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殷商古文字對中華傳統(tǒng)思維的塑造和影響

作者：劉源，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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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辭中“王作三師左中右”的記載，反映左中右觀念早在商代已經(jīng)形成。資料圖片

甲骨文中“帝不我其授佑”的記載，是否定句中賓語前置的例子，現(xiàn)代漢語延續(xù)了這種方式。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史學版近日刊發(fā)袁廣闊《商代前期：中國步入成熟文字時代》一文指出，近年來，鄭州商城、小雙橋、洹北商城等早商都城遺址不斷發(fā)現(xiàn)骨刻文字、金文、朱書文和陶文等早期文字遺存，揭示出早在商代前期，中國已形成了成熟的文字體系。該文頗具啟發(fā)意義，筆者認為，我國文字從殷商時代發(fā)展成熟以來，傳承至今仍然發(fā)揮著巨大作用，這不能不說是殷代文明一項偉大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同時也說明殷代古文字承載著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基因，是中華民族集體意識的重要根脈所在。

學界目前已有共識：商王武丁時代早期，殷代文字已發(fā)展成熟，具備了后來漢代學者概括的“六書”造字特征。換言之，中國文字早在武丁時代就已經(jīng)在形音義等方面定型。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語言又是思維的工具，文字的構(gòu)造、語言的使用中往往蘊含著一個民族的獨特思維方式。古文字學者從專業(yè)角度認識到，殷代古文字已完全具備漢字所擁有的三個基本特征：以形表意、以形表音、兼表音意，即漢代六書提煉而成三書。不論是六書，還是三書，都對中華民族造字和使用文字的思維方式進行了理論概括。三書也是目前中國古文字學的最基本理論，以三書來看待甲骨文、金文等殷代古文字，就會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形音義，認識到文字構(gòu)造與使用的思維方式，而且這種思維特點從殷代到今天都一脈相承。

首先，殷代語言文字奠定了漢語思維中最基本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漢語思維中表示方位的上下、左中右、東南西北，表示十進制數(shù)字的一至十和百千萬，表示體積大小，表示時間的年（祀、歲）月旬、今昔來翌，表示時刻的朝夕旦夙，表示天氣的風雨雷電、陰天晴天，等等。這些概念仍是現(xiàn)在漢語最根本的思維符號，從殷代沿用至今，形成了漢語思維的基本模式和重要特征，而且能很好地與時俱進。此外，殷代古文字還有許多和今天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概念，如表示人體器官的首（頭）足（趾）手（又），表示動物的龍虎豹、兕鹿兔、牛馬羊雞犬豕，表示農(nóng)牧漁獵的田狩擒獲，表示國之大事的征伐祭祀，表示神鬼的上帝、河岳社，表示親屬稱謂的祖父妣母兄弟，等等。這些概念雖有時代烙印，但很多傳承至今，在現(xiàn)代社會中依然經(jīng)常使用，不可或缺。我們完全可以說，在目前漢語應用、覆蓋和傳播地區(qū)，殷代古文字已有的各種術語和概念，還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并使人們得以順暢地表達與分享觀點和想法。無論日常語言隨著時代如何變換，殷代語言文字提供的上述概念，仍是漢語思維的基本內(nèi)核。

其次，殷代語言文字對中華民族思維方式還產(chǎn)生了某些細致入微但又很重要的影響，并反映為習慣用語的獨特語法。現(xiàn)代漢語思維中廣泛存在的一些鮮明特色，可以從殷代語言文字中去尋找根源。其中比較典型的有：虛詞“唯”強調(diào)賓語并將賓語前置的現(xiàn)象，用學術語言來說好像有點迂曲難懂，落實到具體詞語上大家便很熟悉了，像直到今天我們還常用的：唯才是舉，唯命是從，唯我獨尊，唯利是圖等。上述詞語中“唯”字的用法，在商王武丁時代已普遍出現(xiàn)了，如殷墟甲骨卜辭常見“唯某人令”，也就是強調(diào)商王命令的那個人；其他還有“唯師般呼伐”的語句，意思是強調(diào)要呼師般這位將領征伐敵方。殷代語言中這種以唯字帶出賓語前置的思維習慣，是研究甲骨文的學者熟知的，這種思維方式對現(xiàn)代漢語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漢語思維中，強調(diào)并前置賓語，還有一種情況出現(xiàn)在否定句中，今天我們還習慣講：誠不我欺，時不我待，就是在否定句中將賓語“我”前置的典型例子。這種否定句中強調(diào)并前置賓語的思維習慣，也早就形成于商王武丁時代了，如甲骨卜辭有“帝不我其授佑”這樣的表述，按照正常語序就是說，上帝不授予我（商王朝）保佑，將“我”提前到謂語“授”之前，其目的是加以強調(diào)。從以上簡單例子即可看出，今天中華民族的漢語思維習慣和特點，有不少是繼承殷代語言而來的。武丁之前，這些語言思維方式應該早已形成，但限于材料缺乏，我們對更早的情況只能合理推測，尚缺乏實證研究。

再次，殷代文字構(gòu)形也體現(xiàn)出一些中華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如通假字的裝飾性部首和筆畫。當前學院派古文字學界通行的是上面提到的三書說，唐蘭、陳夢家、裘錫圭、林沄都使用這一理論，此外黃天樹提出的二書說，是將三書中的表音、形聲合并為有聲字。漢語里存在大量通假現(xiàn)象，就是林沄說的以形記音或借形記音。殷代古文字在使用通假字時，為了和其本義本字相區(qū)別，往往會給它加上一個裝飾性的筆畫，如橫畫，或部首。于省吾曾提出過“附劃因聲指事字”，講的其實就是這個現(xiàn)象，如他指出千百萬的千，是用人字假借，下面附劃一橫；百是用白字假借，上面附劃一橫。這種給假借字添加附筆的方式，還保留在現(xiàn)代漢字里，如殷代“辛”“辰”等文字，最上面有時附加一個短橫，作用是表示此字用作假借義，附筆以示區(qū)別。又如“未”字本就是木頭的木字，假借后在原先上面表示樹枝的兩斜筆下面，復又添加了兩斜筆，以示和本字區(qū)別，就形成今天楷書里未字一短一長兩小橫。類似例子，還可以找到一些。過去學者對此類附筆，未有足夠留意，其實這是與漢語文字思維有關的一個大問題，值得繼續(xù)研究。

殷代語言文字中，還有給假借字添加附加部首的現(xiàn)象，也反映了傳統(tǒng)思維的某些特點。最常見的是給假借字加一個口旁，表示與本字本義相區(qū)別，如廣泛使用的虛詞“唯”，其本義是表示鳥的“隹”，假借為語氣詞時，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直接寫作隹，另有一些附加了口旁寫作唯，后者沿用到今天。再如表示王朝名稱的商周兩個字，也都是假借其音，在殷代甲骨文、金文中，既可寫作附加口旁的字形，也可直接寫成不帶口的本字。典型例子還可以舉出高下的高，其本字是京，京也引申有高之義，但在強調(diào)其假借義時可再加一個口旁，并沿用至今。古文字學者常講，加口不加口無別，實際上究其本質(zhì)，就是附加一個常見部首口，來突出和強調(diào)假借字，并和其本義相區(qū)別。當然，最初假借字的這個口旁是可加可不加的，但隨著后世文字的發(fā)展，附加口旁已是大勢所趨。有的字如來去之去，字形是大字下面附加口旁，是否也表示假借，則需要再加研究。除了附加口旁，假借字也有附加“又”旁的情況，如虘假借為嘆詞會寫成“見圖1”，祖先的祖字有時也添加又旁。又本義是手，和口一樣，都是人的重要器官，在殷周文字的各個部首中也較常見，選擇它們來作為假借字的附加構(gòu)件，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