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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大旺:西北史地研究折射絲路文明之光

 ——評《西北史地與絲路文明》

趙大旺2023年12月04日14:58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西北史地研究折射絲路文明之光

作者:趙大旺,系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我國西北地區(qū)的甘肅、新疆是陸上絲綢之路中國段的孔道和核心區(qū)域,因此西北史地研究與“絲綢之路”研究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劉進寶教授最新推出的《西北史地與絲路文明》(甘肅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正是西北史地與“絲路”研究相結合的有益探索。

西北史地研究與“絲路”研究比翼齊飛

西北地區(qū),尤其是甘肅河西走廊,是絲路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通道。多元文明的交融塑造了西北地區(qū)獨特的歷史文化。因此,西北史地研究與絲路文明研究可以互相促進、互相推動。劉進寶對此早有認識,曾提出西北史地研究“不能將其局限在河西、甘肅,要放在絲綢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中考察”。

該書以西北史地研究為基礎,探討絲綢之路與西北地區(qū)歷史文化的關系,尤其彰顯了蘭州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該書專門探討古代蘭州的交通,指出“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我國中原地區(qū)經過蘭州、河西走廊到西域,乃至西亞、歐洲的交通道路早已出現(xiàn),只不過名稱不叫‘絲綢之路’罷了”。漢代張騫通西域,漢武帝打敗匈奴,設置河西四郡,漢昭帝時又設置金城郡,“金城郡的建置就是中西交通的產物”。由于絲綢之路的推動,“蘭州逐漸成為西北地區(qū)經濟貿易的重要關口”。作者將漢代以來蘭州的交通放在整個中西交通發(fā)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考察,指出“古代蘭州的交通,是整個中西交通的一個組成部分”。

除了蘭州外,不少西北小城僻處西陲,卻能在絲路繁榮的大環(huán)境下發(fā)展成為國際化的貿易都市。如隋代張掖,“成為隋唐時期一個重要的國際貿易城市”。唐代武威,“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又如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唐天寶年間,“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資治通鑒》卷216)?梢哉f,西北地區(qū)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正是絲綢之路的饋贈。

西北地區(qū)多民族發(fā)展與雙向共贏的絲路貿易

西北地區(qū)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絲綢之路上各民族往來貿易,交流融合,造就了西北地區(qū)多民族共居和多元文化匯聚的獨特景觀。先秦時期有戎、羌、氐,秦漢時期有匈奴、月氏、烏孫,后來還有吐谷渾、吐蕃、回鶻、黨項等民族。漢代接收渾邪王十萬降眾時,采取了“因其故俗為屬國”的制度。“屬國”體制保留了匈奴人原有的社會組織和生產生活方式,寬容的民族政策推動西北地區(qū)多民族共居局面的形成,和諧的民族關系促進了絲綢之路的繁榮。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上建立過很多民族政權,但都未影響絲綢之路的暢通與繁榮,絲綢之路的繁榮是沿線民族合作聯(lián)動的產物,而各民族互相聯(lián)動的基礎首先是沿線民族友好交往、民心相通。

貿易雙方的雙向共贏也是絲路長期繁榮的重要原因。作者提出,絲路貿易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共贏的。東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是“不斷地交流、發(fā)展、融合后,再交流、再發(fā)展、再融合,從而達到了更高的發(fā)展”。他以“佛教的倒流”為例,指出佛教并非簡單地從西向東單向傳播,經過中國佛教界的改造和發(fā)展后又傳回中亞、印度,從而對中亞和印度的佛教作出貢獻。作者還以“波斯錦”為例說明中國與古代波斯在紡織技術上的互相影響,體現(xiàn)了“雙向共贏”這一主題。

書中指出,絲路貿易的主體是“轉輸貿易”,在古代絲綢之路的各個重鎮(zhèn),都有數(shù)量不等的胡商或胡人聚落,“胡人尤其是粟特人充當了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擔當者”。由于轉輸貿易的需要,絲路上很多重鎮(zhèn)是“商胡”入華之路,也是商貿中心。如新疆的吐魯番,“一些商胡從西邊來到高昌后便不再東行,而是將貨物在當?shù)爻鍪郏瑬|邊來的商人也不再西行到貨物的產地去收購商品,而是在高昌購買后,再到其他地方去出售”。正是因為絲路貿易的這個特點,沿線一些城市成為國際貿易集散中心,如君士坦丁堡、巴格達、敦煌、吐魯番、蘭州等。絲路貿易的主要承擔者,來自中亞的粟特商人成群結隊地徙居中國并長期定居,其后裔有的繼續(xù)經商,有的則在中國入仕,完全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本書關于絲路“轉輸貿易”的提出及論證,使以前絲路研究中一些模糊的問題更加清晰,開闊了絲綢之路研究的視野。

西北史地研究與生俱來的經世情懷

晚清以來,帝國主義侵略造成了我國西北邊疆的危機。中國學者希望通過學術研究尋求解決的途徑,“西北史地學”成為一時顯學。正如梁啟超所言,“一時風會所趨,士大夫人人樂談,如乾嘉間之競言訓詁音韻焉”!拔鞅笔返貙W”從其產生時起,就被賦予了“經世致用”的時代特征。

書中認為,西北文化多元共存,包括敦煌文化在內的“五涼文化”并不是西來的,而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吸收外來文化后形成的地域文化。正如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說:“中華傳統(tǒng)文化是敦煌文化的根和魂!保ā豆饷魅請蟆2023年1月16日史學版)而該書對“絲綢之路”概念的辨析,也體現(xiàn)出強烈的現(xiàn)實關懷。鴉片戰(zhàn)爭以后,西方考察家、探險家以調查為名深入我國西北邊疆,搜集情報,為列強侵華服務!敖z綢之路”這一名稱的發(fā)明者李希霍芬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中國考察的,他在中國的游歷“帶有強烈的為列強提供情報,便利其經濟擴張的目的”,其所定義的“絲綢之路”也是狹隘的、簡單的。隨著學界研究的深入,今天的“絲綢之路”概念和內涵已完全不同,成為“古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tǒng)稱”,我們應該大力加強“絲綢之路”研究,以“站在國際學術的前沿,發(fā)出中國聲音”。

(責編:皮博、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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