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源：俄藏革命時期中共留蘇干部檔案及其整理研究

作者：陶源，系東南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俄藏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培養(yǎng)資料的整理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國際設立的軍政學校是培養(yǎng)中國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約有4000名中共留蘇干部在這里接受過培訓。這些學校包括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簡稱“東大”）、孫逸仙中國勞動者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簡稱“中大”）、列寧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列寧格勒托爾馬喬夫軍事學院、莫斯科炮兵學校、莫斯科步兵學校、基輔聯合軍官學院、遠東中國列寧學校等。各類學校培養(yǎng)了大量政治、軍事、技術、管理等方面的人才，對近現代中國特別是革命事業(yè)發(fā)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相關檔案文獻現收藏于俄羅斯各類檔案館。對俄藏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干部教育培養(yǎng)資料進行整理與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留蘇干部的教育培養(yǎng)舉措與他們的學習、生活情況，以及對國內革命事業(yè)的影響，為深化、細化我們黨早期干部培養(yǎng)問題及相關歷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資料，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中大、東大和列寧學校的檔案資料現收藏于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俄羅斯國立現代史檔案館、俄羅斯國立歷史檔案館等；托爾馬喬夫軍事學院、伏龍芝軍事學院、莫斯科炮兵學校、莫斯科步兵學校、基輔聯合軍官學院的檔案資料現藏于俄羅斯國立軍事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俄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等；遠東中國列寧學校的資料現藏于俄羅斯國立遠東歷史檔案館等。筆者所在團隊已收集、甄別、分類上述俄羅斯館藏的共產國際軍政學校檔案資料2000余個卷宗，例如，收集中大、東大和遠東中國列寧學校的檔案資料，并對其中的三部分主題檔案進行了整理，形成了資料集：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研究所資料集、莫斯科東方大學與中國革命相關資料集、莫斯科中山大學和東方大學制度匯編。這些檔案內容豐富，涉及留蘇干部的宣傳動員、組織建設、教育過程、個人活動等多方面內容。

理論是革命的先導，當時留蘇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革命理論，因而理論學習方面的材料極為豐富。1928年初，為深入了解中國和培養(yǎng)革命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學以東方研究所為依托，成立了中國研究所。研究所旨在深入研究中國的經濟、歷史和革命運動，出版了三類研究資料，分別為《中國問題》雜志、《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研究所公報》（以下簡稱《公報》）和《國際評論》。根據《國際評論》發(fā)刊詞中“當這現代中國革命潮流正在高漲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革命戰(zhàn)線，而到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蘇聯首都莫斯科……”的提法，編撰者應以中國學生為主，可以反映他們對共產國際及各國革命情況的學習和觀點�！豆珗蟆穼τ谥袊�工農運動的研究部分譯自國內的報紙，部分為該所漢學家的研究成果，如以著名漢學家鄂山蔭為代表的資料翻譯者和研究者，在教學中把關于中國工農運動的觀點傳授給中共留蘇學生。這些資料集中藏于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530全宗的第3號目錄，總計900頁。一方面，中共留蘇學生參與雜志的編寫和翻譯，提高了自身的理論水平和宣傳能力；另一方面，資料傳入國內后，把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性質、工農運動和國際形勢的觀點傳播到中國，對中國革命產生了重要影響。

按照當時蘇聯的學校管理條例，中大、東大和列寧學校幾乎所有會議紀要和工作計劃都得以完整保存，這部分檔案資料的豐富性和完整性，是目前整理的檔案中最突出的。資料散存于530和532全宗，項目組致力于整理與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研究相關性最強的31個卷宗，總計超過7300頁。這些卷宗記錄了中大、東大管理制度、黨內制度的詳細內容，如東大黨內三人黨小組工作的條例、東大黨務調查計劃、中大組織委員會和宣傳委員會的會議記錄、中大學生轉入列寧學校的文件，以及中大黨支部委員會入黨條例等。

這些資料詳細記錄了兩所學校的各類工作計劃和管理決策，其中，關于中國共產黨和旅莫支部制度建設的資料尤為珍貴。旅莫支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海外組織，規(guī)章制度建設完善，組織生活豐富，留下了珍貴的檔案史料。例如，532-2-131名為“東方大學中國共青團組織條例的報告書”的卷宗，是1926年初旅莫支部第十八期訓練工作計劃，分組織部和宣傳部規(guī)劃兩部分詳細闡述了旅莫支部的責任。通過這些資料，我們可以深入了解兩所學校在黨內組織、調查計劃、決策方面的細節(jié)，如轉黨工作計劃、派遣同志暑假到外工作等具體情況。通過中大、東大相關制度建設信息的進一步整理，能夠為我們黨早期制度建設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文獻。

根據當時的規(guī)定，學生在學習期間要按周填寫調查表，匯報思想動態(tài)、生活軌跡和個人活動。當其離校后，這些資料作為“個人檔案”留檔，成為同類檔案資料中比較特殊的部分，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中大和東大資料中包括大量留蘇學生的個人檔案。這部分資料除了較為集中的495-225（收錄了3642名中共黨員個人卷宗），其他個人活動檔案散存于530和532全宗，目前已整理其中的10個卷宗，總計超過2000頁。這些卷宗詳細記錄了中大、東大各年度學生的個人情況，如不同時段中大的學生名單、調查表、自傳及個人鑒定。資料記錄了留蘇學生進入中大、東大之前或在校期間的活動軌跡。如532-1-394“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黨團員調查表”記錄了37位旅莫支部成員入校之前的家庭情況、教育程度、經濟地位、革命活動、入黨時間等。以這些資料為基礎，可以推動對他們個人或群體在土地革命、解放戰(zhàn)爭等不同時期活動和貢獻的研究。

值得關注的是，這一時期出于安全和方便考慮，蘇聯各軍政學校的人事部為每位學生起了俄文姓氏或全名。長期以來，因資料缺乏等原因，國內學界很難將留俄學生中俄名字準確對應，張冠李戴的情況時有發(fā)生。通過研究資料中的人名對照表、個人履歷表等材料，我們成功還原了這批留蘇學生的本名，實現了資料和人員的一一對應，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余篤三、烈士唐義貞、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歐陽欽，以及一些東大旅莫支部成員等。清晰的人名對應關系，能夠成功還原留蘇學生的真實身份，有助于研究者更為全面、準確地了解這一時期的歷史事件及相關人物。

盡管目前我們的工作還處于檔案資料的搜集和初步整理階段，但根據以上資料特點來看，依托這部分檔案資料可以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研究。

例如，關于留蘇學生與早期黨史研究。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經歷國民大革命、蘇維埃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在革命斗爭中經受考驗，同時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逐漸減弱。留蘇學生群體是這一過程的經歷者和見證者，他們參與重要問題討論，在蘇聯學習知識和斗爭本領，回國后參加革命工作，他們在這一過程中也從青澀走向成熟，自覺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推動者。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的495全宗目錄225和530全宗目錄1，532全宗目錄1，以及531全宗目錄7，保留了很多這方面的檔案史料。東大學生個人履歷記錄了留蘇學生在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文化課程、理論學習，如曾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展開討論。在軍事訓練方面，如1929年三四月間，劉伯承和同學們參加在高加索的聯合兵種演習，加入防守山崗的第九步兵團的情況等。將上述軍政學校的黨務、教學、行政、組織發(fā)展等資料進行歸納、整理和研究，對推動早期黨史研究，特別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關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又如，關于留蘇學生與中國新社會科學運動研究。1930年前后，中國學術界出現了一場聲勢頗壯的新社會科學運動，主要表現在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分析中國歷史和社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節(jié)點。這一運動的興起與留蘇學生存在密切關系，他們在中大學習和研究蘇聯社會科學成果，應用于中國研究，初步形成自己的學術認知�；貒�后，他們積極參與中國社會性質論戰(zhàn)和中國社會史論戰(zhàn)，在論辯中修正和深化已有認知，成為新社會科學運動中的重要力量。

再如，關于留蘇學生與黨的建設經驗的研究。俄藏檔案還反映了留蘇學生對于黨組織建設的初步探索。532全宗的目錄1和目錄2部分收錄了關于中共旅莫支部的資料。資料反映了旅莫支部在干部培養(yǎng)和組織建設方面穩(wěn)定發(fā)展，形成了“訓練方面、理論方面、實際方面”的一系列做法和經驗。旅莫支部開展“入黨教育”，建立“精密組織”，執(zhí)行“鐵的紀律”，進行“制度化的組織生活”，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的早期發(fā)展史上，這些舉措大多具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對于我們深化黨的建設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除了上述資料，俄羅斯各檔案館還收藏著大量與中國共產黨歷史有關的資料，可以為中共黨史、中蘇外交史等多個領域提供資料支持。通過進一步查檔、整理、翻譯，能夠為革命時期中共留蘇干部教育培養(yǎng)構建完整史料體系，并以微觀的黨史問題為基礎，較為全面深入地揭示民主革命時期中共留蘇干部群體學習、傳播馬克思主義歷程，深化中國共產黨早期歷史及中共與共產國際關系史等相關問題的研究。