zhì)時所指出的“相當?shù)拇直伤讱狻薄?/p>

從不變性到“互文性”：鸚鵡形象的文本

塑造鸚鵡形象雅文學作品的單一文本除了個別字詞在不同版本之間有不同之外，絕大多數(shù)一直固定不變，不同作品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較為弱化。與中國固有的“互文”概念不同，當代西方文論中的“互文性”概念最早由法國符號學家朱莉婭·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文本的建構(gòu)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zhuǎn)化�！蓖瘧c炳認為：“其實這個說法與中國古代的用典的意思是相似的�！倍[衡《鸚鵡賦》對古代雅文學作品影響深遠，清代仇兆鰲評析杜甫《鸚鵡》一詩時指出：“朱鶴齡曰：此詩似檃括禰衡賦中語。聰明，則‘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也。別離，則‘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可以看出中國古代雅文學作品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主要是在用典方面。

塑造鸚鵡形象俗文學作品不同文本之間的“互文性”非常明顯。根據(jù)已有研究成果，俗文學中的鸚鵡作為“孝子”形象最早源自佛教早期漢譯本典籍《雜寶藏經(jīng)》中的《鸚鵡子供養(yǎng)父母緣》故事。《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中的鳳凰率領(lǐng)眾鳥趕來幫助主人公安葬母親情節(jié)與《百鳥名——君臣儀仗》存有“互文性”。說唱詞話和寶卷文本在承續(xù)《鸚鵡子供養(yǎng)父母緣》中鸚鵡孝親主旨的基礎(chǔ)上，單一文本對其他同一故事文本不斷進行吸收和轉(zhuǎn)化。再加上由上述八部河西寶卷演化而來的涼州賢孝《白鸚哥盜桃》《鸚鴿盜桃》和《鸚哥記》，河州賢孝《鸚哥孝娘》和《鸚鴿孝娘》，西寧賢孝《白鸚哥記》《白鸚哥吊孝》和《白鸚哥哭母記》，青海河湟地區(qū)回族宴席曲《白鸚哥》等，其作品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就更為明顯。

從對立性到交融性：雅俗文學的關(guān)系

鸚鵡形象能夠形象闡釋中國古代雅俗文學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一方面它們之間具有對立性。劉勰認為：“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糅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眹烙饛娬{(diào)：“學詩先除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睙o論是劉勰提出的“雅俗異勢”還是嚴羽總結(jié)的“除五俗”，他們都倡導(dǎo)雅俗文學的對立性。事實上，在上引辭賦和詩歌作品當中已經(jīng)得到了印證。另一方面它們之間具有交融性。蘇軾提出：“詩須要有為而作，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莫礪鋒認為：“首先提出‘以俗為雅’的是北宋的代表詩人蘇軾和黃庭堅�！卑拙右住都t鸚鵡》詩中有：“安南遠進紅鸚鵡，色似桃花語似人�！睆堐俊栋�鸚鵡》詩中有：“新來念得觀音號，莫倚聰明又罵人�！边@幾句詩寫得非常淺顯通俗，可以印證出雅中有俗。說唱詞話和寶卷中的主人公有不少即興創(chuàng)作的詩歌作品。以《新刊全相鶯哥行孝義傳》為例，鶯哥先被賣給相公，相公夫人叫梅香端來一盤櫻桃，鶯哥連吃數(shù)個后隨即吟詩一首：“夏景無過四月初，處處園林似錦鋪。生在樹頭垂婀娜，摘來盤內(nèi)勝珊瑚�！边@幾句詩不但寫得較有趣味，押韻也工整，可以印證出俗中有雅。

當然，就塑造鸚鵡形象的中國古代雅俗文學而言，我們還需要結(jié)合具體作品去綜合判定。如前所述，鄭振鐸已將小說歸入“俗文學”當中，后世也一般認為小說屬于“俗文學”范圍。但鄭振鐸又補充說，“筆記小說”等均不包括在“所謂‘俗文學’里的小說”之內(nèi)。五代王仁�！堕_元天寶遺事》中載有鸚鵡開口幫助縣令破獲主人被他的妻子及其奸夫合謀害死、埋尸枯井的案件。這段載錄塑造的鸚鵡形象很典型，但是《開元天寶遺事》屬于“筆記小說”，不能歸入俗文學之中。當代學者對鄭振鐸的這一觀點也普遍認同。

總之，中國古代雅俗文學中的鸚鵡形象極為鮮明獨特，如果將其所有作品集中串聯(lián)在一起，它們完全可以分別構(gòu)建起一個在中國古代雅俗文學當中極其富有特色的母題。尤其是俗文學中的鸚鵡形象，不但與雅文學中的鸚鵡形象相互觀照，還具有宣揚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價值與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