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春華：先秦儒學引詩敘事的思想價值

作者：許春華，系河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畿輔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在先秦儒學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中，存在著大量的引詩敘事。按照先秦儒學的演變順序，它們存在著一種遞進上升的趨勢，其中《論語》引詩5條，簡帛文獻《五行》引詩6條、《緇衣》引詩23條，至《孟子》引詩37條，《荀子》引詩多達83條。從形式上看，這些引詩敘事并非獨立存在的經典文獻形態(tài)，而是融入先秦儒學的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中；從義理上看，它們不是以純粹概念的方式呈現(xiàn)義理，而是通過引用詩文展開和推論儒學觀念。

從目前的哲學史與經學史研究來看，這些引詩敘事或因其義理方式不夠“純粹”，或因其文獻形態(tài)不夠“經典”，往往被一帶而過，甚至被忽視乃至遺忘其思想價值。然而這些引詩敘事，并不是先秦儒學諸子隨意而為的，不是可有可無的。引詩敘事發(fā)生于簡帛書寫材料非常貴重且占據主體的先秦時期，先秦儒學諸子在其思想世界中，如此頻繁地、大量地引用詩文，若說他們隨意而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接下來的問題是，引詩敘事的大量出現(xiàn)，如何影響著先秦儒學的思想世界？與經典“儒學化”和儒學“經典化”進程有何關系？在先秦儒學的學派意識、思維進程、生成方式中有何作用？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合理判定“詩”在先秦儒學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助于推進對先秦儒學經典敘事與話語體系的研究。

引詩敘事與先秦儒學的學派意識

先秦諸子創(chuàng)立時期，儒學只是其中之一，如何確立和支撐儒學的學派地位，成為先秦儒學尤其是孔子之后儒學諸子著重考慮的問題。從周人的“王官之學”中尋求儒學學派的經典支撐，成為先秦儒學諸子的首選。

在周人的“王官之學”中，“詩”與“書”“禮”“樂”同樣，都獲得了“文明的經典”地位，成為周人政治活動與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春秋時代中晚期“禮壞樂崩”的加劇，“詩”的地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呈現(xiàn)逐步上升的趨勢，從《左傳》襄公、昭公年間引詩賦詩活動最為頻繁可見一斑。與“禮”“樂”器物形態(tài)相比，“詩”是一種文本形態(tài)，其特點是簡短方便、合轍押韻、意蘊無窮，便于教授和記憶，更易于大眾化的傳播與接受�！霸姟迸c“書”雖然都是文本形態(tài)，但相比而言，“書”的語言更為抽象晦澀，“誥”“訓”“誓”等話語方式更傾向于剛性和控制的力量形態(tài)，而“詩”則以真情實感、溫文爾雅、委婉含蓄的話語方式呈現(xiàn)，更注重“審美的”“柔性的”力量形態(tài)。

在先秦儒學中出現(xiàn)大量引詩敘事，還有其學理上的依據。首先，先秦儒學確立自身的學派地位，需要“詩”這種經典力量的支撐。盡管其他先秦諸子及學派也存在引詩現(xiàn)象，但儒家引詩文獻數量最多且呈現(xiàn)遞進上升趨勢，這與先秦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的發(fā)展態(tài)勢是同步的，這說明“詩”已經成為先秦儒學維護學派地位、取得思想話語權的一種重要路徑。至戰(zhàn)國晚期的荀子時代，引詩敘事不僅是荀子批評其他非儒家學派的經典依據，還成為批評儒學內部各種學派、維系儒學正統(tǒng)的經典力量。其次，先秦儒學在思想創(chuàng)造過程中，也需要“詩”這種經典力量的支撐。引詩敘事與先秦儒學其他敘事方式不同，是通過引用詩文的某篇某章某幾句，激發(fā)詩文中的問題意識，闡發(fā)詩文的意義世界，詩文也由此融入先秦儒學的思想世界；詩文不再是周人的政治話語，引詩也不再是周人的政治活動，而是轉換為先秦儒學的思想話語和思想活動，“詩”由周人“文明的經典”轉換為先秦儒學“思想的經典”，此即“詩”這種經典“儒學化”的進路。最后，引詩敘事也推動了先秦儒學“經典化”的進程。在先秦儒學詩學傳統(tǒng)中，“詩”不僅獲得了“仁”的本質規(guī)定，而且引詩敘事觸發(fā)了幾乎先秦儒學所有的重要觀念，《論語》中“詩”與“禮”、“詩”與“樂”、“詩”與“道”、“詩”與“孝”等，孔門后學簡帛文獻中“詩”與“慎獨”、“詩”與“君道”等，《孟子》中“詩”與“仁”、“詩”與“孝”、“詩”與“仁政”、“詩”與“仁義”、“詩”與“民本”等，《荀子》中“詩”與“道”、“詩”與“儒”、“詩”與“君子”等。引詩敘事成為先秦儒學這一思想學派的經典規(guī)定性，成為支撐先秦儒學存續(xù)和傳承的經典力量，“詩”確立了先秦儒學與眾不同的哲學品位。

引詩敘事與先秦儒學的思維進程

縱觀先秦儒學的引詩敘事，從引詩方式上大致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以“詩云（曰）”開頭的方式，這種引詩方式在《論語》《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孟子》中較為普遍。第二種是以“詩曰（云）”開頭，以“此之謂也”結尾的方式，這種方式在《荀子》中比較流行。第三種是引詩直接融入的方式，《郭店楚墓竹簡·五行》中有2條采取這種引詩方式，“‘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能為一，然后能為君子，慎其獨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獨也”。第四種是以“此之謂也”結尾的方式，《郭店楚墓竹簡·五行》中有3條采取這種引詩方式。第三種可以說是一種隱性的“詩云（曰）”引詩方式，第四種則是一種變相的“詩曰（云）”開頭，“此之謂也”結尾的引詩方式。所以，先秦儒學的兩種主要引詩方式，可分別以《孟子》與《荀子》為代表。

引詩敘事中不同的引詩方式，也體現(xiàn)出不同時期儒家學者不同的思維進程和不同的思想風格。《孟子》引詩37條，其中絕大部分采取一種釋義方式，這種引詩方式使孟子引詩敘事的思維進程有兩種獨特的話語標識。一種話語標識是引用詩文之后，出現(xiàn)了“故”“謂”或與此相近的“連接詞”，包括“是以”“所以”“之謂”“孔子曰”“蓋曰”等，這種連接詞在引詩敘事思維進程中的作用是雙重的，從詩文向釋義來說，連接詞使詩文不再囿于詩文原義，而是開顯了更多可能的意義向度；從釋義對詩文來說，連接詞拓展了詩文的意義空間，或者是向上“提升”，或者是向內“縱深”。另一種話語標識是從引用詩文延伸出來的“核心詞”，即引用詩文或前或后的文本中，出現(xiàn)了與詩文完全相同的字詞，這種核心詞在引詩敘事思維進程中的作用也是雙重的，從引用詩文來說，核心詞使詩文不再是外在于引詩敘事，而是作為其思維進程的邏輯起點，融入了引詩敘事的思想世界；核心詞使先秦儒學的思想世界，不僅是一種義理結構，也擁有詩文的經典力量，不僅是一種理性運思的思維進程，也是一種富有情感的生命活動。

與《孟子》相比，《荀子》引詩多達83條，引用詩文幾乎都置于引詩敘事的最后，采取的都是“詩曰”+“此之謂也”的引詩方式，這種引詩方式使荀子引詩敘事的思維進程呈現(xiàn)出與孟子完全不同的特點。其中最為突出的特點有兩個，第一，從引詩敘事的形式結構來說，引用詩文與其他部分的關系，不是那種向上“提升”或向內“縱深”的邏輯關系，而是一種相對獨立的關系，也是一種平等并列的關系。以“此之謂也”結尾，引用詩文的作用更為突出和彰顯，這與荀子第一次明確解“詩”為“經”、釋“詩”為“道”是一致的，與荀子在先秦儒學詩學傳統(tǒng)與漢代儒學詩學傳統(tǒng)之間居于承前啟后的地位也是一致的。第二，從引詩敘事的義理結構來說，引用詩文雖然處于引詩敘事的最后，但它并非脫離了引詩敘事的其他部分。進一步說，引詩敘事中各個部分之間的義理，是相互發(fā)明、相互參證的平等關系，每個部分都是對引詩敘事中儒學觀念的證成，“此之謂也”只不過是儒學觀念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這種引詩方式與荀子儒學的規(guī)范性、秩序性的思想特點“若合符節(jié)”。

引詩敘事與先秦儒學的生成方式

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毕惹厝鍖W對周文推崇備至，不僅在于他們是對周文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也在于周人的“詩”“書”“禮”“樂”等孕育培養(yǎng)了先秦儒學的問題意識。無疑，春秋中晚期，“詩”在周人政治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日漸提升，與“禮壞樂崩”日益加劇恰恰形成一種對應關系，這為先秦儒學從“詩”中汲取思想營養(yǎng)提供了一種形式上的準備。“詩”中承載的古典生活經驗、圣賢行誼與事跡，為先秦儒學提供了思想源泉；“詩”中呈現(xiàn)的“仁”“義”“道”“德”“禮”“樂”“心”“君子”等觀念，則為先秦儒學“哲學的突破”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先秦儒學所謂“哲學的突破”，是對這些“本源問題”的理論提升，是對古典生活、圣賢典范的重新闡釋，是對這些觀念形態(tài)的思想創(chuàng)造。這也是先秦儒學大量論詩引詩，形成了連綿不斷的先秦儒學詩學傳統(tǒng)的原因所在。

“詩”不僅孕育了先秦儒學的問題意識，引詩也構造了先秦儒學的思想情景。這種思想情景的設計起碼有兩個基本要求，即對兩個主要問題的處理，第一，引用詩文與其他部分的關系；第二，引用詩文與儒學觀念的關系。從引詩敘事的內在結構來看，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引用詩文，引用詩文幾乎沒有引用全篇的，絕大部分是引用某篇某章的某幾句，從文本義理的邏輯關系看，引用詩文的作用與引詩方式直接相關。以“詩云（曰）”開始的引詩方式，詩文一般作為引發(fā)義理的邏輯起點；以“此之謂也”結尾的引詩方式，詩文一般歸結義理的最終結論；以直接融入的引詩方式，詩文往往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這部分可簡稱為“詩”。第二部分是古典生活與圣賢行誼，這部分大都是以“經驗性”的面目出現(xiàn)，既可以是以三代圣賢的行誼、事跡出場的“歷史經驗”，也可以是“生活經驗”。從文本義理的邏輯關系來看，這部分與引用詩文共同構成儒學觀念的邏輯前提，其中的義理或者與引用詩文相互融攝，或者與引用詩文相互證成，這部分可簡稱為“事”。第三部分是儒學觀念，這種儒學觀念并非純粹的概念或范疇形式，而是一種記述性或故事性的觀念形態(tài)。從文本義理的邏輯關系來看，這部分是引詩敘事的核心或結論，這部分可簡稱為“理”。如果說引用詩文是先秦儒學的經典力量，那么這種“歷史經驗”或“生活經驗”，則是先秦儒學原始生命的動力源泉，脫離這種經典力量或生命源泉，先秦儒學的道德觀念就會墮落為抽象的概念推演和干癟的道德說教。歸而言之，“詩”“事”“理”三個部分是不可分離、融為一體的�？梢�，這種引詩敘事是先秦儒學諸子精心設計的結果，并非隨意而為。

在先秦儒學思想的生成過程中，“詩”亦非可有可無的，而是發(fā)揮了經典力量的重要作用，這種作用可以從兩個不同方面展開。一方面是從引詩詩文意義的開顯方式來說，可分為詩文“轉義式”與“釋義式”。所謂“轉義式”，是指詩文意義在先秦儒學思想情景（語境）中發(fā)生了轉化，引用詩文的意義與詩文原義關聯(lián)不大，甚至完全無關，從詩義變化程度來說，這種“轉義式”可以說是“本質性”“劇烈的”；所謂“釋義式”，是指引用詩文的意義從詩文中引出，或者是對詩文某個字詞的進一步闡釋，或者是某句詩文的重新闡釋，從詩義變化程度來說，這種“釋義式”可以說是“解釋性”“漸進的”。另一方面是從先秦儒學思想世界的生成方式來說，可分為“斷章取義”與“情境生義”。所謂“斷章取義”，如何“斷章”是前提，即如何選擇引用詩文的篇章。從先秦儒學引詩敘事中，經�？梢钥吹�，詩文的同一篇同一章，或同一篇不同章，在不同處被引用，詩義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如《荀子》引詩敘事中，《大雅·抑》被引6次，分布在《不茍》《非十二子》《富國》《君道》《臣道》《致士》中；《曹風·鸤鳩》被引4次，分布在《勸學》《富國》《議兵》《君子》中。這說明先秦儒學諸子對于如何引詩，并非隨機選擇，而是一種理性運思的結果。所謂“情境生義”，是指通過思想情景的構造和設計，引用詩文的意義隨之發(fā)生變化。這種“情景”既包括引詩者的價值取向與思想立場，也包括引詩者的身份、修養(yǎng)，還包括引詩發(fā)生的場合、背景等。在這種“情景”中，引詩者不再囿于詩文原義，而是依據思想情景或文本語境，重新闡發(fā)詩文的意義，由此引發(fā)或推論先秦儒學的思想世界。

綜上所述，“詩”作為一種經典力量，在先秦儒學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就引詩敘事來說，它推動了“詩”這種經典的“儒學化”與先秦儒學“經典化”的進程。引詩敘事是先秦儒學的一種經典敘事與話語方式，對于先秦儒學的思想世界有著非常重要的思想價值。研究先秦儒學的引詩敘事，是還原先秦儒學的原始生命、昭示先秦儒學的詩性智慧、彰顯先秦儒學的中國哲學特質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