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琦：資料積累與徽商研究的進展

作者：李琳琦，系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安徽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徽商是明清時期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重要商業(yè)現(xiàn)象之一，其活動范圍遠遠超出了徽州而遍及全國許多省份，其活動的內(nèi)容也不限于商業(yè)，而影響到文化、教育、世風�；丈萄芯繌�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開創(chuàng)，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fā)展，無不和資料積累緊密相關。近年來，徽商研究不斷涌現(xiàn)新的成果。安徽師范大學王世華教授積十年之功，編纂的全十冊計1100余萬字的《六百年徽商資料集成（1368—1956）》（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22年版，以下簡稱《資料集成》），堪稱近年來徽商研究領域值得關注的重大成果。

20世紀四五十年代從資料中“發(fā)現(xiàn)”徽商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國商業(yè)資本集團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匯報》1946年第2期），是徽商研究的第一篇專題論文。他后來回憶說：“解放之前，我為探討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遲滯問題，曾從事社會經(jīng)濟史的研究。為著正史食貨志多偏重于國家財政賦稅方面的記載，而對于私的經(jīng)濟——商人和商業(yè)資本的活動，則記載極少。為開展研究，我先從搜集史料著手，進行地區(qū)性的探討�！保ǜ狄铝瑁骸睹髑鍟r代商人及商業(yè)資本·再版說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進行地區(qū)性的探討”時，他接觸到一些明清時期的文集、筆記和方志，“發(fā)現(xiàn)有關徽商的記載甚多”，于是寫成了該文。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書中所征引的徽州鄉(xiāng)土文獻只有7種。

與此同時，日本學者藤井宏在研究中國明代鹽商時，也發(fā)現(xiàn)了徽商的資料線索，寫成長達七萬字的《新安商人的研究》。該文后經(jīng)傅衣凌、黃煥宗合譯介紹到國內(nèi)，連載在1958年的《安徽歷史學報》和1959年的《安徽史學通訊》上。藤井宏在《〈新安商人的研究〉中譯文序言》中寫道：“1940年，我曾在東京尊經(jīng)閣文庫讀書，因另有目的，瀏覽萬歷《歙志》，對其中構(gòu)成新安商人核心的歙商活動狀況記載之詳明，史料之多，大為驚訝，自是，我遂開始對有關新安商人的研究……拙著《新安商人的研究》就是根據(jù)《太函集》所提供的大量珍貴史料作為本書的骨架�！保ā吨袊�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1984年第3期）通讀全文，其中引用徽州其他鄉(xiāng)土文獻的資料仍不多。

20世紀八九十年代資料搜集整理促進了徽商研究的發(fā)展

改革開放后，海內(nèi)外的學術交流漸趨頻繁，而《新安商人的研究》仍是“有關徽商研究中最為系統(tǒng)的著作”（傅衣凌：《徽州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譯文集·序言》，黃山書社1988年版）。安徽師范大學的張海鵬有感于“作為中國學者，我們不能甘心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現(xiàn)實”，于1983年組建團隊，“決心發(fā)奮研究徽商”。這一團隊的徽商研究“是從搜集資料做起的”。他們利用教學之余，到有關圖書館、博物館、科研單位以及徽州各地，訪求珍藏，廣搜博采，從史籍、方志、譜牒、筆記、小說、文集、契約、文書、碑刻、檔案中，進行爬梳剔取，初步摘錄近四十萬言，編輯成冊，定名為《明清徽商資料選編》（黃山書社1985年版）。其中征引的明清文獻共有229種，徽州鄉(xiāng)土文獻就達119種。這部資料選編為國內(nèi)外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也為編者們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在資料搜集的同時，該團隊也開展了徽商的專題研究，于1995年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近55萬字的《徽商研究》專著。作者在《徽商研究·前言》中寫道：“我們的研究工作首先是從搜集資料做起的……這部《徽商研究》便是在前一階段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睂W者評價其為“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為止國內(nèi)傳統(tǒng)商人研究篇幅最為宏大之作”（范金民：《老樹春深更著花》，《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2期）�！痘丈萄芯俊返某霭婕巴瑫r期眾多成果，改變了“徽商在中國，徽商研究在國外”的歷史。

《資料集成》的出版必將推動徽商研究進入新的境界

此次推出的《資料集成》共十冊：明代1冊、清代5冊、民國3冊、新中國成立后1冊，每個時代均按資料類別和時間順序進行編排，是迄今部頭最大、字數(shù)最多、征引文獻最廣的徽商資料匯編。這部《資料集成》具有如下特色：

一是時間跨度長�！顿Y料集成》匯輯了自明初至1956年公私合營時期的徽商資料，時間跨度六百年，從中可以看到徽商興起、發(fā)展、繁榮、衰落和退出歷史舞臺的全過程。前人對徽商資料的整理主要集中在明清時期，而集成的編者則將時段延展到民國和新中國成立后。許多近代的報紙、雜志、日記中涉及的徽商資料，以及徽商企業(yè)在公私合營中的資料都是第一次集中整理面世，反映出編者“長時段”的歷史思考。

二是資料極其豐富。編者“翻閱了近500部徽州家譜，近百部地方志、專志，幾萬份文書，上百部文集以及大量的史籍、文集、檔案、報刊、碑刻、書信、回憶資料等，總字數(shù)不下數(shù)千萬字，披沙揀金”，“其中有大量第一次面世的資料”（該書《前言》）。例如，明代《復初集》很少有人利用，編者從中發(fā)現(xiàn)了近8萬字的徽商資料；收錄資料的深度和廣度與《明清徽商資料選編》相比又有了極大提升，“是目前為止，收集徽商資料最為豐富全面的資料集成”�？梢娋幷呦铝藰O其艱辛的功夫。

三是保持信息完整。“絕大部分資料都是整篇移錄，唯文學作品中的徽商資料由于情節(jié)文字較多，在不妨害原意的情況下做了一些刪節(jié)”（該書《凡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編者認識到“40年前，我們在編選《明清徽商資料選編》時，由于沒有經(jīng)驗，很多資料我們當時沒有全錄，如家譜中的傳記、墓志銘往往是掐頭去尾，只保留了我們認為最重要的部分，而把傳主的世系傳承、子孫姓名給忽略了，從而給后來的研究帶來了很多麻煩。因此這次編選時，我們一概保留全貌”（該書《前言》）。由于完整收錄，能夠全面反映一些家族世代經(jīng)商、不斷發(fā)展的樣貌，以及家族內(nèi)部的傳承關系和徽商后代的職業(yè)設計等，極大豐富了我們對徽商的認識。

四是方便研究使用。正如編者所說：“一種是出影印本，這樣做比較簡單，但研究者使用不便；另一種是把所有資料整理成簡體字，這要增加太多的工作量……經(jīng)過再三權衡，我們決定采用后者。寧可‘自找麻煩’，也要方便研究者使用�！保ㄔ摃�《前言》）其中收錄的文獻資料絕大多數(shù)都是明清和近代未經(jīng)整理標點的刻本資料，大量的文書資料更是多為時人的手寫體，不規(guī)范的字、生僻字、生造字很難辨認。編者花費大量時間，經(jīng)過認真辨認、識別并請教行家，進行了錄入、整理并標點，大大便利了學者的使用。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寫道：“史料為史之組織細胞，史料不具或不確，則無復史之可言�！标愐�恪在《敦煌劫余錄序》中強調(diào)：“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睔v史學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凡治一學、著一書，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頁）。我們相信，隨著《資料集成》的出版，必將推動徽商研究進入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